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互联网企业推行“大小周”，你知道当年花了10年才攻下“5天工作制”吗？
民调中80%以上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而不是“增加一天工资”
编者按：最近，关于互联网企业“大小周”工作制的报道冲上热搜。记者发现，“大小周”工作制（指一个星期上六天班、另一个星期上五天班地轮替）在互联网公司已悄然盛行。快手也宣布将于2021年1月10日开始全员实行大小周。
“五天工作日”的政策变迁始于1986年5月，在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支持下，“缩短工时课题组”成立。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995年开始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
当我们在996、007、715……的道路上一路狂飙的今天，回顾五天工作制落地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吸取以改革破内卷的勇气和智慧。
改变中国的“五天”
本刊记者/徐天
本文发于2013年3月25日
1995年3月6日，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孔德涌和往常一样，翻看着当天的中国报纸。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一条不足400字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题为《大陆将逐步实现每周五天工作制》的报道提到，中国劳动部的官员透露，目前大陆将继续缩短工时至五天，但具体实施日期未定。
数日后的3月25日，他从《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上读到，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国务院令，从当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五天工作制。
“当年烧开的一壶水，如今终于可以拿出来沏茶了！”孔德涌心中感慨。多年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自己保存至今的这三篇文章的剪报。
来联合国前，孔德涌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998年后改为科技部）下属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烧这壶水，这个研究中心正是始作俑者。他的前任胡平点了第一把火，他接任后添了第二把火。
巧合的是，也正是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所在的大楼里，1979年，来这里出席国际会议的胡平最早萌生了在中国实施五天工作制的想法。
联合国为什么周五下午不开会
1979年1月，联合国召开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会，各成员国政府均派代表团参加，并提交国家报告。中国报告的起草人、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胡平，作为代表团顾问，来到了纽约。
胡平每天马不停蹄地参加会议。但星期五整个下午，却无会议安排，他觉得非常奇怪。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告诉他，联合国实行双休制，周六、周日休息，周五下午一般不安排会议，不提供会场和同声传译服务。
这对于胡平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劳动时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唯一相关的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干部职工的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至10小时。至于每周工作多少天，并没有涉及。每周工作六天，成为沿袭多年的惯例。
胡平回到代表团驻地，从落地玻璃窗往下看，一片灯红酒绿，汽车一辆接一辆开过。他所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处于垂死阶段，可他眼前却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他们只工作五天，其他时间可以爬山、游泳，好好休息。为什么这样的国家能给人这种关怀？”30多年后，83岁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频繁出国参会这几年，他总是十分留心其他国家的工时制度，常假装不经意地向人打探：“你们周末打算做什么？”他渐渐发现，五天工作制是时代潮流。
1985年，胡平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开始想在中国推动五天工作制，但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很难推得动。
1986年初，在参加国家科委委务会的时候，他私下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国外好多国家都搞五天工作制，中心想做一个课题，研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
宋健问他：这样做有何好处？胡平答道：好处可多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资源和能源，让大家有更多自由支配时间加强学习，操持家务等。宋健听后，要求他在委务会议上专门汇报一次。
两天后，胡平在国家科委委务会上做了详细汇报。时任科委副主任朱丽兰称赞他们思路开阔，勇于研究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最后宋健表态，支持他们搞这个研究课题。
80%选择多一天休息
1986年5月，“缩短工时课题组”成立。
课题组由研究中心副主任毕大川负责，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杨果牵头，又从其他研究室抽调了搞系统分析、统计和熟悉外语的研究人员，按系统工程的方法，组成了10人左右的研究团队。
外语专业人员负责国外的调研。杨果负责苏联、东欧国家资料调研，董桂兰负责英语国家资料调研。董桂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课题组首先了解哪些国家实行了五天工作制，然后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通过国家科委国际科技合作司，跟驻该国的中国使馆科技参赞联系，请他们帮忙做调研。
1979年，胡平参加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会时，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留影。访美期间，胡平受联合国双休日制度的启示，开始考察各国的工时制度。图/受访者提供
调研发现，有的国家情况比较复杂，实现五天工作制历经了多年，工人一直为此斗争；有的国家情况相对简单，实施过程比较顺利。
其中，苏联从1967年开始，全国推行一周五天工作制。当年苏联对70个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从六天工作制转为五天工作制之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
课题组还搜集了国际劳工组织对劳工工作时间的统计材料，逐一分析。最终，完成了关于国外资料调研分析的数份论文。
其他研究人员则在国内进行广泛调研。后来担任了研究中心总工程师的吴志纯，全程参与了这项研究，至今还保存着最终成型的研究报告。
吴志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运用了“小核心大网络”的研究方法。在课题组这个小核心之外，在全国圈定了几个主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春等，在当地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调研，涉及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
调查以案例调研和抽样调查两种方法为主。对于案例单位，除了访谈、座谈，有的还进行实地调查，派人观察记录：上班迟到、早退的人有多少，分别是多久；有多少人请病假、事假；在岗时，又有多少人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时的40%到60%。也就是说，一周六天48小时，有效工作时间不到30小时。
课题组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了多种调查问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选择哪一个？
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课题组认为多数人肯定会选择“增加一天工资”，但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80%以上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低成本高效率地控制内需”
1987年年底，在21份分项报告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总体报告。
但是，课题组重要成员、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武欣却觉得，要说服决策者，报告需要一个更亮眼的点。
当时在中国青年经济学会任常务理事的他，习惯于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他认为，五天工作制的最大亮点在于：缩短工时，客观上能调整社会的劳动总投入，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直接刺激消费。说白了，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地控制内需的行政手段”。
“这是中国较早地运用宏观需求这种市场经济管理手段，此前都是在计划体制的习惯思维下，在供给手段上下工夫。”多年后，武欣如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此事的经济学含义。
最终，这份题为《关于在我国逐步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议》的总体报告，开宗明义这样写道：
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时期，面临着从中央指令性计划的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这一令人鼓舞的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的时期也是一个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相互交融的艰难时期，我们不得不考虑包括缩短工时在内的尽可能多的有效的调控手段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
在前期调研中，为了测算周末变成两天后社会服务业的承受力，课题组广泛调查了商场、电影院、书店、游乐场等服务场所和设施。据此，报告得出结论：缩短工时将带来第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增加等有利影响。
报告在结论部分写道：目前我国已具备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建议有关部门立即着手研究缩短工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力争在2000年以前在全国实行五天工作制。
1996年，北京市民利用双休日在户外野餐。新的工时制度改变了人们的业余生活方式。摄影/王瑶
内部悄悄试点
1988年，课题结项。
胡平将报告交给了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但等了几周，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有点着急，但又不好意思去问。
在一次委务会上，他找到了宋健，问他有没有看报告，中央有什么反应没有。宋健笑了笑，说胡平太心急。“总书记看了，他对报告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基本同意。但是他认为，这是关乎全局性的大事，要改革工时，涉及问题很多，还需要细议，充分准备，不是那么客易的。你们就好比烧开了一壶水，这壶水早晚是要喝的。但究竟什么时候用来沏茶，要等合适的时机。”受此鼓励，胡平胆子大了起来，立刻写了一个报告给科委，提出先在研究中心试点五天工作制，以观察实际效果。
报告交给了科委主任宋健和两位副主任。宋健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并无其余批示。对此，胡平理解为默认，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分管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蒋明宽看了报告后也画了个圈，认为他们很有胆略，此事可以实施。
另一名副主任却未做任何批示，直接将报告退了回来，他给胡平打电话说：“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工作效率很低，连七天都不够，你还要来五天。按照你们的意见实行的话，经济要大幅度下降，这对国家是多大损失？”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研究中心决定不做宣传，也不外泄，内部实行五天工作制。周六每个研究室留一人，轮流值班。
定了规章，研究中心当真开始实施五天工作制。每到周六，胡平都战战兢兢呆在家中，不敢出门，生怕有大事发生，被科委找回办公室。但数月来，一直没有人在周六打电话找过他，或对这个试点提出非议。最后，研究中心放开胆子，正式实施了五天工作制。
1990年，胡平退休，孔德涌接任。孔德涌上任后，在调阅材料时，这些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孔德涌调到中心之前，是国家科委政策局的总工程师，每年负责召开专家委员会会议审批软科学研究项目。五天工作制课题立项时，就是他亲自主持通过的。
得知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一直被搁置，他立刻让武欣负责联络相关部门。因为科委只是一个研究性的机构，只有主管行政部门才有权制定政策，成果提供给这些部门才能发挥作用。
武欣先和全国总工会联络，希望他们能为工人的利益发声。但中国的工会和雇主组织尚未发育，无法通过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的谈判机制解决问题，工会难以发挥这一作用。而劳动部是国务院工时、休假等劳动政策的主管部门。因此，在国家科委打包尘封了两年多的材料，最后都转交到了劳动部。
后来，武欣调离国家科委，没有再关注过此事。而在科委之外，1988年前后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热潮也已转冷。1989年之后，更是无人问津。
步子不要迈得太大
直到1992年上半年。这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南方谈话。
这年上半年，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监察局（简称职安局）职业卫生监察处接到了局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要求他们马上启动一项调查研究，对缩短工时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案拿出具体意见，供局、部领导审议，再报国务院决策。
“当时局领导怎么跟处长说的任务来源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好像是中央主要领导有此想法和意图。”当时在该处任副处长的陈百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陈百年认为国家科委的研究报告，对他们前期开展工作是有帮助的，但因为已过了几年，不少工作都要重新进行。
劳动部商请外交部支持，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等，最终收集到了136个国家的工时情况，从中可看出，世界主要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周40小时的工时制。
在此基础上，职安局按照“缩减一天工时”和“缩减半天工时”两种方案，召开各类座谈会、研讨会和工时工作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步到位，直接由六天工作制缩减为五天工作制。
分管副局长带着陈百年去向部长作阶段性工作汇报。巧的是，部长正是当年对五天工作制持保留意见的那位科委副主任，他调任劳动部部长后，对此事依然持谨慎态度，认为一下子从48小时减为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不适合当时的经济和生产状况，明确要求按44小时的方案往下进行工作。
但是，这一方案面临着很大的可操作性问题。因为对需要连续化生产的一些特殊行业来说，半天的工时实在太难安排了。
既然每周五天半不便于安排，是否可以安排为隔周五天？步子既不大，也能满足平均每周44小时的要求。这个变通方案得到了各方面一致赞同。最终，劳动部按照这一方案正式上报国务院，并代为草拟了《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1994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了第146号国务院令，规定：为了合理安排职工的工作和休息时间，维护职工的休息权利，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国家实施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自3月1日起实施，当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为休息日，第二周星期日为休息日，依次循环。
时隔20多年，当时还是电视台一个年轻编导的黄荃还清晰地记得乍听这一消息后，那种“喜从天降”的感觉。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他们部门形成了“大周末大聚餐，小周末小聚餐”的惯例。但她总是担心，这种有些奇怪的制度，好景不会太长。
缓解工人下岗问题
周44小时工作制实施之后，劳动部进行了跟踪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得最好，最苦最累的一线生产岗位落实情况最差。陈百年所在的部门常接到职工的电话，反映本单位不落实新工时制度，“有意见领导就威胁下岗”。
新工时制的实施，正逢国企改革的逐渐展开。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下岗工人人群日益增大。
此时，劳动部已换了新一任部长，陈百年所在的职安局也换了新任局长闪淳昌。1994年底、1995年初时，闪淳昌传达了部长的指示，要求他们再次着手研究，制定进一步缩短工时的方案。
“部领导的指示，是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思做出的，即如果将每周44小时工时进一步缩短到40小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缓解部分工人下岗的问题。”陈百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
进一步缩短工时的关键，在于维护好生产一线职工的权益，解决特殊岗位职工的问题。“反对意见恰恰来自最需要劳逸结合的行业。”陈百年感叹。如建筑业工人，多是农民工，出来打工就是想多赚钱，休息就是浪费时间。
在闪淳昌的主持下，针对特殊行业，制定了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同时规定，凡实行此种工时的行业或单位，必须报劳动部批准实施。审批的原则是，必须符合1995年1月1日刚刚施行的《劳动法》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劳动部将缩短工时的报告再次上呈国务院，获得批准。1995年的3月25日，李鹏签发了国务院令，宣布自当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
之后大半年，陈百年忙于审批综合计算工时的申请报告。局里对五天工作制实施情况进行了调研，局长闪淳昌亲自起草了给国务院的新工时实施情况报告，报告反映，约90%的单位都已经实施了新的工时制度。1996年底，陈百年调任法规标准处处长，没有再关注新工时执行情况。
多年后，早已离开体制、成为自由学者的武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目前五天工作制的实际效果并不让他满意。不少单位仍然加班加点，并无加班费一说，一周真正工作40小时的并不多。
1990年，在他离开国家科委之前，他曾提出，周工作时间还有继续缩短的潜力，最终可减为四天。但因项目完结、整体移交以及人事变动等，这个想法始终没再付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