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设计作品: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作家阿城说,以前,亚洲人到了牛奶多的地方,绝大多数都会出现喝牛奶即泻肚的问题,这是因为亚洲人小时候牛奶喝得少或根本没得喝,因此缺乏某种蛋白酶而造成的,所以,他主张,人要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吃各种食物,以使蛋白酶的形成尽可能完整。饮食习惯会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他还认为,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
有人说,人由童年到老年,就像蝉一样,总要经过几次蜕变,不断地换壳长大。然而,文化的“蛋白酶”往往形成于人生的早期,经历再多次的换壳、蜕变,也摆脱不了“蛋白酶”的控制。换句话说,不管青年、壮年时期,是否曾千山万水走遍亦百般滋味尝过,但来自文化母体的基因、童年时期形成的口味始终蛰伏在体内,时不时地冒头,提醒人们幼时刻下的印记。因此,阿城在异国时,总是在旅行中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也因此,曾到西方求学、去国日久的傅聪到了晚年,会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高山大海那么深厚,给予我很多养料。”
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和误解,或许也可以用文化里的“蛋白酶”来解释。杨绛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童年听到的故事,“洋鬼子”吃铁蚕豆,吃了壳,吐了豆,摇头说:“肉薄、核大,有什么好?”煮茶,滗去茶水吃茶叶,皱眉道:“涩而无味,有什么好?”这是最表层的因缺少文化“蛋白酶”而导致误解的情形,而电影《推手》《刮痧》的故事,则反映了较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当然,现实中还有一些真实的活生生的例子,从生活习惯到对权利、自由的理解,分歧比比皆是,屡屡让人产生一种鸡同鸭讲的无力感。
被称为“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的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似乎是拥有完美文化“蛋白酶”的人。他童年时期生活在苏州,狮子林是他家祖上的私家园林,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他接受的是西方建筑设计教育,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相互映照,和谐共生。因此,他既有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等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佳作,也有诸如苏州博物馆这样呈现丰富中国元素和浓郁东方审美的经典。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近40年的中国探亲观光,心中无限感慨。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不管到哪里生活,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在美国吃不上苏帮菜的淡淡乡愁,只是文化“蛋白酶”给他带来的些微遗憾。
好莱坞的两部老电影曾经有过类似文化“蛋白酶”的思考表达,一部是《公民凯恩》,另一部是《党同伐异》。《公民凯恩》的主人公凯恩一生得到的毁誉不一,有人称他是“爱国者”“民主主义者”,也有人骂其是“战争贩子”“叛徒”。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搅动风云的报界大亨,在临终之时喃喃惦记的却只有一个让人诧异的词——“玫瑰花蕾”。在记者深入调查了凯恩的一生后,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字眼可以概括凯恩的一生”,然而,当影片末尾写有“玫瑰花蕾”字样的儿童雪橇板燃烧起来的时候,观众才恍然,原来再了不起的人物、再耀眼的人生,难忘的却不过是童年时单纯的快乐,人生的“蛋白酶”隐藏在童年的久远中。
人生的轨迹大概就是一条抛物线,青壮年时代总是充满对陌生领域和新鲜事物的向往,有着向外的张力,但再大的张力,似乎也敌不过地心引力,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究会向出发时的水平线回归。而人生中充当“地心引力”的,大约应是文化的“蛋白酶”。
《党同伐异》是一部在商业上惨遭滑铁卢的巨片,但同时也是一部主题严肃、艺术上具有先锋特质的佳作。电影以一个母亲推摇篮的镜头开始,插入惠特曼的诗句:“如今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忧乐悲欢。”影片讲述了发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四个故事:“巴比伦的陷落”“基督受难”“圣巴泰勒米节的屠杀”和反映20世纪初美国劳资冲突的“母与法”。四个平行发展的故事中,前面三个都是因为缺乏爱与宽容而走向杀戮的悲剧,而唯有最后一个因真凶良心发现,“最后一分钟营救”而避免了类似的结局。因此,影片的末尾,画面仍回到母亲和摇篮那一幕静穆的画面。如果影片导演大卫·格里菲斯认同文化“蛋白酶”这一说法的话,则他在这部影片里给不同文化共同的“蛋白酶”的定义,应该是“爱与宽容”。
叔本华认为,“欧洲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与亚洲人截然不同”,而钱钟书先生则在读尽世间该读的书成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后断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或许,我们无法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相通、相融的可能性,而爱与宽容,理应是文化的“蛋白酶”中最主要、最有益的成分。爱与宽容,正是我们心中的玫瑰花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