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开放包容：成都绵延3000年的城市气度
四五千年前，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人类的祖先因生存而聚集，相继兴起了若干早期城市。广袤大地上，人类的呼吸留下文明的先声。当繁华的城市纷纷叹息着沉入黑土，却有一处特别的存在，摧而不颓，毁而不灭，不断再生，成为历史少有的“遗漏”。
它3000多年来城址未移，2000多年来城名不改。它历经灾难、战火，却始终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秉持开放创新和乐观包容，不断向上生长。
它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古蜀的文化交流
造就了天府文化的乐观包容
3月20日，三星堆遗址再惊天下，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多件文物在全国都能发现“同款”。其中首次出土的青铜方尊长约65厘米，是三星堆这次发现中规模最大的一件青铜器。这座方尊主体腹部纹饰名叫饕餮纹，对称鸟的装饰是长江流域的特点，最早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也见于中原殷墟遗址的青铜器上。另据成都宝墩文化考古发现，良渚文化的玉琮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就已经出现在四川。
这场穿越数千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足以证明，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先人们就和外界保持着频繁的交流。不仅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古蜀三代蜀王均是迁徙而来。这些古蜀先王不仅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还带来了诸如民族融合、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改变和发展。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说，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本土文化的元素，可以证明那时的金沙已经非常开放，和如今天府文化中“创新创造乐观包容”的特质一脉相承。
“成都虽然身在四川这个相对封闭的盆地，但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的文化包容吸纳外部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保持了自有的文化特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有马家窑文化的南下，夏时期有二里头文化的进入，商时期有来自长江中游文明的进入，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成都文化自身发展体系。
“这个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从宝墩文化以后就环环紧扣。往往在上一个文化的晚期，就会出现下一个文化的因素，下一个文化之中也会长期保留前一个文化的因素。”孙华告诉记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成都各个时期的文化连续性特别强，这也是成都拥有强大城市生命基因的重要原因。
几千年过去，当初的外来者早已化为成都历史的一部分。彼时不同，此时共同。
秦汉时的文化大融合
迎来城市发展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后，成都平原纳入秦帝国的范围，迎来又一次文化开放融合和城市发展高峰。秦国人李冰出任蜀郡太守，这是历史等待的契机。
古蜀人虽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却一直未能将洪水驯服。李冰同样有着伟大的创新精神，他在成都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他独创宝瓶口、鱼嘴、飞沙堰，巧妙配合，科学解决了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亘古难题，至此，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取代关中、汉中成为“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成都也迎来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发展，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已十分发达，设有“锦官”，故有“锦官城”之称。织锦这种当时的高新技术带给成都巨大的经济辐射力，使成都成为南丝路的起点城市。
在教育方面，秦汉时期的成都也开先河。汉代安徽人文翁任蜀太守，在成都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校，直接推动了蜀学的勃兴与飞跃，出现了蜀地学术与儒家发源地山东学术并驾齐驱的局面。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成都多地陆续出土了多尊东汉俳优俑，这些粗犷稚拙的人俑，有着热情奔放、泼辣诙谐的形象。即使在2000年之后，人们也能读到时空之外的那分快乐和自信。俳优俑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西汉中期俳优俑在成都及其周边开始流行。到了东汉，成都的俳优俑也衍生出了许多新的特点，不仅形体变大，表情更夸张传神，做工也变得更为精细。艺术史家们认为，中国古代雕塑的写意之风，在汉代达到了鼎盛。成都出土的东汉俳优俑无疑是其杰出的代表。
秦汉时期，成都城市治理、工商业和文化发展都迎来高峰，一跃成为全国仅次于长安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史称“列备五都”。
扬一益二的背后
是世界级城市的开放与管理
公元759年12月1日，陇西同谷通往成都的古栈道上，西风猎猎，一匹瘦马驮着一位鬓发早白、面容清瘦的河南男人踟蹰而行。他和沿途那些逃亡蜀中的穷苦北方农人并无二致，但他的名字注定要照亮中国几千年诗歌史。他叫杜甫。
凄风苦雨，险象环生的南行路尽头是“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成都。成都接纳了杜甫，带给了他近四年的温暖和慰藉。他在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修了一所自己的房子——草堂，并在此写下了大量灿烂而伟大的诗篇。
诗人冯至感叹：“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忘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因为这座包容的城市，给了诗人尊严和绵延至今的荣光。
成都的高颜值和繁荣，吸引了大量杜甫这样的“蓉漂”，让唐代成都的人口持续增加。唐贞观13年，成都有近12万户、74万余人，仅次于长安，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都会。人口的增长，成都城市面积进一步扩大，反过来促进了成都城市建设管理的创新。
唐代在全国推行里坊制，这种安排并不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富有商业精神的成都人逐步冲破了里坊制的桎梏。成都人突破“日中为市”的传统，夜市勃然兴起。陆游对着大慈寺外灯火辉煌、人流如织的夜市发出感慨：“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宋代成都商业更趋繁荣，夜市和各种专门市场比唐朝更加兴盛，并逐步形成了成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市。成都进一步转型为了商业城市和市民社会。
与中国唐宋同时期的欧洲，当时正深受城市排污之苦，人口众多的巴黎是其中的典型。在东方的成都，却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城市排污难题。2007年10月，成都意外发现了江南馆街的唐宋街坊遗址，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砖铺古街之一，媒体冠以“天府第一街”美誉。
成都市城守东大街遗址，与邻近之正科甲巷遗址、大科甲巷遗址、江南馆街遗址相邻，文化面貌十分相似。
江南馆街遗址中发现与街道房子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共21条，地面和地下是两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系统，成棋盘格局。这一城市下水道系统最早始建于唐末时期，期间多次维修，延用至南宋。地下网络之发达令人惊叹，它折射出的正是这个城市的繁盛和建设管理的智慧，成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规划最好的城市之一。
拥有高超水平的城市管理，成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到了晚唐，成都与扬州齐名，“扬一益二”闻名天下，成为当时无可争议的世界城市。
新时代的成都
有海纳百川的格局与气度
岁月沧桑，历史变迁，就像书本一页页翻过。过去不曾消逝，而只是被悄悄掩埋，时隐时现，以某种独特的方式传递密码。
历史告诉我们，城市因人聚集而生，因人驻留而兴。城市的本质在于为人提供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自在生活的人们，又能产生丰富的社会生态和无穷的创造力，反过来促进城市发展。
几千年来，成都孕育和会集过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教育家以及各类历史名人。今天的成都，拥有更加国际化的大开放格局。
128条国际（地区）航线通达全球。随着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运，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国内第三个拥有双机场的城市，年客运能力将达1.5亿人次。以成都为起点的中欧班列，连接境内外50余个城市，成为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深化区域合作的陆海新通道。成都已与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关系，与104个城市建立了友城和友好合作城市关系。
“十三五”期间，全国23个万亿GDP城市中，深圳以近200万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成都增长192.33万人居第二。《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成都位居海归创业最爱城市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2020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显示，成都以四项指标均为满分的成绩，高居中国15座“新一线”城市榜首；《环球时报》评选的中国最佳营商环境城市中，成都位居榜首。
泰山之高不拒微壤，大海之广不拒细流。成都人热爱学习、善于学习撷取众家之优长，为我所用，结出如川菜、川酒、川剧等独具魅力的文化硕果。成都在数千年的发展变迁中历经多次大移民和多元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洗礼，在开放中聚集创新创造的动力和乐观包容的气度。
成都，因开放而自信满满，因包容而热气腾腾。（记者蒲薇王嘉段祯图据新华社、本报摄影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