来源：环球人物
“一天没找到梅姨，
心都放不下来。”
作者：付玉梅
5月中旬，粤东地区迎来灰蒙蒙的雨季。雨落在黄砂村的石桥上，很快流成污黄的泥水。“我那天就是在这里晕倒的。”钟丁酉指着前方的地面，低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寻子18年来，钟丁酉第一次倒下。4月25日，他得知“梅姨案”主犯张维平等人将被执行死刑，但自己被拐走的儿子钟彬还没下落，心乱如麻：“找孩子的线索是不是断了？”
最后的希望落在梅姨身上——这个仍未落网的神秘人物，是寻子家长的噩梦。张维平称，他拐来的孩子，都是经梅姨之手卖出去的。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黄砂村是她生活过的地方，钟丁酉急忙赶来打听消息。旁人眼中的钟丁酉内向孤僻，常常“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那日也看似如常。走着走着，他突然脸色苍白，头一沉，倒在地面。
回想当时的情景，钟丁酉有些发怯。他说不清为何晕倒，只隐约记得那份眩晕感，“眼前一片黑”。被搀扶起身后，这个踉踉跄跄的背影很快又上路了。
这些年，“梅姨”的代号和那张体态矮胖、短发、三角眼、带着诡异笑容的画像传遍全网。然而，没有人能确定她真名叫什么，来自何处。追踪梅姨，也就成了一件无比艰难的事。
跟随寻子家长，《环球人物》记者去到她曾出现过的地方，试图接近这个名字和背后的故事。
鸡公山：疯狂的交易
近20年过去，“梅姨”二字还像幽灵一样飘荡在广州增城的鸡公山。申军良带着《环球人物》记者走到一位满头银发的客家老太面前，指着寻人启事上的画像，俯身询问：“阿姨，您见过这个人吗？”
·申军良曾在鸡公山派发的寻人启事（当时梅姨的画像还是第一版）。付玉梅/摄
对方沉默着摇了摇头。申军良又问：“那您知道梅姨吗？”
老太太浑浊的眼神突然闪了一下，将手从拐杖上轻轻抬了起来，指着身后的山说：“是那个卖小孩的吗？之前好似住在上面的。”声音引来另一位居民，走过来插了句：“怎么还在找她，还没抓到啊？”
申军良是“梅姨案”被拐儿童的家长之一。多年来，他带着钟丁酉等人四处奔走，寻找梅姨的信息。2020年3月，他幸运地找回儿子申聪，而后继续帮助其他家长寻子。
·申军良行走的背影。付玉梅/摄
鸡公山上是一大片城中村，人口复杂，流动性强。老旧的居民楼房环绕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留守此处的人，大多垂垂老矣。申军良熟练地穿梭在巷子里，拼凑人们对画像上的梅姨遗留的记忆。得到的信息通常很琐碎，比如“记不得咯”“好像住那边（用手大概指了指）”“好像见过她去买菜”云云。
·鸡公山的居民楼房。付玉梅/摄
关于梅姨与鸡公山，最早也最确切的信源来自张维平。
2016年3月，张维平被抓获归案后交代，自己是通过一个叫“梅姨”的中间人来联系买家。据他描述，梅姨当年50岁左右，2003年至2005年间居住在鸡公山，平日以做红娘为生，会说客家话和粤语。每次他拐到孩子，就和梅姨约在鸡公山脚下的斜坡见面，有时还会一起抱着孩子从客运站坐车去与买家交易。
·申军良介绍张维平与梅姨的会面情况。
“如果不是因为梅姨，张维平不会变得那么疯狂。”站在张维平指认的那处斜坡上，申军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2004年12月31日，一岁多的钟彬在广东惠州博罗县被拐；2005年1月4日，刚满周岁的申聪在60多公里外的增城沙庄被人抢走——两起作案时间仅隔4天。
张维平在庭审时回忆，初次与梅姨合作时，他还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用的说辞是“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希望梅姨介绍一户收养的人家，只需付一笔“抚养费”。第一笔生意，张维平收到12000元，给了梅姨1000元做介绍费。他渐渐发现，梅姨并不关心孩子的来历，还会主动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孩子”，并承诺只要有孩子就收。
二人建立起合作关系。据张维平交代，他拐来的9名孩子都是通过梅姨卖出去的。申军良说，孩子交到了梅姨手上后，“几乎都不用隔夜就能找到买家，来一个马上卖一个，张维平也就越来越猖狂”。
沿着斜坡右转走向外侧街道，经过一排喧闹的小店，不到5分钟，就到了增城客运站。这也是梅姨多次成功逃脱的路线。申军良第一次走这条路时，一想到儿子申聪就是这样被拐走的，“每一根头发都竖了起来，浑身都在发抖”。
5月10日下午，客运站售票处的大门紧锁。一名长期在这拉客的摩的司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里几日前因为经营不善停业了。
·增城客运站外景。付玉梅/摄
申军良顺势又拿起手中的寻人启事问：“您见过这个人吗？”司机一看画像，立马拍手：“梅姨嘛，增城人都知道！她的画像当时街上到处都是。”
申军良苦笑了一声，说：“我知道，都是我贴的。”又指了指旁边的钟丁酉说：“她（指梅姨）拐走了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找到了，但他的还没有。”
·申军良（右）与钟丁酉。付玉梅/摄
司机感叹了一句：“真系‘阴功’（粤语，意为‘作孽’）咯！”他说，这里之前每天挤满人，很多都是从外地来打工的。“梅姨的相貌在广东是很常见的类型，混进人群里，很难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物是人非，要在茫茫人海中挖出一个20年前的人，谈何容易。申军良曾从警方处获悉，两位确切和梅姨有接触的老人，一人去世了，另一人也因为年纪太大无法回忆起当年的事。
从2016年起，在增城搜寻一年三个月后，申军良称走遍了“这里的每一条巷子”，但依然没有进展。这时，张维平又透露一个关键信息：有一次，他与梅姨带孩子和买家交易后已是深夜，梅姨将他带到河源市紫金县的一个老汉家借宿了一晚。张维平判断，二人是交往关系。
申军良立马将脚步转向紫金。
紫金县：狡猾的面具
车从增城出发，一路向东，驶过重重山峰，3小时后，就看见山脚下一个“水墩镇”的标识。
·水墩镇沿路。付玉梅/摄
这里位于紫金县东南部，人们能更准确地辨认出画像上的梅姨。
镇中心一家客家菜馆开了近30年。听到“梅姨”两个字，老店长缓缓吐出：“那女人之前在附近待过几年，我记得是矮矮胖胖的。她还拿背篓装着粿（一种南方米制品）和包子来镇上卖，不怎么和人搭话。谁知道她背后是卖小孩的？”
往更深处去，黄砂村的人对她的印象是“很神秘”。梅姨在此地曾与一名老汉彭某（化名）同居过三四年。如今，彭某家过去梅姨曾住过的泥瓦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三层白色楼房，门前围起了铁栅栏。
只有一路之隔的邻居吴某（化名）向记者聊起梅姨，啧啧感慨：“狡猾，这人太狡猾了。”
虽然吴某常年在外务工，但在只有几百户常住人口的黄砂村，没有不透风的墙。而对梅姨这个“新人”，吴某及家人都不了解她的任何信息，甚至没打过照面。她在黄砂村多是短居，每隔几日就以做生意为名离开，鲜少与人交往。
这与申军良多年来的感受如出一辙：“梅姨这个人反侦察和隐藏能力都特别强。当时之所以会把张维平带来彭某家住，我猜测就是因为不想去宾馆开房留下身份信息。”
就连彭某也不曾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彭某曾回忆，2003年左右，他经人介绍与一个叫“番冬梅”的女人交往。在他印象中，“番冬梅”当时50岁左右，说一口客家话，“不是紫金本地口音”。交往三四年，彭某从没见过她的身份证，只知道“她是广东人，丈夫出车祸死了”。警方后来经过排查，并未找到“番冬梅”。
她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或许不是偶然。黄砂村地处偏僻，四面环山。除了雨声，村子里静悄悄的，将两个棋牌室的声响衬得尤为刺耳。见到外来人，村民背过身，将谈话的音量放小，显露出提防的神色。
走在村子里，很难忽视桥墩、电线杆上贴着的寻人启事——都是找孩子的。
据媒体报道，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早年常“收养”外地男童，让梅姨等人有机可乘。张维平称，他和梅姨拐卖的9名孩子，有7名卖到了紫金县，还有一名在与黄砂村紧挨着的梅州，都是男童。
·黄砂村沿路的寻人启事。付玉梅/摄
当地几乎只有老人留了下来，唯一一所小学也因为没有学生而关停了。传统而封闭的氛围，如同一道严密的屏障。
·被山与杂草包围的黄砂学校。付玉梅/摄
2018年，申军良初到黄砂村时，觉得别人看他“像看外星人一样”，每日吃闭门羹。三四个月过去，才有好心的村民偷偷给他使眼色，将他带到没人的地方说，梅姨的画像和她本人不太像。
第一版的梅姨脸瘦、颧骨凹陷。但村民说，梅姨“很胖”。
画像有误，申军良马上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警方。而谁能确定梅姨究竟长什么样？想到这，申军良又径直朝彭某家中跑去。
彼时已入夜，彭某见到匆匆赶来的申军良，态度坚决，不愿再谈“番冬梅”之事。往日的申军良通常很有耐心，被拒绝了就等下次机会。但那次，他一想到拿着错误的画像根本找不到人，“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心一横，扑通一声，单膝跪在彭某面前。
坐在沙发上的彭某愣住了。双方僵持着，申军良跪了将近一个小时：“叔叔，求求你帮我看看，梅姨到底长什么样，我找孩子的，真的很重要。”彭某最后松了口：“这张画像的确不像。”
后来，在彭某的帮助下，经由被称为“神笔警探”的山东省公安厅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的执笔，才有了如今传遍全网的梅姨肖像图。
·梅姨第一版（左）和第二版画像对比。图源网络
那是申军良在黄砂村最大的突破。更多时候，他等来的是冷眼、隐瞒、谎言。
天色渐暗，雨下了起来。《环球人物》记者与申军良、钟丁酉一行人挤在伞下，站在彭某家紧闭的栅栏前。
彭某如今已年近七旬，身子骨还算硬朗，偶尔会去工地上打点杂工。据吴某说，彭某那日也出门干活了。记者注意到，我们的车开过来时，彭某家中的窗户还是敞开的。待我们停车后走过去，约莫几分钟，窗已悄然关上。又等了十多分钟，一名老妇（据说是彭某新的同居者）对着门外大喊，称彭某不在，让我们“不要再来了”。
钟丁酉发愁。“老汉（指彭某）也不愿意说了，以后我怎么找孩子？”
钟丁酉：转变与矛盾
“梅姨案”背后，便是这样一个个具体的、饱经痛苦的寻子家长。相比起申军良等人，钟丁酉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这与他的性格相关——木讷、寡言，不习惯出现在媒体与公众面前。他也忍不住评价自己：“像个小女生一样，很怕羞。”
事实上，钟丁酉是在孩子被拐后性情大变的。2004年，钟丁酉与妻子带着儿子钟彬从江西老家到广东惠州石湾镇打工。出租屋周围多是老乡，勤劳好客的钟丁酉交了不少朋友，平日喜欢喝点小酒聚餐，日子尚算安稳。
直到年底一个人出现，就是张维平。他搬进了这片厂区，自称是四川人，主动接近钟丁酉一家，说大家出门在外都是朋友，也以“老乡”自称。
“他见人就打招呼，很有亲和力。”钟丁酉记得，张维平很喜欢小孩，经常给孩子买零食吃。2004年12月31日中午，钟丁酉出门了，妻子一人在厨房洗碗。张维平主动来帮忙“带娃”，说带钟彬去外面买糖吃，就再也没有回来。
从此，钟丁酉变得失魂落魄，不爱说话，每日除了工作就是出门找孩子。可是，钟彬的去向至今是谜。
钟丁酉个子不高，平日里靠给人做装修、建房子为生，皮肤晒得黝黑。为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他放下在建的工程，从江西连夜坐火车赶到增城。记者与他坐在增江边时，他浑圆的眼睛里还布满血丝，沙哑的声音却带着一丝亢奋，努力想表达些什么。
·钟丁酉。付玉梅/摄
这些反映出他的某种转变——从害怕被看见，到害怕被忘记。
张维平被执行死刑，梅姨仍未落网，找钟彬的线索又沉入茫茫大海。在这位父亲心中，他被人记住，意味着会多一个人牵挂钟彬。也许，孩子就能早点回家了。
在申军良的帮助下，他开通了自己的视频账号，更新寻子动态。5月10日晚，一夜未睡的钟丁酉，几杯酒入肚后，在直播间显得很“反常”。与往时的面无表情不同，他话变多了，还露出了笑容。
网友一看，钟爸爸心情甚好，IP地址又在增城，就产生推想：“莫不是钟彬找到了？”
11日一早，钟丁酉的私信和评论区被“祝福寻子成功”的消息填满，有人直接建起“钟彬找到了”话题，还有记者打电话来询问，钟丁酉只能一遍遍否认、解释、致谢。
当日下午，《环球人物》记者与钟丁酉来到黄砂村，走在一片长满杂草的农田旁，他放下手机，突然开口：“其实我今天心情蛮复杂的。嘴上是开心的，钟彬找到了，原来会有这么多人来鼓励我。可心里面失落更多。钟彬还没有线索，我看到那么多恭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受，怎么回应。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来祝福我了。”
那天，钟丁酉内心的矛盾又多了一重：一方面，害怕被忘记，另一方面，在陌生的互联网世界，又害怕被以错误的方式记住。他显得手足无措，向记者挤出一个笑容，又沉默地向前走去。
·钟丁酉。付玉梅/摄
申军良：渺小与坚持
寻子之路是如此艰难。申军良和钟丁酉都觉得，路上有一种但凡没有亲身经历过，都无法理解的绝望感。
靠在增江岸边的扶栏上，望着对面密密麻麻的居民房，申军良问《环球人物》记者：“你看到了什么？”还没等记者回话，他紧接着说：“我看到对面都是我的影子，当年走街串巷的影子，时常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一天又一天，每天都在祈祷奇迹。”
如今，申军良算是幸运的、“上岸”的那一个。找到孩子，却还是在路上，许多人都问过他——为什么？
他的回答是：“一天没找到梅姨，心都放不下来。”
“且不说被张维平和梅姨拐走的另外3个孩子没找到，如果找到梅姨，可能不止张维平，还会牵出黄维平、李维平，那能找到多少孩子，得是多少家庭的希望？”申军良说，他不想停下，是希望为那些处于痛苦中的家庭再寻找一丝希望。
有时，这种希望意味着在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面前，都有一头扎进去的决心。也有人称其为“偏执”。
比如，张维平被执行死刑的消息，申军良与钟丁酉在前一日才突然知道。因为时间紧迫，且无法获准会见，申军良连忙写下306字的亲笔书信，想让主犯的亲属在会见时转达信中的内容。
“我想最后一次请求你们，被你们带走的钟彬、欧阳家豪和另外一个小朋友，跪求告知他们的下落。因为被你们带走的这3个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好不好？”
又一次，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申军良不止一次和失而复得的申聪说：“我的力量太渺小了。”今年19岁的申聪似懂非懂，看着疲惫的父亲出门又返程，头上的白发越来越显眼，每次都坚定地鼓励：“爸爸我支持你，你一定要帮帮他们。”
·申军良（左）与钟丁酉同行的背影。付玉梅/摄
申军良记在心里。他也曾得到过太多帮助。比如在增城，鸡公山附近的菜市场里有一个擦补皮鞋的摊位，摊主是名清瘦的中年妇女。她见申军良每天都在贴寻人启事，主动提出帮他打探消息。此后，申军良每次见着她，都能得到“谁家的孩子好像是买来的”“那个叫梅姨的女人曾在哪买过菜”等线索。
·申军良常向当地商贩打听消息。付玉梅/摄
还有紫金。在这个小山村里的熟人社会，哪怕有谁与申军良搭上几句话，都容易惹来话柄。可偏偏有一个大姐，说着申军良听不懂的客家方言，每日三餐骑着自行车满村找他，给他送自家做的热饭菜。申军良说，那是他寻子15年的路上吃得最好的一段日子。
申军良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感谢对象是警方。谈起他们，申军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早年，因为寻子心切，他称给警方“添了不少麻烦”，比如贴不完的传单，打不完的电话，一有线索就忍不住催促警方，焦急地等待结果。最终，也是警方将申聪等被拐儿童带回了家。
申军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张维平和彭某都曾表示，梅姨曾不经意间透露自己住在广东韶关。她接到过“家里出事了”的电话，急忙买了去韶关新丰的票，但目前还没有更多消息。
“我们一直在调查，办案部门暂时还没有新的突破。”增城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近日向媒体表示，案件有进展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只短短几日，《环球人物》记者在与申军良、钟丁酉的交谈中，常被一群人的来电打断：给他们提供线索的网友。曾经靠贴一张张传单，如大海捞针般寻找知情人的时代不再，网络的确缩小了寻亲的距离，也加大了信息筛选的难度，比如对方也许只是奔着赏金来的骗子……说到这，申军良苦笑着摇摇头。
但好人总是更多的。电话、私信那头，总有人不计回报地提供信息，或只是说一句鼓励的话，足以让屏幕这头疲惫的家长红了眼眶。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凝聚了多方力量的共同坚持——对被拐儿童的寻找、对梅姨等人贩子的追踪和打击。当“渺小”聚集，申军良觉得，说不定，那鸿沟会有翻越之时呢？
钟丁酉的微信头像一直是儿子钟彬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钟彬头上有两个旋，脸圆圆的。他很开朗的，爱和人玩。”谈到钟彬时，他紧皱的眉头总会舒展几分。
“我做梦都想找到他（钟彬），不骗你的，我做梦都梦到了好多次他回家。”
“梦里的他是什么样子？”《环球人物》记者问。
“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头发有点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没关系，他想留什么头发都可以，我梦到了好多次都是这样。他看起来很干净，穿着白色上衣、黑色裤子，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衣服。”
愿那一日早日到来——梅姨早日落网，警方早日报捷，所有父母早日与孩子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