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民警李洋:审案300余起,帮罪错少年们找到光

日期:09-27

原标题: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民警李洋:审案300余起,帮罪错少年们找到光

未成年人案件审查民警李洋:审案300余起,帮罪错少年们找到光

“为什么偷烟?”李洋问。对面的孩子不过十五六岁,他抬头看着李洋,眼神没有避讳,“为了分给兄弟们,有面子。”

这是李洋审讯时的画面。听见孩子的回答,李洋心里一沉。他知道,这个孩子的背后,必然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因为缺爱,所以他在同龄人的相处中寻求认可。

李洋自2019年转入海淀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审查中队,此前,他有着10年重案审查的经验。

对他来说,未成年人案件审讯难度并不大,这些少年们三观还不成熟,心智也不健全,给足他们该有的理解和尊重,“让他们有自信,才能抵抗外界不良信息的诱惑,不用去依靠偷窃、打架来获得满足。”

一年多来,李洋参与审讯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已经有300多起。

他也会接触到未成年受害者。今年4月,男孩东升因没有合法身份证明且监护人不在身边,无法获得入学机会。李洋在各个部门奔走联络几十次后,帮助他顺利入学,也成为了孩子口中的“警察爸爸”。

审讯之外,李洋也不断向司法社工学习,探索罪错少年的帮教和改造。

“心如花木,皆向阳而生”,李洋始终认为,“这些孩子们的力量大着呢,只是需要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帮助他们找到光。”

工作中的李洋。新京报记者李凯祥摄

工作中的李洋。新京报记者李凯祥摄

“案件背后,支离破碎的家庭”

业余时间里,李洋喜欢健身,让身体和大脑放空,再将一天的负面情绪倾倒出去。

此前,他在重案审查中队10余年,李洋将这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审讯工作,理解为一场和嫌疑人的心理暗战,让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彰显法律的尊严。

自2019年初调入未成年人案件审查中队,李洋每天接触的,基本都是一些未成年人盗窃、打架斗殴的普通案件。大案少了,让他揪心的事却多了,“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李洋印象最深的,是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邵华。2019年,17岁的昭华因涉嫌盗窃摩托车被警方控制,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进入审讯室。

“为什么偷摩托车?”李洋问的直接,邵华也毫不避讳,“因为我是个摩托车迷。”

“巧了,我也喜欢摩托车,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迷恋那种酷炫的车……”话匣子由此展开,俩人从摩托车型号、性能,到赛车手、比赛项目等等,聊了将近两个小时。邵华逐渐打开心扉,透露自己年幼丧母,父亲再成家后,他成了没人管的孩子,逐渐加入社会上的一些“小团体”。

摩托车是“小团体”成员标配,邵华没有钱,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偷。

母亲去世后,邵华最亲近的人是小姨,每次他被抓提讯时,都是小姨作为监护人在场。再见到小姨,邵华话里流露出孩子气的一面,他心有愧疚,眼里泛起了泪花。

“其实我想,当不上摩托车手没关系,我去修摩托车也挺好的。”审讯最后,邵华这样说道。

李洋回忆,他从邵华的这句话里看到了希望,他看到这个孩子在审讯中心态的变化。“他意识到要有自己的谋生之道,知道为自己的未来做谋划,这是我们最想激发出的内容。”

李洋本人。新京报记者李凯祥摄

李洋本人。新京报记者李凯祥摄

给予罪错少年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一年多时间里,李洋参与审讯和经手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已经有300多起。

相对于李洋专长审讯的涉黑涉恶案件,未成年人案件审讯难度并不大。按照审讯惯例,涉案人只要交代清楚犯罪事实,按照法律规定作出拘留或者其他决定,涉及未成年人由家属办理取保候审,案件审查工作一般即可结束。

但李洋认为,未成年人案件的关键恰恰是法制的外延工作,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关系,取保之后的帮教和改造等等。“既然公安部门把未成年人案件设专人来处理,就意味着他们有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

2019年,邵华被取保候审后,李洋再次找到他,带着参与了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组织的帮教转化活动,希望在社工的带领下改善他偏差的认知和行为习惯。

李洋还准备了一个摩托车模型,送给邵华并叮嘱他:“你可以执着于理想,但也要纯粹于当下,做一件能让你支持这个理想的事,你自己到底是处在什么位置,你一定要清楚。”

事实上,刚接触未成年人案件时,李洋在处理上也有点蒙,除了翻看《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心理学》等书以外,他也向专业人士请教,比如有30余年未成年人案件审讯经验的“法官妈妈”,公检法案件中为未成年人提供帮扶的社工们。

在日后的工作里,像邵华一样的少年李洋接触过很多。面对审讯时,他们总充满警惕,但李洋认为,自己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给予对方理解和认同,“十六七岁的年纪,可不就是谁都不服吗?你如果一味斥责我、打压我,我的对抗情绪就越浓。”

即便是罪错少年,也要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李洋觉得,在这类案件中,多数未成年人难以在家中得到爱和尊重,只好在社会上结交同龄人来获得满足。在审讯过的一起偷盗案件中,一名偷烟的少年告诉李洋,自己屡次偷拿就是为了分给“兄弟们”,显得有面子。

在三观还不成熟,心智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给足这些少年们该有的面子,“他们有自信,才能抵抗的了外界不良信息的诱惑,不用去依靠偷窃、打架来获得满足。”李洋说。

“我可以叫你爸爸吗”

李洋的工作中,也时常接触未成年受害者。

今年4月,辖区派出所转来一起遗弃案件。一位60多岁的老人报案称,她的儿子涉嫌遗弃孙子,现在她想争取对孙子的抚养权,帮孩子获得身份正常入学。

老人的孙子名叫东升,今年不过7岁,因父母离异他自小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前往外地工作后,竟不再与家中联络。6岁时,东升因没有合法身份证明且监护人(父亲)不在身边,无法获得入学机会,奶奶辗转教委、法院等多个部门,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无奈下只得报警。

第一次见东升,李洋就印象深刻,“他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和懂事,奶奶上下车、走台阶他都扶着。”

为了和东升熟络起来,李洋将随车携带的签字笔送给了他。逐渐走入东升的世界后,李洋意外又心疼,孩子的童年没有父母陪伴,奶奶精力有限也没法带他去动物园、游乐场,参与各种活动。

这支他随手送出的笔,被东升放在玩具宝盒的最高位置。“宝盒”是孩子最重要的物件,里面有小汽车、塑料“宝石”、拼插的小人玩具等等,“因为他本身从小没有父母关爱,很少有玩具,有点什么东西就当宝贝存着。”

东升的就学问题不论是在公安部门、还是教育部门都是首例,他没有过先前经验,没有办过同类案件,在各个部门奔走联络了几十次后,孩子终于在今年9月顺利入学。

在这个过程中,东升对这个闯入他生活的警察叔叔越来越信任和依赖,他试探性地问李洋,“我可以喊你爸爸吗?”

此后,李洋每周会抽空两三次去看东升,周末干脆把他接到自己家,和自己2岁大的女儿一起照顾。在李洋看来,自己没做什么特殊的事,“不过是多摆一双筷子多拿一个碗。”

9月,东升入学的第一天,李洋因工作难抽身没能送他。放学时,李洋身着警服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他希望这是东升生活的一个新开始,他也能跟同学们炫耀着说,“我有爸爸,他是警察。”

帮涉案未成年人“找到光”

工作之初,李洋时常向经验丰富的司法社工们请教问题,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也经常为李洋的工作对象提供帮教服务、被害人救助服务等等。

事务所副主任李涵提到,在李洋身上,他看到了司法机关对待未成年案件的转变和进步,注意到了这类案件的特殊性,“李洋的审讯经验很丰富了,但他还是一直虚心学习。”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一个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理念——“越快越好”。

“未成年人和他的家长无论是被害还是被刑事拘留、违法训诫,都是一个突发的危机事件。”李涵认为,公安机关无疑承担着第一道把关任务。因此,像李洋这样系统学习了专业知识,从未成年保护的角度出发,去专案专办的警官,才能让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真正落地。

现如今,东升每天都会拿奶奶的手机给李洋发几条语音信息:“我感冒了,今天吃了药”“今天在学校里交了一个新朋友”·····有时他还是会小心翼翼地问李洋“我到底是叫你爸爸还是大大啊?”

“当然是爸爸”李洋回他。

看着这对父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司法社工王徐晖开始担忧。李洋满足了东升对于父爱的渴望,可终有一天他要面对现实。在他看来,无论任何形式的帮扶,对于东升来说都是一根在危机时刻递过去的拐杖,在他可以独立的时候应该慢慢收回。

李洋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想等东升小学毕业时,和他长谈一次,让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初步的认识,对自己的将来作出选择。至于现在,既然彼此有感情,东升需要一个关爱他的爸爸,而自己又疼爱孩子,“给他做干爸,挺好的。”

“心如花木,皆向阳而生”,李洋认为,“这些孩子们的力量大着呢,只是需要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帮助他们找到光。”

(文中邵华、东升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张静姝

编辑左燕燕

校对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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