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伊藤诗织：大部分性侵案件不关乎性企图，而关乎权力
“日本的强奸法案在过去110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伊藤诗织告诉界面文化，“等我去中国的时候，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强奸法律是怎样的。”
采写|傅适野
编辑|黄月
持续向前和不断回看构成了伊藤诗织目前的生活状态。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国不久；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她正在拍摄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与此同时，在从非洲回到日本的一周后，7月8日，她因为山口敬之的案件再次走上法庭。
伊藤诗织是一起性侵案的受害者，她是《黑箱：日本之耻》一书的作者，也是BBC纪录片《日本之耻》的主角。2013年，当时还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本科生的伊藤，在打工的酒吧结识了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随后山口主动邀请伊藤参观TBS纽约分局，并介绍其与纽约分局局长认识。2014年，即将毕业的伊藤诗织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山口在邮件中为她引荐了一个在纽约实习的机会，伊藤对此心存感激。2015年，毕业归国后在路透社驻日记者站工作的伊藤考虑回美国工作，因山口此前曾表示TBS华盛顿分局随时招实习生，她便向他发送邮件询问实习机会。山口表示确实有实习机会，并邀请她于2015年4月4日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商谈工作签证以及工作相关事宜。
纪录片《日本之耻》中的伊藤诗织
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在第一家店喝了一阵，在串烧店伊藤诗织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她平时酒量很好，并无醉意。而在寿司店，在第二合酒（日本酒的传统计量单位，一合不到180毫升，相当于一个中瓶啤酒，四分之一瓶红酒）喝完前，伊藤诗织去了趟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后，她忽然感到身体难受，再度起身去洗手间。一进洗手间，她立刻感到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水箱上。之后便不省人事。
再次醒来时，她先是感到一阵剧痛，随后发现山口敬之重重地压在她身上，令她无法动弹。在整个过程中，他全然不顾伊藤诗织身体上的抗拒和言语上的质问，事后又是一副哄劝的口气：“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他还若无其事地在邮件中与伊藤诗织讨论工作相关事宜，而当她提起那晚的事情，山口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在他的叙述中，此次事件是由于伊藤诗织烂醉如泥，他出于好意将她带回酒店，她在去了一趟洗手间之后爬到他的床上，说自己“不小心喝多了”。在自己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山口看到“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山口敬之在邮件中这样反问伊藤诗织。
面对山口的否认，伊藤诗织在友人的鼓励下前往警署报案。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此后在与警署、司法程序以及大众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她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侵如同谈论房间里的大象。而发起一场和性侵有关的诉讼，就是将原本被限定在私密领域的、不可被谈论的事件公之于众。正如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所言：“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而作为新闻记者和当事人，伊藤诗织越是试图打开“黑箱”，反而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了越多的“黑箱”。这些“黑箱”指向对于性侵受害者遭受的二次伤害、指向性侵案件后收集证据的困难、指向此类案件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重重障碍，还指向日本法律体系中对于性侵案件的长期忽视。
然而，撬动“黑箱”并非易事。这其中既涉及时间和精力的牵扯，也包含着一次次公开讲述过往伤痛经历所带来的重复伤害，以及在面对公众和司法体系的漠视甚至恶意时无比巨大的勇气。
2015年4月30日，伊藤诗织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
2015年6月8日，案发后两个月，警方根据收集的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法院的签发许可。然后在逮捕山口敬之的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刑事部长中村格叫停。在此之前，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部被调离此案。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展开新一轮调查。
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此案不予起诉。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检方的审查机构提交了复议申告书，并在此次发布会上向公众宣布了这一决定。
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对此案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伊藤诗织进行反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一亿日元，并在全国的报纸和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山口敬之表示，伊藤将此案公之于众的行为以及她通过书籍和纪录片等方式持续曝光的行为，让他在一年内接不到工作，失去了曝光机会，导致名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
2019年7月8日，此案开庭。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
纪录片《日本之耻》截图，中间为山口敬之
7月9日，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伊藤诗织进行了视频采访。事发至今，已经过去4年。伊藤诗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她的生活不像外界想象得那般天翻地覆——她并非每天沉浸在受害者的阴影中以泪洗面。她仍在从事自己热爱并坚信的新闻事业。她已从一位性侵受害者变成了性别平等的倡导者，立足自身经历，力图纠正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的性别偏见。
“我并不是每天以泪洗面”
界面文化：距离性侵事件过去四年了，距离《黑箱》这本书出版也有两年了。在书中你完整地记录了性侵事件的经过以及后续，也通过你个人的案件反应出日本媒体、社会和司法系统在处理性侵案件时的种种漏洞。随着这本书在不同国家出版，为了配合宣传，你需要不断回到当时的场景和记忆里，这对你会造成困扰吗？
伊藤诗织：这并不容易。每当我再次谈论这件事时，我总是能想起山口敬之。就像昨天，山口敬之的律师不停地询问我事情的经过。我每回忆一次，就像又经历了一次整件事情。
这本书在2017年10月出版后发生了很多改变。因为10月反性骚扰运动在美国爆发，公共舆论有了巨大的转向。在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异常缓慢。但对我来说，目睹过去几年变化的发生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回忆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对我而言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但我知道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故事，还是很多女性的故事。因此我认为十分有必要强调女性的诉求，以及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共享同一种经验和故事。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也提到，你对于自己在新闻报道中被描述成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人”颇为不满，你对于这个标签对自己的缠绕感到不悦。当你不断被要求重述自己的故事，你是否认为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对于“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伊藤诗织：不可否认，我确实是一个受害者（victim）。在过去几年里，我收到了诸多标签，比如幸存者、受害者，同时也有很多恶意的绰号，但我努力专注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想传递的信息是，即便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它也不会改变你是谁。你有绝对的权利做自己。我记得我在书里也写到，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感到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掌控，好像别人在钳制你。尤其是在媒体中、在网络上，它们对于受害者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描绘，从穿着到姿态，你都要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形象。这是我想要反抗的，我并不是每天以泪洗面，也不是每天都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这只是警察和媒体希望我呈现出的形象。
《黑箱：日本之耻》
“我对新闻抱有希望，我对日本不抱太大希望”
界面文化：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我的感觉是你有一个面向公共的自我，和一个私密的、未开放的自我。面对公众的时候，你是一个幸存者，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个战士，而私密的那一部分其实公众并不能了了解到。我很好奇这两个自我有冲突或者无法调和的时候吗？这种时候你会如何处理？
伊藤诗织：我生活在亚洲社会，生活在日本，我大概能够预想到此类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反应。我经历了法律程序上的失败，我的案子被中断，我意识到对于此类案件、尤其是对性侵案受害者的支持是多么零星稀少，受害者并不能寻求公正，而媒体也在努力避免触碰此类案件，尤其是牵涉到权力时。我认为大部分性侵案件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这并非事关性企图，而是关乎权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
我记得在书里我写到，作为在日本长大的女孩，被痴汉性骚扰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当时对一个外国记者讲了这件事，这篇报道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日本民众看到后反应异常激烈。一些人指责我，你为什么这么不爱国？这让我意识到在日本公开谈论性骚扰是一种禁忌。因此当我写了这本书并且决定站出来公开地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于我的私人生活是自杀性的打击。我很难再继续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了。但我对新闻抱有希望，我对日本并不抱有太大希望，但我相信故事的讲述能够以某种形式抵达某些人。如果往坏处说，我其实几乎快要放弃我的私人生活了。我在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
伊藤诗织
回望我的经历，我时常在想，确实有两个我存在。一个我尝试像新闻记者一样提出问题，而另一个我是受害者。这是我的故事，它关于我，但与此同时，让我仅仅作为一个受害者生活和存在，这过于痛苦。我对于说出真相这种新闻理念存有信仰，我质疑很多问题，质疑权威，质疑体制。如果这不是我的信仰，这不是我的职业，我可能就沉默了。
沉默也没问题，我不认为人们必须站出来讲述如此具有创伤性的故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存的不同方式。首先要生存下来。对我而言，生存意味着说出真相，因为这构成了我最最基础的部分。这当然充满了挣扎，我至今仍然在挣扎，这需要时间，新闻记者的身份其实一直在保护我的创伤经历。我无法预知这件事情何时会过去，我的生活何时能够回到正轨，因为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可以说：它结束了。我需要与这段经历共处，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谈论这件事帮助我去发掘更多其他的答案，在日本问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回答我的疑问。但当我和世界各地的人们谈论这件事时，我看到了诸多可能性，比如改善法律。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首先要改变的是人们的观念，而这往往是最难的一步。因此我认为讲述故事是改变的第一步，它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想法。
界面文化：如果你不选择新闻作为自己的专业，你还会站出来吗？
伊藤诗织：我觉得会的，这是我的性格，我蛮固执的。而且我不知道除了做新闻记者之外我能做些什么。我相信讲述真相的重要性，但我对在公众面前讲述真相又没有太多的信心。如果我不讲述，如果我不追寻真相，那我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但同时，当时很多人告诉我，如果我还想当记者，就不应该指控山口敬之，因为这会断送我的职业前途。事实证明这不是真的，但这是因为我可以说英语。如果我只会说日语，只能在日本工作，我的职业生涯就真的终结了。而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英国，如果我没有这个选择的话，我其实不知道我将如何在日本生活。我也从来没有计划过，我宁愿自己不要经历所有这些事情。
“在日本，甚至没有关于‘同意’的概念”
界面文化：在遭遇性骚扰后，能够走到法律程序的女性大概率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能力比较不错的女孩。而那些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或者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昂贵又耗时的法律程序的女性，可能就选择不了了之了。
伊藤诗织：的确如此。这正是我希望改变的。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没有渠道接触法律援助，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民事诉讼价格高昂，刑事诉讼虽然不需要花钱，但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需要汇报自己的行踪，这其中有一种耻感，这一过程本身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我的家庭并不富有，我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我的父母其实很反对我诉讼，我也能理解他们。说实话，在日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寻求正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都无法确保自己能够得到法律公正的裁决，甚至连一些微小的尊严感都无法获得。我也经常在想，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得到了什么？当然我得到了我的真相，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不确定。日本的强奸法案在过去110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等我去中国的时候，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强奸法律是怎样的。每次我谈起这件事，尤其是在西方语境下谈论这件事，他们都非常震惊。一个发达如日本的国家，为何在女性事务上宛若中世纪。我认为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从未质疑过这个法律体系。
《日本之耻》中对于强奸定义的讨论
界面文化：说到诉讼和法律，我认为让人十分沮丧的一点在于，性骚扰或者强奸是一种他人在被害者身上留下痕迹——不论是物理性的还是精神性的——的罪行，而被害人需要通过证明这种痕迹来为施害者定罪。
伊藤诗织：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改变比预想的要多。美国反性骚扰运动确实颇有成效。瑞典的法律现在已经做出了改变，判定没有同意（conscent）的性行为都是强奸，即便其中没有涉及威胁或者暴力；而明确的同意必须是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行为传达出来的。这背后是整个观念的变化，而在日本的问题是，我们甚至都没有关于“同意”的概念。也正如你说的，受害者必须证明威胁或者暴力的痕迹，否则无从对证。
去年三月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案件，关于一个19岁的女儿和她的父亲。这个女孩从14岁开始就被她父亲强奸，法官认定这其中存在强迫性性行为，但由于无法证明有肢体性的威胁因此不予判罚。法官认为这个女孩仍然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因此在父亲和女儿之间其实达成了同意。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没有关于同意的思维方式，对于何为顺从、何为拒绝没有明确的概念。只看肢体威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其中可能存在我们完全无法看到和发现的精神威胁。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个法律。
“如果我不关心日本，我为什么还要谈论强奸和女性？”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记者，让我很沮丧的一种情况是，很多时候人们还没看你的文章，不了解你要传达的观点就开始批评。在你的经历中，我猜测这种沮丧的时刻应该很多吧，你如何应对？
伊藤诗织：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很难在我的经历和他们自身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会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离他们十分遥远，因此表现出漠视或置之不理。我现在仍然在努力地把我的故事讲给其他女性听，这并非因为我们性别相同、她们更加能够共情和理解，事实并非如此。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在非洲拍摄关于女性割礼的纪录片时，我意识到在世界各地女性的处境都十分类似，区别只是具体问题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而行为背后的逻辑和思维方式，社会如何看待女性，其实都是类似的。
我喜欢拍记录片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聚焦一个人，一个故事，你看到她的脸孔，你听到她的名字，你听到她向你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当你带入她的视角、体会她的经验时，你其实更能产生共情。我现在尝试的就是通过她们的眼睛来讲故事，这仍然很困难，有的时候人们不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些故事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抵达了某处，并且让一些人不适，这是好事。但我不喜欢的一种论调是人们把这样的表达和抹黑日本以及不爱国联系起来。如果我不关心日本，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些事情呢？
纪录片《日本之耻》截图
界面文化：在日本是否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女权团体？
伊藤诗织：对比英国或者美国，日本的团体并不是那么活跃。对比我们的邻国韩国，我认为她们比我们活跃太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社会的高度等级化。我在台湾地区的时候接触过那里的女性团体，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如何同心协力。但在日本，虽然有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但对很多人来说，和她们对话是很困难的，因为她们地位很高。即便在女性团体内部，不同的等级制度也在制造高墙。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在日本尤其明显，因为我们有着浓厚的等级制遗产。这令人沮丧，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运动应该是所有女性团结起来，而不是内部等级化的。但我也能感受到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
界面文化：需要更多时间。
伊藤诗织：是的，需要时间。我不知道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能够打破所有这些。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我们不希望等到可怕的案件发生之后才做出改变，这类案件已经足够多了。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改变。我希望我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促进这种改变。
责任编辑：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