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贝索斯：创新的社会责任
邹卫国
亚马逊创始人及CEO杰夫·贝索斯宣布：将于今年第三季度辞任CEO。一封广为传播的致员工信，表达了他的想法和未来。
辞任CEO固然是一件大事，但与贝索斯新的工作重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相比，后者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贝索斯在公开信中说：“作为亚马逊的执行董事长，我将继续参与重要的亚马逊项目，但我也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DayOne基金、贝索斯地球基金、蓝色起源、《华盛顿邮报》和我的其他爱好。”
好奇心和兴趣是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DayOne基金、贝索斯地球基金、蓝色起源、《华盛顿邮报》这四个主要兴趣，代表了人类的主要挑战：贫困、环保、航天和媒体。“DayOne基金”代表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所导致的各种问题。
目前，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正在不可阻挡的继续扩大。
以疫情对人类的冲击为例，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分化。代表着穷人状态的GDP正全面停滞甚至倒退，而代表着富人状态的资产市值持续飙升。（GDP代表着人类劳动的成果——当年人类创造的所有投资和消费。市值代表着价值分配——这些资产属于谁、价值多少）
科技股是市值飙升的主要动力。由于科技股的平台属性，以及互联网等领域的强劲马太效应，在加速两极分化的趋势中，科技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贝索斯地球基金”代表了环境问题。
科技公司对于未来的环境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数字科技设备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成为地球能量消耗的主要来源。
譬如：当前非常流行的云计算属高能耗技术。有一个数据说，在谷歌上的每次搜索，消耗的能量可以让一只100瓦的灯泡工作一小时。
云计算已经是全球能量消耗的重要领域，且在迅速增长过程中。又如区块链，因为虚拟货币的原因，这个领域本身的声名不佳，尽管很多人认为其拥有光明的未来。区块链技术对能源的消耗，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作为区块链的重要应用，很多地方的小水电站旁边建设“矿场”“挖币”。“蓝色起源”代表了增长问题。蓝色起源是贝索斯旗下的一家商业航天公司。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走到如今已经进入了超级寡头时代。科技巨头对于各个领域进攻，经常都是摧枯拉朽的。
比如，正在热络的科技巨头造车的趋势，就已经隐现出，即将颠覆旧汽车产业链的苗头来。数字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让所有的领域进入到了数字化转型的深水区。
开辟新的领域，打开全新的增长大空间，“蓝色起源”就代表了这样的努力。这一定与个人向往星空的好奇心有关，但也与人类未来的命运相关。《华盛顿邮报》代表了新时代的媒体问题。
在收购《华盛顿邮报》时，贝索斯曾对员工发出一封公开信，阐述了自己对该报的认识，以及收购后的计划。当时他说：“互联网正在改造着新闻业的几乎所有元素”，“新闻业在一个自由社会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看上去人人都能发言，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在极少数的几个平台发言，且也只有极少数人的发言得到关注——这种关注往往由平台分配决定。
所以，当美国的一些平台对于个人言论进行审查之际，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现实是：科技领袖们依然踌躇满志，但是，支持科技领袖们继续创新的风向变了。
贝索斯在公开信中强调了他的社会贡献：“数以百万计的客户依赖我们的服务，100多万员工依赖我们维持生计。”
不过，鉴于科技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这样的社会贡献与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创新实际上已经不再政治正确，人们越来越关注科技的负面影响，美国概未例外，中国亦是如此，欧日同此炎凉，这些是全球政策的主要议题。
在美国，美国司法部从2019年7月开始对美国大型IT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美国当局还把亚马逊及苹果列为调查对象。
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美国司法部2020年10月20日对美国谷歌提起诉讼。2020年12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美国Facebook提起了诉讼。
当下科技领袖所面临的状态，是过去他们多年自身所引发的负面问题积聚的结果：当创新不能够让社会的大多数参与者获益的时候，怎么可能持续？
贝索斯面临的环境，在中国同样适用。
就业上：“996”福报论被广泛批判，“中年危机”是一个经常引发情绪共鸣的焦点，很多人在科技公司工作了多年以后被抛弃。
伦理上：隐私、信息安全的问题层出不穷，大数据杀熟被广泛批评，但似乎科技巨头们还在置若罔闻。
商业上：二选一、利用垄断地位强迫交易等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持续被使用。社区团购在议中突进，科技巨头与摊贩抢食的批判犹言在耳。科技巨头们创新的方向，仍然走在破坏性的路上。
贝索斯的选择表明：建设性的时代已经来临，但中国的商业领军人物，是否充分重视这一点：通过创新获得巨量财富，而不对其负面影响负责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这个时代已经在呼唤，以社会创新为出发点的企业家。
亚马逊自身也是如此。贝索斯说：“随着亚马逊变得越来越庞大，我们决定利用我们的规模和影响力来引领重要的社会问题。”
显然，亚马逊的创新路径，已经转向“社会创新”。社会创新的精要是：通过切实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的商业价值。
这是这个时代的呼唤，呼唤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也将在社会创新导向的企业家身上实现。
让我们回顾2年前在《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了，除了流水线，我们还可以向亨利·福特学什么》文章中所说的，“工业时代的领袖们实际上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示范，正是他们的努力，让世界从工业文明的创造性破坏当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并让这个世界进化到知识文明时代。”
当下，在破坏性创新已经导致了对创新、变化的反对力量迅速升腾之际，我们这个时代的亨利·福特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