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黄鑫磊舒冬妮
每经编辑／陈俊杰
1月11日，一外卖骑手在江苏泰州市一饿了么配送站门口采用极端行为讨薪，后被附近群众救下，但他一度拒绝前往医院救治，“我要我的血汗钱”。
1月16日，泰州市海陵区新闻办发布通报，事件起因于“刘某因合同约定的配送服务费结算与靖江赢跑公司产生矛盾，双方多次协商未果”。而事发后，刘某被立即送医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1月17日，饿了么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安排前方员工赶往医院，同时成立专项小组，全力协助医院救治恢复伤者，陪护家属。刘师傅和家属的治疗及相关费用，已由饿了么支付，将尽最大诚意和努力做好后续工作。
近几年，“骑手”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饿了么为国家级贫困县提供近30万骑手就业岗位，籍贯来源前五的县城中，60%为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县骑手的平均月薪5800元，超过2019全国城镇平均工资。而根据中研产业研究院数据，2019年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
这向各方提出了思考，如何更好保障骑手权益，如何切实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事起：骑手也有竞业协议，跳槽起纠纷
1月14日傍晚，《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收治刘某的泰州人民医院新区，安保人员称，出于防疫需要，探望病人必须携带陪护证才能进入住院部，即使有家属下楼接待也不能随之进入，只能在楼下简单交流。
1月15日上午，泰州市海陵区宣传部一负责人告诉记者，刘某目前已经脱离危险，但由于全身烧伤面积较大，未来可能仍有感染风险。
何文（化名）是1月11日参与救援的人之一，当时他正在店内工作，看到刘某浑身起火后，立刻就端着灭火器冲出去了。他描述刘某身上衣物几乎完全被烧毁，已经看不出本来穿着。
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知情人士供图
泰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显示，男子刘某，45岁，诊断结果为“1、多处烧伤（火焰）二度~三度 80%；2、呼吸道烧伤”。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配送站的招牌上写着“泰州赢跑”、“蜂鸟即配”字样，右下方还有一行“即时配送，美好生活”的白色小字，玻璃门已经落锁，但门口还摆放着“招募外卖员6-12”的广告牌。透过配送站玻璃门，可以看到数个饿了么外卖箱和几个头盔，墙壁上挂着台账和积分公示牌。
事发地配送站门口，还留有招聘外卖员的广告牌。每经记者黄鑫磊摄
上述政府通报中提到的靖江赢跑，是饿了么在泰州区域的物流合作商。启信宝显示，靖江赢跑全称为靖江市赢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居晓秦。此外，靖江赢跑在江苏无锡、扬州、镇江、邳州、以及浙江湖州、绍兴六地均有分公司注册。
根据泰州市海陵区新闻办通报，2019年10月，刘某在“好活”平台注册了118115号工作室，并与好活（徐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承揽靖江赢跑的“饿了么”配送业务。2020年12月上旬，刘某因合同约定的配送服务费结算与靖江赢跑产生矛盾，双方多次协商未果。
1月15日，泰州市海陵区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刘某在去年12月跳槽到另外一家平台，而他和靖江赢跑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有“竞业排他性条款”，靖江赢跑以此为由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按照上述条款将刘某的配送费从6元/单降至1.5元/单，即扣除4000多元的配送费；二是继续为饿了么平台服务到1月15日。
刘某对上述方案均不同意。
通报中写到，1月11日上午，刘某携带汽油来到靖江赢跑泰州店，将汽油倒在身上，与相关负责人交涉后，自己点燃衣物冲出店外，即被周边群众将火扑灭。
饿了么方面向记者表示，对于相关事件的调查进展及其他相关问题目前不便回应。
管理：为骑手分等级，从“青铜”到“王者”
刘某与靖江赢跑的纠纷持续了半个多月，最终以惨烈的方式引发外界关注。
上述泰州市海陵区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刘某与靖江赢跑之间的矛盾不能简单用“讨薪”二字来概括，外卖平台、分包公司、外卖员之间的关系属于新生事物，当地政府对此无相关经验，已经邀请专家分析厘清各方责任，目前暂无结论。
近些年，随着饿了么、美团等互联网外卖平台的崛起，行业发展也异常迅猛。美团研究院在报告中提到，随着消费者习惯的养成和餐饮商户加速线上化，预计 2020年线上餐饮外卖在中国餐饮大盘中的占比达到 20%左右，总量增长配合结构优化，我国外卖产业有望在未来 1-3年内发展成万亿级别规模市场。
而外卖骑手作为“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是伴随平台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庞大就业群体。以美团外卖为例，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23.3%。美团研究院数据显示，仅2020年1月-5月，美团新注册并且有收入的骑手超过100万人，骑手总人数突破500万人，骑手已成为吸纳其他行业溢出劳动力、稳定社会就业的重要职业。
在这万亿规模市场的竞争中，2018年9月，美团在港交所上市，备受资本市场追捧。1月22日，美团盘中创下387.60港元的历史新高。
作为老对手，饿了么显然也不会将庞大市场拱手相让。
竞争益发激烈，骑手们工作压力日渐增大，多起意外事件的发生，骑手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劳动纠纷待厘清等问题，引发了外界更多关注。
在前同事周武（化名）看来，刘某的激烈行为或与频繁更换的泰州区域物流合作商有关，而去年12月靖江赢跑变动薪资制度或许是最后一根稻草。
据周武介绍，他比刘某早约半年成为饿了么外卖员。据他了解，从2019年至今，饿了么在泰州区域的物流合作商已经更换了3家公司，除了靖江赢跑之外，另外两家公司分别注册于上海和苏州，每家公司承包时间均不足1年，且对外卖员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早前，注册于上海的公司曾规定，每单外卖配送费5.5元，一个月上28天班为全勤，每月全勤奖为500-700元。此外，外卖员有“青铜”、“白银”、“钻石”、“王者”等多个级别，其中“王者”级别的外卖员每单配送费可增加0.5元。
2019年年底，一家苏州公司接手，但此后因收入减少，也导致部分外卖员辞职。
2020年9月，靖江赢跑承包下泰州区域“饿了么”3个站点的外卖运营，规定外卖员每天工时必须超过9小时，晚上9点以后才能下班，并取消了全勤奖。同时，2020年12月1日实行新的薪资制度，将原本每单6元的配送费改为阶梯制计费。
根据调整后的薪资制度，只有每月完成1201单之后，配送费才按照6元/单的价格发放。如配送数量不足1200单，配送费也做相应的调减。此外，在2020年12月、2021年1月，也提供冬季补贴。
但周武表示，即使他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一个月也跑不到1200单，等过了1月份，他的薪资水平必定下降，而且只要他在晚上9点那个时间段不在岗，仍会被认为当日工作异常，每单配送费扣0.5元。
在周武看来，靖江赢跑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工资发放十分随意。据其介绍，每个月他收到的工资不是由此前签订合同的劳务公司发放，也从未收到工资条。
他认为刘某去找配送站站长讨工资“完全没用”，因为站长和外卖员一样，也是靖江赢跑通过劳务公司聘用而来，大家都是“打工人”。
针对周武所称的公司财务不规范、变更薪资制度、降低外卖员薪酬等说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前往靖江赢跑注册地靖江市季市镇本夼路2号一探究竟。但到达现场后发现，该注册地址附近均为居民二三层楼房，没有公司名称标牌，甚至连门牌号也不存在。
注册地找不到牌靖江赢跑每经记者黄鑫磊摄
一位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她在这里生活了数十年，不知道本夼路2号，也从未听说过靖江赢跑的法定代表人居晓秦。
如今，周武所在的站点外卖员已经不足40人，比他两年前加入时少了30多人。
发问：数百万骑手为谁工作？
在“骑手猝死”事件后，对于发生在泰州的事件，饿了么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加成熟。
事后第一时间回应“治疗及相关费用已由饿了么支付”，并明确表示“严禁合作机构以任何理由拖欠骑手配送费用”，调查，一经查实顶格处罚，一气呵成的操作表明了饿了么维护骑手权益的决心。
但显然，饿了么的行为依旧是出于“人道主义”，而非承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用工关系。
目前，饿了么、美团等互联网平台对于骑手常见的管理方式有两种：众包和外包。众包模式下,骑手通过如美团众包、蜂鸟众包接单送单,从而获得收益,骑手只需签订平台管理协议,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受平台约束小，但也有订单数量有限，每单提成少的弊端。
而在外包模式下，饿了么、美团通过与第三方代理商合作,将骑手招聘及管理外包出去，骑手直接由第三方代理商按照饿了么、美团的要求管理,即通常看到的站点，骑手与第三方签订劳动合同，第三方代理商发放工资。
外包模式下的骑手需适应更严格的工作管理方式：考勤,工作时间必须超过一定时长，早会等等。当然在约束更多的同时，外包模式下的订单单价也会更高,据站长介绍，骑手可接的订单量也比众包平台多。
在与记者沟通的多名骑手中,选择众包平台的多是兼职，平时有日常工作，趁着空余时间接单，而在站点工作的骑手多为全职。
饿了么对外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旗下有300万骑手，月活跃骑手85万，考虑到现实情况下第三方外包企业对骑手有更严格的出勤要求，或许可以认为这些活跃骑手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外包模式。
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站长都更习惯称平台是甲方，而自己作为加盟商是为甲方服务且受甲方管理的乙方，“美团给我们发钱，我们给骑手发钱，骑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我们解决。”一位美团站长对记者说。
骑手与第三方外包商会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按照法律，骑手可以找第三方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实际情况是，真正出事的时候，骑手也知道第三方外包商没有足够的承担能力，只能从舆论层面去找平台，于是出现在新闻里的往往是平台与骑手的纠纷。
作为第三方外包商，2020年7月，以饿了么、美团为主要客户的灵活用工企业趣活在美上市。
根据招股书，趣活的服务涵盖外卖即时配送、网约车司机管理、保洁家政、共享单车运维等多个场景。目前覆盖超过70个城市，日平均管理订单约80万单。拥有超过十万名劳动力池，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招股书中明确提到，趣活平台上的员工是独立个体，通过行业客户获得的订单提供服务，并主要根据完成订单的数量获得报酬，尽管也曾遇到关于工伤赔付的劳动纠纷，但趣活仍强调与配送员没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
但如果用工成本增加，企业经营又如何平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证对骑手的保障？
泰州刘某事件后，饿了么第一时间回应，“严禁合作机构以任何理由拖欠骑手配送费用，已对相关合作商启动调查，并等待警方调查结果，一旦查实，顶格处罚。”
而对于饿了么在泰州几度更换外包商，订单价格多次调整等现象，在记者走访的上海几家站点里，多名站长表示，已经和加盟商合作三四年，属于稳定的合作关系。
尽管如此，在泰州刘某事件发生后，是否意味着饿了么在当地挑选外包商时不够慎重，管理不够到位？严禁拖欠配送费用等应如何要求第三方严格执行？饿了么对于外包商的挑选管理是否有一套完整的规章？能否保障骑手的权益？
探究：权益如何保障，责任如何厘清？
外卖行业绕不开对“骑手的雇主到底是谁”“谁来保障骑手权益”的讨论，而这牵涉到的是整个灵活用工行业。
亿欧智库测算结果显示，2016年至2019年国内灵活用工市场发展较快，2019年市场规模4787.6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45%，在疫情影响和政策推动下，国内市场灵活用工需求持续上升，预计2020年国内灵活用工市场规模约7258.2亿元，灵活用工市场渗透率为8.24%。
在国内，灵活用工最先进入蓝领生活服务业，如餐饮、零售、酒店、快递等，后渗透到蓝领制造业和白领服务业，这些领域的特点是用工量大，存在用工波峰波谷周期，容易标准化培训，不涉及核心机密，能快速上岗。灵活用工服务平台斗米联合创始人赵冰告诉记者：“从灵活用工的岗位需求和就业人数来说，基层服务岗位的从业者数量是最大的，流动性也比较大，大概是一年更换三四次工作的频率。”
在灵活用工行业中，劳务派遣、外包、兼职招聘和众包是常见形式，包括饿了么在内的互联网平台中，骑手的招聘和管理就是通过外包和众包的灵活用工服务商来完成。
谈到众包与外包模式下，对于骑手的保障问题，一位站长介绍，外包模式下在站点工作的骑手，如果出现事故，会有站长出面协调，而众包平台下的骑手则是完全自理。
依据法律关系，目前灵活用工模式下的灵活就业人群包含两类：一类是参照劳动法与服务商签署劳动合同的全日制员工，如劳务派遣人员、外包人员，与服务商之间是劳动关系；第二类参照劳动合同法与服务商和用工方签署合作协议的非全日制员工，如众包人员、自营劳动者、经济公司签约人员、实习生等，与任何一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无论是众包还是外包，骑手与平台都没有劳动关系。记者以骑手的身份应聘，在介绍入职注意事项时，站长们都会提到一句，“这是高危职业，保险肯定是要交的。”
“灵活用工是全日制用工以外用工形态的一个宽泛定义，它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赵冰表示，灵活用工在就业形态，工作时间，雇佣方式，服务形态上相较于全日制用工都比较灵活，但诸多的“灵活”叠加在一起，也是众多用工争议的根源。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在《外卖骑手，突围在司法大数据里》一文中提到，在互联网大数据处理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模式和劳动力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外包企业的参与，使得各方劳动关系认定更为复杂，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原有认定标准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市场模式。
与骑手相关的案例大幅上升数据来源：Alpha案例库
利用Alpha案例库，对截至2020年10月26日前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发现与骑手相关的有1023篇案例，由骑手引发的民事案件侵权责任纠纷有427件、劳动类争议有253件、人格权纠纷有183件。且自2017年即外卖行业兴起之时起，与骑手相关的案例大幅上升，且处于持续上升之势。
在侵权责任纠纷中，因骑手配送过程中致他人损伤，涉及到用工主体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骑手与外包企业或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多为争议焦点，案件的争议核心为，骑手与外包企业、平台之间到底构成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并且由于与骑手签约的主体复杂多样，也导致法律关系认定困难。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针表示，外卖骑手数量庞大，如果一味认定平台与骑手间构成劳动关系，将大幅增加平台用工成本，其可能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巨大经营风险；同时还会对已经形成产业链的人力外包行业造成重创，最终导致外卖行业无法良性发展，反而不利于骑手就业。
“互联网外卖平台之所以会采用人力外包模式雇佣骑手，初衷就是为了规避用工成本及风险，这也符合其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逻辑。但部分外卖平台作为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行业巨头，其完全规避自身责任的做法是否合法合规，也有待进一步考量。”张针说。那么，对于近年骑手纠纷频出的现实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也许听取平台、外包企业和骑手的多方意见，最后才能形成最好的解决办法”。
“风险规避并非没有边界，鉴于法律具有滞后性，平台及外包企业此时不应一味撇清自身责任，而应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合理划分责任承担、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在合理合法规避风险的同时，亦应承担其作为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保障劳动者应有的权益。只有如此，才能展现大型企业应有的担当。”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逸仙、张针认为。
与骑手相关的案例占比情况数据来源：Alpha案例库
张针进一步表示，要深化新业态下劳动用工法律体系建设，厘清各方责任；再次，平台及外包企业也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此外，外卖骑手等群体应加强自身法律意识，在入职、履职、离职等环节保留证据、明确责任主体，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灵活用工中就业人群的权益和责任问题一直都存在，始终没有清晰的界定。”在传统人力资源行业从业近十年的章岚说，“法律应该明确双方各自的责任，不能因为灵活用工的需求企业或者服务商哪方实力雄厚就把责任划分在谁的身上，在这件事上，需求企业方更厉害就是企业方的责任，另外一件事上，服务商更厉害就服务商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章岚直言，对于灵活用工服务商而言，不管是服务能力、专业能力，还是经济问题的承担能力，都参差不齐，很多时候会导致问题出现，最后由需求企业方承担责任的情况也很常见。因此，企业在选择合作方时，也应该建立完善的评估标准，在合作机制上设立保障，如果企业一味追求低价合作，那必然要承担其后果。
章岚还提到，企业在选择外包方时应该重点考察对方资质，综合评估其各项能力，而服务商也应该承担更多法律责任，如果难以履约就应该提前评估风险，而不是为了利益盲目签订协议，最后又推脱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给灵活就业松绑，现在是让灵活用工行业的子弹再飞一会儿，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来刺激就业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如果全部按照全日制用工来建立雇佣关系，企业可能就无法承担招工难、用工成本高等现实问题，但如果放得太宽，那么劳动者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核心问题在于找到平衡点。”赵冰对记者分析，“当然，灵活用工行业的法律和规范还需要不断完善，才能更大限度的保障劳动者权益，比如财务、保险、薪资、个税、工伤、合同等问题的处理，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劳动者权益，是灵活用工行业的当务之急。”
记者手记｜我当外卖骑手这两天
事件发生后，饿了么方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将针对物流配送中可能出现的交通安全隐患、骑手人身安全、站点消防安全、设备和产品安全、合作商违规经营等情况进行逐一检查，升级安全标准。同时还将继续加大对骑手的宣传教育活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方针。
近日，记者也尝试在美团及饿了么的众包平台上注册，此后就曾多次接到美团站长的电话，希望能尽快尝试接送单，开始骑手配送。
同样，记者在美团、饿了么站点应聘全职骑手时，站长都十分热情，并不看重是否有配送经验，手机操作可以教，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带你去租电瓶车，基本没有任何门槛，只要在符合年龄限定的前提下，立马就能上岗。
但另一方面，站点对骑手的严格管理也让记者感到惊讶，“当月骑手出勤小于26天罚款200元……当日单量需满足15单算作有效出勤……晨会迟到者每次罚款20元……离职需每月26-30日提报，其他时间不予办理，非正常离职扣除2000元……”站长向记者提供了一份长短近20条的规则明细。
张针律师跟记者谈到，如果平台仅想承担平台的责任义务，而不想与骑手直接发生法律关系，则更应从业务模式、流程、收入分配等方面让自身“平台化”，平台应将自身定位从“卖方”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将骑手从“员工”转化为“个体承包商”。
换句话说，既然没有劳动关系，骑手理应更加自由，但现实却不是。
全职骑手主要通过系统派单，记者作为新手，站长设置了取送一单完成后才能接下一单的系统设定，尽管配送距离都比较近，但由于不熟悉商家和路线，常被导航绕路，在接近配送时间时，还会听到“订单还有5/10分钟”将超时的提醒，逆行、闯红灯也实在再正常不过。
一个订单已手忙脚乱，而就站长向记者展示的情况来看，一位骑手最多同时取送了超过10个订单。
在取餐处、在电梯口，骑手在奔跑，在焦急等待。红绿灯下，骑手或是刷着手机抢单，或是屏气凝神注视着倒计时的交通信号灯，将车挪到离出发线最近的地方，备跑。
绿灯一亮，骑手呼啸而过，送达一单拿到提成。问题发生前，顾虑和摩托车后的风一起飘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