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猛犸工作室
文/马欢编辑/马妮版式/郑燕璇
疫情挡不住韩国人补课的脚步。
12岁的黄云碧每天放学后就直奔家附近的课外补习班。在那里，她需要学习数学、科学和英语等课程，功课量是学校的2-3倍。
“一般放学后要再学3个多小时，这样下来，我每天没剩下多少自己的时间了”。黄云碧说。
即便如此，黄云碧的妈妈李恩珍还是很担心，疫情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她每天都会和周边小区的妈妈们在论坛上交流补习班经验。
黄云碧住在首尔的木洞区（Mok-dong）。木洞是一个因教育资源而兴起的富人区，在当地也被称为“特别教育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木洞区进驻了很多口碑良好的公立学校和补习班，随后升学率节节攀升，带动了房价大涨。
如今，木洞区已经吸引了大量望子成龙的韩国家庭前来买房安家。这里的父母每月平均为每个孩子课后补习的花费超过了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600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首尔市教育厅曾向各类培训机构发出了暂时停业的建议。但根据现行法律，政府只能建议各类课外学校停课关闭，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因此六成以上的课外补习班都拒绝了政府的停业建议。以首尔为例，全市有25000多家培训机构，目前仍有16000多家补习班照常开班。
韩国的校外培训机构和补习之风如此盛行，韩国政府却对此毫无办法。事实上，韩国政府以往曾不止一次试图限制和禁止课外补习，但均以失败告终。
“影子教育”影响一生
瑞草区是首尔著名学区，每到晚上6点，这里的十字路口就挤满了刚从补习班走出来的中小学生。虽然已经是晚饭时间，但却没有学生回家吃饭。这些中小学生纷纷涌入附近的餐厅，在那里，他们的妈妈已经提前给他们点好了紫菜包饭和汤泡饭。
这些学生只用15分钟就把晚饭一扫而光，接着去下一个补习班。一位学生家长朴艺媛说：“这里有个知名的数学补习班，可以在两个月里帮孩子提前学习完一学期的课程，竞争非常激烈。”
“我从小学开始就在上补习班了，平时上完补习班后就晚上10点了，周末也要背英语或做数学题，”一名中学生崔正允说，“我问过妈妈‘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学习’，她说‘大家都要考试，你怎么可以逃避。’”
崔正允叹了口气说：“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也想星期天可以休息一天啊。”
韩国教育享有盛誉。在经济起飞前夜的20世纪50年代，韩国人口普遍处于文盲状态。今天，韩国不仅识字率接近100%，15岁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在世界排名第15位，高中的毕业率达93%，相比之下，美国只有77%。
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公立教育已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私立教育蓬勃发展。课外辅导被称为“影子教育”或“学院”（cram school）。
“学院”影响着大多数韩国人的一生。一个韩国儿童刚踏入幼儿园，就要被父母带去教跆拳道、钢琴和英语的“学院”；小学到高中期间，则要去“学院”进行学业补习以应对考试；等到上了大学，还要去“学院”接受培训以获得各类资格证书。
“学院”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普通学校，放学后直奔“学院”补习至深夜在韩国学生看来是家常便饭，一些著名“学院”的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学生要进行额外补习才能考上。临近升学考试，有的学生干脆白天在学校睡觉或写“学院”的作业，晚上去“学院”补课。
根据韩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2020的数据，2019年韩国 K-12学生中约有 74.5%接受了影子教育。此外，经合组织（OECD）关于经合组织国家私人教育支出的数据显示，韩国在亚洲支出最高。
紧张的学习节奏也使学生的精神健康普遍亮起了“红灯”。一份面向韩国1600余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报告显示，43.1%的初高中生表示学习压力大，其中4.7%表示曾因为极度的压力和忧郁进行过自残。
多位青少年心理咨询师表示，“备受压力的孩子们充满攻击性，这种攻击性通过在学校霸凌同学进行释放，而且越来越严重”，“孩子们没有得到健康成长”。
一位韩国教育界人士称：“现在孩子们的学习时间比上班族上班还要多，几乎达到了过劳致死的程度。”
禁令形同虚设
为了给学生减负，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包括禁止补习、取消优质高中名头、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对“学院”进行管控等，但都收效甚微。
韩国教育部1968年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1973年消除了高中重点学校、重点班的设置，将全国的公、私立高中划至学区，按学区确定就读学校。
1980年7月30日，韩国政府出台了“7.30教育改革政策”。该政策全面禁止课外补习，无论提供辅导的老师还是聘请老师的家长，都将受到处分。韩国当局还派出“课外辅导打压队”，来对老师和学生进行震慑。
此次打压的确极大地缩小了私人补习的规模，但并没能根治课外辅导，也没能阻挡寻求课外辅导的学生家长。
家长们规避政府“课外辅导打压队”的方法也是千奇百怪：让老师在深夜11点到家里提供辅导、把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躲到郊外别墅进行辅导、甚至在轿车或汽车上进行辅导等等。
到了90年代末，这一份禁令已经名存实亡——1997年，韩国高中生的补课率已从1980年的30%上升到了接近50%。彼时，韩国家长每年花在补习上的总费用已经达到了GDP的3%，和整个国家花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几乎持平。
“我利用这个国家对大学文凭的痴迷来赚钱，”一位“学院”的创始人表示，他坦诚，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罪恶感。
不少民间组织批评禁令形同虚设，甚至多次将此禁令提交法庭。
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宣布禁止补课的法令违反宪法，并予以取消。法院在判决中表示：“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禁令无效，开始寻求监管而不是禁止，并推出新的政策来减轻学生负担。
2009年，京畿道教育办公室要求，培训机构给小学生的补课时间截止到晚上9点，初中生必须晚上 11点前结束，给高中生补习机构的可以在晚上12点结束。虽然一些补习机构和家长宣称这项政策侵犯了家长和学生的权利，但到2012年，这一政策开始全面推广。
2014年，韩国颁布《促进公共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教育的特别法令》，要求包括“学院”在内的所有基础教育有关机构不得对学生进行超出教育课程范围的超纲教育。
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的部分压力，但却并没有对韩国高强度学习的现状和庞大的补课行业产生任何改变。
韩国教育部与统计局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中小学生私人教育支出达10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小学生阶段总支出为9.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60亿元），比2018年增长11.8%，是2007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值；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私教支出增长率分别为5.2%和4.2%。
生孩子的意愿降低
不可否认，影子教育的发达，让韩国在教育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明显的进步。但“教育狂热”之下，韩国家庭在教育上的花费使得家庭债务额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表明，韩国是全球私人家庭在教育上花费最多的国家。教育开支已成为许多家庭除了房贷以外最沉重的负担。根据乐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28%的韩国家庭无法偿还债务，只能在微薄的收入下艰难度日。
据韩国首尔三星经济研究所的估测，韩国家庭收入的70%都花费在了私人教育上。2021年3月，韩国教育部发布调查显示，中产阶层以上家庭平均每月课外辅导费花费为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00元）。
美国政治学家米歇尔·赛斯用“教育狂热”来为其韩国教育发展史著作拟书名。
“教育花费过多，削减了其他开支，”米歇尔·赛斯说：“很多韩国家庭，没有太多的钱来花费在其他事物上，如住房、退休或者是度假。”
高昂教育费用带来的后果就是，韩国人更加不愿生孩子了。
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历史最低的0.84，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情况。这一数字也远低于大多数国家2.1左右的“生育更替水平”。
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甚至表示，韩国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韩国的教育系统给孩子带来的压力太大了，”赛斯教授表示，“免受其害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生孩子。”
虽然韩国政府仍然为减轻教育负担和鼓励生育陆续推出新政，但年轻人根本不买账。
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显示，对于“为什么放弃追加生育”的问题，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回答“因为养育孩子的费用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