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最高检开展简易公开听证会以来首个当场签订息诉息访协议的刑事申诉案
老人11年的心结打开了
最高检开展简易公开听证会以来首个当场签订息诉息访协议的刑事申诉案
6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召开一场刑事申诉案简易听证会。检察日报全媒体记者程丁摄
最高检第十检察厅以为民办实事为目标,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访大厅常态化开展简易公开听证,及时化解矛盾。
25年前,他让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后来却因非法占有同一企业资产而获刑六年。
11年来,他坚信自己无罪,不断上诉、申诉。然而,从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从市检察院到省检察院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均认为其申诉主张不能成立。
今年4月,74岁的老宋再次来到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经过一场两个小时的简易公开听证会,老宋终于放下了多年都无法解开的心结。
不解各分得3万元是因为建新厂时大家是出钱集资的,怎么就犯罪了呢
老宋原为吉林省浑江市某街道下属委办集体企业有益汽修厂副厂长(化名)。上个世纪90年代,厂长患病,厂子因经营不善几乎瘫痪,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
一身本领的军转干部老宋,与厂里剩下的几名职工商议重新把汽修厂搞起来。于是,6个人注册成立了独立法人股份企业兴国汽修厂(化名),仍占用原厂的厂房及设备进行经营,由老宋任厂长。几年间,企业在老宋的带领下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得红红火火。
2001年7月,在浑江市政府清理、取缔马路工厂活动期间,老宋与刘某、李某等人研究,决定将原来的有益汽修厂的厂房卖掉,并共同签订卖房协议,具体由老宋负责办理。老宋随后以33万元(实际收到29万元)的价格将厂房卖给毕某。
在办理产权过户时,因为没有主管部门街道签发的同意出售证明,产权处不予办理。毕某与老宋便找人私刻了街道的公章,并利用伪造的街道同意出售文件,将原有益汽修厂的厂房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经评估厂房价值45万余元)过户到毕某名下。
后来,老宋等人将卖房款的一部分用来清偿欠款,剩下的钱,老宋、刘某和李某各分得3万元。2009年,公安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先后将老宋、刘某和李某抓获。
“新厂是老厂的延续,卖厂房是经过患病的老厂长同意的,卖出的钱也拿出了一部分给老厂长治病。而自己与刘某、李某各分得3万元,也是因为当初建新厂时大家出钱集资的。”老宋始终认为自己一心为厂,却被判刑十分委屈。
2010年4月14日,法院以老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另两名同案犯属从犯被判处缓刑。老宋不服,申诉主张先后被中级法院、高级法院驳回。老宋又先后向市检察院、省检察院申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审查结案。
多年来,老宋上诉被驳回,申诉不被支持,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根本不存在职务侵占。2020年,老宋来到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递交了申诉材料。
2020年12月30日,最高检第十检察厅经审查认为,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并无不当,申诉人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审查结案。
收到最高检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后,今年4月23日,老宋再次来到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要求承办人当面释法说理,情绪十分激动。
当天,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检察官杨军伟作为老宋案件的承办人第一时间到达接待窗口,一边耐心听取老宋诉说,一边迅速思考解开其心结的办法。
近半个小时接待后,杨军伟征求了老宋的意见,决定组织简易公开听证会。
在前期审查办理的基础上,杨军伟抓紧时间重新熟悉了全案,同步把该案全部卷宗原封不动复印给刚刚被最高检聘任为“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的首批专家——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关镭和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永建,以便他们尽快了解案情。
质疑我怀疑最高检的检察官没认真看案卷,不认真办案,只看以前的审查文书
“老宋的申诉案件在最高检受理之前,当地市检察院和省检察院已经审查结案,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和新的理由,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后可以依法作出审查结案的决定。但是最高检为什么还要受理,为什么还要全面审查?因为,对于申诉人来说,能让最高检重新审查办理,意味着最后的希望。最高检的申诉审查结论,往往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如果我们承办人已经非常认真、细致、客观地审查案件后,申诉人还不服审查结论该怎么办?我觉得公开听证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面对面听取申诉主张,面对面接受外部监督,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的机会。”杨军伟告诉记者。
杨军伟介绍,老宋的申诉主张可概括为四点。一是兴国汽修厂是有益汽修厂的延续,实属同一个企业;二是老宋有权对自己企业的财产进行处置;三是老宋没有在处置企业产权过程中获利;四是存在同案不同判问题。
4月27日,老宋的刑事申诉案简易公开听证会在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检察听证室召开。
“我怀疑最高检的检察官没认真看案卷,不认真办案,只看以前的审查文书,我提交了那么多申诉材料,承办人肯定没有认真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听证会一开始,老宋就毫不避讳地抛出了自己的猜测。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疑,杨军伟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老爷子,我不仅看了您提交的本案所有法律文书和证据材料,就连您提交的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的材料也都看到了,包括您在申诉状中提到的与您案件相似的郁某某职务侵占案。如果您不信,您只要说出材料名称,我可以给您背个大概。”杨军伟边说边向老宋展示自己审查过程中在申诉材料复印件上留下的可见标记。不仅如此,两名听证员也表示会前已仔细看了全部申诉材料,并且做了许多标记。
随着杨军伟不间断地耐心回答,老宋的神态、语态也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偏激逐渐趋于平缓。
老宋提出,2008年《法律与生活》杂志刊登了郁某某职务侵占100多万元的案件,法院只判郁某某四年。而自己仅分得3万元,却被判了六年。
是不是像老宋说的那样“同案不同判”?对此,杨军伟详细比对了两案的诸多显著差异:“郁某某存在自首、悔罪、退赃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而您却始终拒绝认罪,并且本案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标准。”
“您年纪这么大了,真心希望您能从这个案子中走出来,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申请召开这场简易听证会的初衷。可能我说完了您还是不认可,没有关系,起码让您知道我们是怎么办案的。”杨军伟苦口婆心地劝解老宋说。
解释我不会偏向哪一边,我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判断
“这个案子我认真看了,说心里话,从第一感觉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疑点的。”在听证员提问环节,关镭首先向老宋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当初的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真正的权利人是谁?”
“之前的有益汽修厂与兴国汽修厂是不是按照集体所有制的规则去进行衔接的,有没有相应的职工投票,包括出资职工的表决是不是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从现在的证据确实看不出兴国厂是有益厂的延续,您可能认为是几个人签了协议的,但是这几个人是谁,他们是否能够代表原来的有益汽修厂,是不是有益汽修厂的真正主人?如果兴国汽修厂是有益汽修厂的延续,那么它应该有一个曾用名叫有益汽修厂。”
“其实一开始我认为这个申诉案件还是有疑点的。”关镭再次表示,“但听了承办人的介绍,结合全案证据来看,有益汽修厂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如果其要改制或者变更为新的企业,应当有公司章程、职工代表大会表决记录、股份协议等证据证实,但这些关键证据的缺失,无法认定兴国厂是有益厂的延续。”
“我做律师27年了,我想说明的是,我是一个独立主体,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会注重自己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会因为检察院找我来,我就站在检察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不会偏向哪一边,我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判断。”经常做客央视十二频道法制栏目特约嘉宾的李永建,发言前首先向老宋表明了自己是作为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听证员参加听证会。
随后,李永建站在老宋的角度帮其寻找有利的证据:“这个厂发展起来更多的应该是管理和技术,对汽车或机械方面的技术或专利,当时老厂长找您来担任副厂长的时候,有没有签订协议,比如技术入股,以您的技术作为50%股份入股等表述?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李永建进一步指出,有益汽修厂是一个主体,您把它的东西拿到兴国汽修厂来要有依据,一是要经过有益汽修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街道同意,现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时所有职工都同意,街道办事处也同意。二是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您是经过合法程序把有益汽修厂的财产转移到兴国汽修厂,也没有证据证明您所占的股权是多少,您本人有没有充分的处置权。
“都是原人原场地原设备,我们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投资没有错误,所以我没有构成职务侵占罪。”老宋仍固执地认为。
最后杨军伟又根据该案民事行政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进一步向老宋解释:“不能认为有所投入或者创造,就认为集体企业资产是个人可以任意处置的私有财产。”并总结了对老宋定罪的主要依据:兴国汽修厂与有益汽修厂是不同的企业,老宋已经与他人注册成立兴国汽修厂,在有益汽修厂主管街道办事处明确反对相关资产处置时,老宋会同买受人采用伪造印章和相关文书的方式,实现对有益汽修厂集体资产的占有,构成职务侵占罪。
感言最高检给我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我相信检察官办案是认真负责的
不知不觉,这场简易公开听证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检察官与听证员真诚而又专业地从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区别,从情理上和法理上就如何合法地处分集体财产,从如何评价量刑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交流了意见。他们始终换位思考,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可能为老宋提供可行的建议。
“通过今天的听证会,我们对老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老宋是一个能人,他通过自己优秀的管理能力和技术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是一个为集体作出过贡献的人,但是因为不懂法,触犯了法律,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主持人张玉鹏并没有马上宣布听证会结束,而是又一次肯定了老宋曾经给涉案企业作出的贡献,并设身处地为老宋着想:“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处于老宋的位置,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在企业干过,说实话,如果我没学法律的话,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走错路。这个案子压在他心底11年,他有很多的委屈和不解,今天在听证会上依旧不卑不亢,把自己的困惑娓娓道来,我们非常敬重您的定力和高素质。”
“听证会以后,无论您今天现场听进去多少,都希望您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专家的建议,想一想自己如何看待这个案子。每一件事最终都要画上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怎么画,其实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里。”张玉鹏最后补充道,“听证会不是案件办理的必经程序,我们的主办检察官之所以申请为您开这个听证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您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事情能够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轻装上阵安度晚年,让家里人,让您身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您心中的那份释然,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愿望。”
听证会结束后,当主持人准备送老宋离开时,这位有点执拗的老人转身走向关镭和李永建两位听证员,挨个握手并鞠躬致谢,唯独没有跟承办检察官再说一句话。看到老宋的举动,杨军伟会心一笑,他事后说,“我知道老宋对我还有怨气,我没有支持他的主张,而且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申诉案,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让申诉人彻底打开心结。”
几十秒后,听证室的门再次被打开,当再次看到老宋时,在场的人都有点错愕,老宋用东北人的豪爽撂下一句话,“检察官,麻烦你了!”扬手后转身就走。杨军伟说,办了这么多案子,申诉人的这句话,这个举动,竟让他有些感动,他觉得再苦再累一切都值了。
当张玉鹏陪伴老宋来到接访大厅,即将离开最高检时,主持人试着问了一句,“今天的听证会,您感觉怎么样?”老宋认真思考了片刻,严肃地说道,“感谢最高检给我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我相信检察官办案是认真负责的,我愿意接受最高检作出的结论,承诺不再上访。”
至此,老宋也成为了今年3月最高检开展简易公开听证会以来,首个当场签订息诉息访协议的刑事申诉案件信访人。
记者手记
老百姓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
近日,记者深入第十检察厅,用两周工作日全程追踪简易公开听证的真实面貌,此间,被全厅上下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操和迎难而上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动。
一场听证会上,担任主持人的第十检察厅厅长徐向春说,有的信访案件对司法机关来说就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我们都是人民中的一员,我们也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老百姓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老百姓的事没人管,没有地方充分说理,有冤无处申,那么小案有可能就会酿成‘大案’。”
检察官杨军伟对记者说,他所承办的案件有的可以直接结案,组织听证会无疑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但面对生活窘迫的信访人时,他总想尽己所能帮助对方。当了解到一位信访人家中贫困,丈夫因工伤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自己身患重病还在治疗时,他劝说对方当天返回老家,不要在北京花费不必要的住宿费,又马上联系当地检察院通过远程视频为其召开听证会。
秩序井然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访大厅,是从事信访接待工作9年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副主任凡俊每日必须“打卡”之地。他已接待了1万多名来访群众,也是他提出了简易公开听证的最初设想。如今,几乎每天都会召开听证会,每一场他都了然于胸。当他听到记者评价其同事刚组织的一场听证会“非常成功”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当面对镜头畅想简易公开听证的未来时,他沉默良久说道,耐心细致接待好每一名来访群众,用心用情组织开展好每一件听证案件,努力让每一个信访矛盾都能够得到依法妥善化解,真正造福百姓。
从3月17日至6月16日,在已召开的57场简易公开听证会中,许多案件已穷尽了全部司法救济程序,但第十检察厅检察官们始终秉持息诉息访、案结事了、事心双解的工作目标,通过组织简易公开听证会,打开信访人的“法结”与心结。
在为当事人老宋组织的这场简易公开听证会过程中,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承办检察官都将群众工作贯穿始终。听证会开始后,主持人做了精炼的介绍和温暖的铺垫,引导申诉人珍惜和尊重司法机关专门为其准备的高规格听证会。当听证会接近尾声时,主持人设身处地为申诉人着想,与申诉人很好地实现了共情。从现场笔录中看到,整场听证会上,案件承办检察官陈述的内容仅有两页A4纸的篇幅,而听证员就案件相关问题向申诉人提问或发表听证意见则是检察官的两倍。主持人有意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听证员和信访人,因为听证员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充分释法说理,让群众更能产生信任感,同时给信访人更多陈述和申辩的时间,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