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专访陈苇：地处青藏高原的皮洛遗址，和成都平原的坛罐山遗址遥相呼应
据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四川盆地早在百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南边的深谷洞穴，以及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川西高原的阶地河流都遍布着旧石器时代的各类遗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苇博士，曾先后主持发掘汉源富林、简阳龙垭、金川刘家寨、米易庙门前、西昌安宁场等多项旧石器、新石器以及先秦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他目前正在进行的坛罐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已从旧石器时代层位中出土了大量用砾石打制的石制品，根据地层堆积判断，其年代最早可推至距今约20万年，是迄今为止成都平原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与地处高原的皮洛遗址在时间尺度上，遥相呼应。
20世纪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从著名的“资阳人”说起
汉源富林遗址和简阳龙垭遗址，都是四川省境内近年来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在此之前，四川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史，还要从著名的“资阳人”说起——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市黄缮溪建桥施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化石，后被命名为“资阳人”。
“资阳人”头骨化石的测年数据为距今约3.5万年。这具头骨化石作为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为研究中国境内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后来，在资阳的鲤鱼桥又先后出土了骨锥、许多哺乳动物的化石和打制石器，以及一些植物种子和果壳等，为我国原始人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陈苇后来主持发掘的富林遗址位于汉源县富林镇县城旁。“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雅安地质队的人在那边搞地质调查，发现了富林遗址。不久后张森水先生去那边做工作，在富林发现了几千件石制品，由此张先生命名了富林文化。”
张森水（1931~2007）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曾主持了鸽子洞、金牛山、富林、穿洞、大荔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其中，辽宁营口的金牛山遗址，今年10月刚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重磅名单。
再往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攀枝花的回龙洞也发现了一些打制石器，判定为旧石器时代遗址。
“比如北川的烟云洞遗址，考古发现最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挖到过晚期智人的牙齿化石；还有古蔺的野猫洞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发掘，出土了许多古代海洋生物化石，还有大熊猫和剑齿象的骨骼化石等。”陈苇一边回忆一边细数，“再加上遂宁的郪口遗址等，上世纪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大概就是这些。”
皮洛遗址彰显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征服高原的顽强生存行为
时间进入21世纪后，四川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挖掘工作继续缓步推进。2005年，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对北川的烟云洞做过一次系统细致的考古发掘，推断这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3万~2万年。
虽然出土的石器标本很少，但该遗址清理出的更新世晚期火塘和灰坑，当时在四川地区还是第一次发现。用火的遗迹则是继富林遗址后第二次发现。
说回富林遗址，这处上世纪70年代由张森水先生主持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富林镇，是川西山地大渡河中游的汉源盆地中一处十分重要的早期遗址。但这处遗址在上世纪初步发掘之后便没再进一步深入。
直到2009~2010年，因为要配合瀑布沟水电站的建设，陈苇和同事们来到张森水已探知的点位附近继续工作，发掘出将近600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叶、断块和工具。2010年6月，他结束了富林遗址的发掘后，便赶往龙垭遗址继续工作。
龙垭遗址位于四川省简阳市沱江的一条支流岸上，经过三个月的抢救性发掘，清理面积87平方米，出土石制品500多件，动物骨骼化石数千件。测年显示：该遗址的年代可能达到旧石器时代中期。
“富林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川西山地大渡河中游汉源盆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龙垭遗址的考古发掘，则为研究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区沱江流域更新世人类的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资料。”陈苇总结说。“龙垭遗址的分布面积虽然比较小，但遗存数量非常丰富，而且石器技术特色鲜明，这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都显示出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研究古人类在该地区生存、演化的历史和探讨四川盆地的环境变迁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在陈苇心目中，每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自有其独特意义与价值。此次稻城新发现的皮洛遗址，则从广阔时空范围上彰显出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征服高原的顽强生存行为。
“皮洛遗址的面积非常大，遗存分布很广，可见当年去那里生活过的人数，经年累积，一代代叠加，总量上达到了十分可观的规模。”陈苇说，“而且表土往下八个地层，层层都出石制品，演变有序，保留了应有的年代区间，对下一步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年代学的建立以及年代框架的建立，都有着重要意义。”
相关报道：张东菊：皮洛遗址的发现，点亮青藏高原东麓的又一远古火把
据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旧石器时代的人群，没有定居这个概念。他们常常迁徙，躲避严寒与干旱，追寻猎物与水源。从300多万年前人类首次制造和使用石器开始，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史前人类的身影在大地上游荡了数百万年，给后世留下的痕迹，却几乎只有他们用过的石器——在普通人眼中与碎石片几乎无异的加工物。皮洛遗址石器分期在考古学领域中，旧石器时代考古属于一个跨越时空尺度最广、最令人着迷，但国内从业人员却又相对较少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所取得的重要发现，也格外难得，值得关注。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张东菊，是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资深专家。2019年，现任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领衔发表了有关夏河丹尼索瓦人的研究，获得2019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十大考古发现”和“十大科技新闻”等奖项，张东菊是这项研究的主要成员。专家在皮洛遗址现场考察今年9月稻城皮洛遗址专家研讨会的报道，使张东菊第一次了解到该遗址的重大发现，遗址的地层照片和石器照片都很漂亮，她非常想有机会能亲临现场，看看遗址，摸摸石器。10月下旬，她受邀来成都开会，活动结束后，便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专程去了皮洛遗址参观。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皮洛遗址的面积之大，地层叠压连续性之强，石制品演变序列之清晰，不仅在青藏高原上，在整个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都是少见的。
壮观的皮洛遗址
挖掘区域之间需要开车前往
“对皮洛遗址的第一印象，就是壮观。”张东菊说，“遗址现场面积很大，有差不多上百万平方米，郑老师（遗址负责人郑喆轩）带我们在发掘现场参观的时候，其中有两三个区域都需要开车过去。”
去之前张东菊已经看过相关的资料图片，到了现场后，除了看遗址地貌和地层情况外，也重点看了遗址地表采集和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他们采集的好多手斧，非常漂亮，确实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的手斧。”
从出土的大量石制品的类别和技术上看，可以了解到漫长时间里人类的石器打制技术的演变序列，“这样一个序列，不仅在青藏高原上，放眼到整个中国的范围来说，都是少见的，给我们考古工作者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材料，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类的行为变化。”张东菊说。
此前据郑喆轩介绍，根据目前的测年研究，皮洛遗址第三层地层年代不晚于13万年前。这意味着：至少在13万年前，古人类就已在海拔高达3700多米的寒冷高原频繁活动。而探方最深已经到了第八层，因此其下文化层年代最早有可能达到距今20万年左右。这让皮洛遗址成为目前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近十年来愈演愈烈
有关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的讨论
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高寒缺氧环境，是比较典型的极端自然环境，天然不属于人类居住的“舒适区”。而考古学、遗传学、古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也始终在关注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过程——人类何时如何扩散至青藏高原？古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
在皮洛遗址之前，位于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在2019年和2020年被确定为青藏高原已知的最早考古遗址，年代框架最早可上推至19万年前。这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负责人，就是张东菊教授。
在这一遗址发现的夏河人下颌骨化石，最终被测定为距今16万年的丹尼索瓦人化石，成为国际考古界轰动一时的重大发现。
丹尼索瓦人是新发现的一支古老型人类，与曾广泛分布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是姐妹群。这个神秘的人种是国际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张东菊及其团队的发现，揭示了丹尼索瓦人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成为支持丹尼索瓦人在东亚地区广泛分布的一个有力证据。
在夏河人下颌骨和白石崖溶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前，2016年开始发掘的西藏色林措南岸的尼阿底旧石器遗址，则首次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到了4万年前。这一发现，大大刷新了学界和大众对世界屋脊人类活动历史及古人类适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
要知道，在尼阿底遗址之前，有相当多的古人类研究者还认为，古代人群进入青藏高原腹地是较晚的事情。在青藏高原特别是其腹地西藏，旧石器时代是否有人类生活，长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通过考古学者们出色的工作，一些旧的争论早已结束，新的争论则继续产生，持续更新的发现也让相关领域的考古学视野不断拓宽。从4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甚至有可能更早的年代，古人类就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上频繁活动着。
在苦寒的高原
是什么吸引着他们盘桓在此？
是什么吸引着这些还远未步入农业时代、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的人群，在上述遗址所在的区域反复盘桓，生存繁衍？张东菊认为，一个遗址上的人类活动能够持续这么久，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白石崖溶洞遗址，它有洞穴的半封闭环境，在高原的寒冷环境里，便于人们取暖、休憩，优势明显。”张东菊说。她同时提到，高原上的洞穴很多，白石崖溶洞成为许多代古人类栖息的场所，另外还有其局部环境和区域环境的优势。
“溶洞地处甘加盆地，海拔约3200米，属于高原上相对比较低的区域，盆地内的植被环境较好，曾经也有很多野生食草类动物生存，方便这些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群利用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
皮洛遗址虽然海拔更高，但比白石崖溶洞的位置更偏南部，因此气候更温暖，自然环境比较优越。遗址所处的位置是在一处河流台地上，平缓宽广，离水源比较近，夏季草场也长势良好。
“人和动物都要喝水，离水源近，方便人们取水，也便于狩猎来喝水的动物。”张东菊说。“虽然它没有山洞可以居住，但这些优势让人们选择了反复来此短暂生活。总体而言，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很有可能是在温暖的季节去高原上，天冷了再下去（低海拔地区）。”
她还提到一点：皮洛遗址的负责人郑喆轩告诉她，遗址石制品的原料取材自当地。“出产便于加工的石料这一点，对于史前人类选择一处常来生活的地点而言，也是可能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要相信，生活在当年的古人类，对于他们足迹所及的整个区域中的动植物资源、地貌形态和气候规律都很了解，他们选择生活的，一定是最好的那片地方。”
如同火把一样
将远古的晦暗时光慢慢照亮
人类的定居生活是伴随着农业的出现而开始的。人们要定期维护农作物的生长，也有了剩余粮食的储存，也随之有了定居的需要和保障。
张东菊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所在的陈发虎院士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距今约5200年左右，农业人群开始定居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低海拔（2500米以下）地区，他们主要以粟（小米）作农业维生，他们从黄河流域逐步扩散，来到青藏高原东北部；距今约3600年，人群向上扩散到3000米以上的地区定居，种植驯化的小麦和青稞这些作物更加耐寒，可以适应海拔更高的区域。
从十几万年前到几千年前再到如今依然有不少牧民们生活在海拔很高的无人区，适应能力极强的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中间经历了哪些过程？需要考古学家们继续关注的，显然不止如今已发现的这几个遗址。
“直到2020年之前，青藏高原上都还只有白石崖溶洞这一处遗址的年代早于4万年。”张东菊说。“今年5月，我们发表了兰州附近奖俊埠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这也是一处距今约12万年~9万年的遗址，有大量石器和动物骨骼。”
另外还有拉萨附近的邱桑遗址，此前发现了一些古人类的手脚印。最近广州大学章典教授测出一组新发现的手脚印的年代在距今20万年左右（16.9~22.6万年），很可能是古人类中更新世在青藏高原频繁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证据。
随着考古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并获得如皮洛遗址这样的重大发现，青藏高原东麓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踪迹，正如火把一样，从远古的晦暗时光中一点点明亮起来，逐渐连成一线，未来可能还会扩展成面，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与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