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津云关注]因超生被辞退的广东民警：孩子是意料之外，开除也不在情理之中
津云新闻记者侯沐伟
近日，一则“民警因生三胎被单位辞退”的消息在网络中热传。在广东省云浮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任职的薛权（化名）发文称，自己和在当地小学任教的妻子谢玲（化名）的第三个孩子诞生前后，二人先后遭到各自单位辞退和开除。薛权认为，这样的处罚与2018年5月31日修改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不符，在具体执法中也存在不合程序之处。
云浮市公安局情况通报
11月7日晚，云浮市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薛某权作为民警和公务员，知法违法。在薛某权妻子政策外怀孕期间，公安局多次找薛某权谈话教育未果，因此认定其已不适合在公安机关工作，作出辞退决定。
“我确有4个孩子，但超生只有1个，没为超生假离婚”
云浮市公安局发布的情况通报指出：“薛某权2006年与前妻政策内生育一孩（女）；2012年1月与现妻子谢某玲再婚并于当年7月政策内生育二孩（男），2012年10月与谢某玲离婚；2016年5月与谢某玲复婚4个月后，政策内生育三孩（女）；2019年1月，薛某权与谢某玲政策外生育四孩（女，属谢某玲第三孩）。”
11月8日，薛权在接受津云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确实共有4个孩子，但政策外生育的只有1个，即2019年年初妻子谢玲所生的这个女孩。
“我和前妻在2006年生了一个女孩，2009年我和前妻离婚后，这个女儿和前妻一起生活了。为保护她们的隐私，我很少和他人或媒体提到和前妻生的孩子。警方通报里其实也说得很明白，我只有1个孩子属于超生，不是网上说的‘屡次违法’。”薛权解释道。
薛权一家人
此外，对于通报发出后网友质疑薛权是“假离婚”以求得多生孩子的配额这一说法，薛权向记者予以说明：“2012年10月，我们在孩子出生后3个月离婚了，但那次离婚是出于情感和其他一些私人原因。2016年5月，我和谢玲又复婚了，她那时的确已有身孕，随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孩子对促成我和妻子复婚有很重大的意义。”
“退一步说，如果真是为了能多生孩子而假离婚，那也应该是发现怀孕后离婚，而我们反而是发现怀孕后结婚了，因此这种说法逻辑上不通。”薛权说道。
屡次被要求“补救”仍生下孩子生育前后夫妻双双丢掉工作
薛权与身为小学教师的妻子谢玲在3个月内接连被辞退和开除，这要从2018年5月谢玲的怀孕说起。
薛权在讲课中
在薛权看来，这次超生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我经常要出差，夫妻二人聚少离多。2018年5月1日，我回到云浮市的家中和妻子短暂团聚，此后便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邀请，前去驻校教学。5月底，妻子发现可能怀孕了，由于她当时工作繁忙又感冒了，到了6月初才去医院做检查，并确认自己怀孕。这是一次意外怀孕，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其实是做引产，但6月3日，我在网上看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通知，于是开始考虑，是否可以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薛权回忆称，妻子谢玲在发现怀孕后曾向学校做了汇报，并同时指出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所修改。当时曾得到领导回应说：“刚刚好呀，祝贺你。”随即，二人决定不打掉这个孩子。但没想到的是，2018年的“十一”过后，校方和区教育部门一改此前“相安无事”的态度，开始屡次要求谢玲采取“补救措施”，并发公函给薛权供职的云浮市公安局。薛权称，所谓的补救措施，就是做引产手术。而此时，谢玲腹中的孩子已有6个多月大了。
薛权还表示，妻子曾对自己说，学校校长会在自己给学生们上课时就在教室外喊道：“谢玲，出来。”并进行谈话，留下一个班的学生没人给上课。此外，只要谢玲没课时，就会有各路领导“轮番上阵”劝说，这种劝说的频率在2019年初孩子出生前夕达到了高峰。
记者连日来多次拨打谢玲曾供职小学的电话，希望确认上述情况。一位老师向记者表示“不便透露，具体请咨询区教育局”。记者又致电云城区教育局人事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主要负责处理这件事的领导已于2019年9月退休了，许多事情自己这边刚接手，并不是很了解。
2018年12月29日，薛权被云浮市公安局辞退，2019年1月19日，薛权、谢玲夫妻的第三个孩子出生，2019年3月21日，谢玲被学校开除。
计生人员曾告知不会被开除云城区卫健局：开不开除各单位自己决定
薛权表示，由于相关政策的变动还没过多久，夫妻二人当时的内心是很忐忑的。为此，他曾咨询过当地的计生部门。之所以最终决定留下了这个孩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计生部门的回答令他心里“多少有了底”。
然而令薛权错愕的是，当地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曾在孩子出生前亲口对他说过“只会处分、可能影响升职、评先和评优，不会被开除”。而薛权被辞退后，云浮市云城区卫健局又表示“开不开除，由当事人的单位决定”。
在薛权提供的一段视频中，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对他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讲，现在还没生，生出来之后才能认定私生的事实。你现在有单位，那么如果孩子生出来后交了社会抚养费，是可以在单位工作的。但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对于你自己个人的升职和评优是有影响的。”
据薛权介绍，上述视频中的对话发生在云城区计生服务站，说话的工作人员是该站的吴科长。孩子生下来后，也是这位吴科长交给他一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11月5日，云浮市云城区卫健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开不开除，由当事人单位决定。”
对于上述相互矛盾的说法，薛权对记者说：“卫健局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实上，我被辞退、我妻子被开除，均未有计生部门介入调查，都是双方单位各自处理的。”
去年5月广东省曾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事人：辞退不是行政处分
记者查阅发现，广东省政府官方网站曾于2018年5月31日发布名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的文件。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截图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
修改前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条曾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对其超生职工应当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
而在2018年5月31日修改后的条例中，第四十条已改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在薛权看来，他与云浮市公安局的矛盾，就是源于对这一条例理解的不同。
薛权对记者解释，上述这份省级文件已经调整了对超生处罚的态度。具体到他本人的情况来说，该条例中指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自己被辞退并不属于行政处分的一种：“《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的种类有6种，分别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行政处分的法定情形不包括辞退。有关党委规范性文件规定行政开除处分也不是指辞退。就算单位要‘顶格处罚’我，也没有这个法律依据。考虑到《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前后去除了“应当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的字样，因此单位可选择的行政处分也不能包含‘开除’这个选项了。不作行政处分而是直接辞退，这不是‘顶格处罚’。”
就薛权上述质疑，记者采访了一位云浮市公安局相关人员，对方表示：“这个问题在云浮市公务员局的《申诉处理决定书》中有明确说明。”记者看到，在这份开具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的《申诉处理决定书》中，云浮市公务员局公务员申诉公正委员会曾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第四款（经记者核查，此条款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为第八十八条第四款），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法律和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作出辞退决定。”
云浮市公务员局公务员申诉公正委员会回复的《申诉处理决定书》
当事人：被辞退一事涉嫌多项不合法定程序行为
对于上述针对辞退决定的解释，薛权认为仍有不合法定程序的地方。
“在云浮市公安局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辞退规定（试行）》中，作出辞退决定需要有明确的违法违纪事实，但我被辞退是2018年12月29日，我和现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是在2019年1月19日。被辞退时，我的孩子还没出生。”薛权说道。
薛权还认为，当地计生管理部门没有介入到调查、认定超生的过程中，这是反常的：“公安局和区教育局在辞退、开除我们夫妻二人时，绕开了我们当地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这也违反了法定程序，犯了司法错误。云浮市公安局的通报称，警方‘经过调查认定超生’，但公安局没有对超生的调查权和认定权，这已经涉嫌权力的滥用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绕开计生管理部门。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取消超生即辞退”的内容（2019年3月出版）
记者询问薛权，除上述涉嫌不合法定程序的行为外，对于辞退这一决定本身是否认可。薛权沉默了数秒后，表示：“也不认可，这不符合最新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取消‘超生即辞退’规定的精神。”
留下孩子源于不忍心也有对妻子健康的顾虑
据了解，薛权和谢玲的家中此前已经有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今年8岁，老二是女孩，今年3岁，而夫妻二人的父母俱在。
谢玲和三个孩子
记者询问薛权，既然此前夫妻二人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还有多位老人要赡养，为何会坚持将这可能导致夫妻被单位处分的第三个孩子生下来。薛权表示，一方面是看到相关条例有了修改，另一方面则是“不忍心、不舍得”，同时也有对妻子做引产手术后健康的担忧。
“其实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夫妻双方父母共4位老人需要照顾，还有两个孩子，再生一个其实是有很大经济压力的，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一方面是看到条例的修改，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特别是孩子5个月时有胎动后，经常在妈妈的肚子里踢或扭动着，我和妻子本来就举棋不定，看到这个情况时更是犹豫。”
此外，薛权还对记者表示，夫妻二人最终没有选择引产，还有一个原因是对此举动可能威胁到谢玲身体健康的担忧。“正如我此前说的，2018年‘十一’之前，两边的单位并未要求我们进行‘补救’措施，真正要求我妻子引产时，她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医生曾对我们表示，此时再做引产，对大人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和身体负担。因此，我们当时的处境是进退两难。”
并不了解何为“衍生问题”希望单位明确说出来
11月4日，云浮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辞退薛权并非网上文章所称‘超生’那么简单，单位肯定不会随随便便辞退一位公务员。薛权被辞退，是因为他的超生带来了一些衍生问题，在多次沟通无果情况下，才将他辞退。”
11月6日，记者采访到被辞退的当事人薛权，他对记者说道，自己并不知道云浮市公安局说的“衍生问题”指的是什么。
“在我看来，云浮市公安局所说的这个‘衍生问题’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也不了解会存在什么别的原因。在此我也希望说一句，如果我的单位认为辞退我这件事存在某些‘衍生问题’，我希望他们可以明确公开地说出来，不要搞一些模糊不清的说法。”薛权说。
记者多次试图就该事件中云浮市公安局所提到的“衍生问题”询问详细情况，但云浮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回答”。
申诉被驳回尚需缴社会抚养费十五万余元
被辞退后，薛权曾向云浮市公务员局公务员申诉公正委员会申诉，但该委员会决定维持被申诉人的辞退决定。2019年6月，薛权夫妇向云浮市教育局提出申诉。6月25日，云浮市教育局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2019年9月，谢玲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云城区教育局，但法院未予以立案。
薛权收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孩子生下后，薛权被当地计生部门告知，需缴社会抚养费十五万余元。薛权提供的一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显示：“经调查核实，你们于2019年1月19日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双方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决定给予征收社会抚养费人民币153165元。”
11月8日，记者多次拨打云浮市公安局宣传科的电话，希望就薛权对警方通报提出的多项质疑进行采访，截至发稿前，该电话未能接通。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责任编辑：祝加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