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评论丨元代古桥被破坏性修复，谁制造了“灾难现场”
一个是饱经沧桑的古石桥，一个是破败荒凉的千年白塔；一个是面目全非，一个是摇摇欲坠；一个是大刀阔斧天翻地覆，一个是纸上推进少人问津……很难说，这两处文物哪一个是更幸运的。为什么一些地方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上，不作为就是“废墟现场”，一作为就是“灾难现场”？
一处位于山西省金元时期的古代石桥近一段时间被修复后面目全非的视频日前在社交媒体流传。据报道，桥顶建筑部件大多被移走，被冠以全新的现代石料，桥体两侧也发生变化，面貌完全改变。这一古桥名为铁梁桥，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年代或可上溯至金、元时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月20日，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白姓处长表示，忻州市文物局正在现场调查、写材料。
山西省忻州市庄磨镇连寺沟村铁梁桥修复前后对比图据澎湃新闻
就在同一天，有报道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有1000年历史的辽代白塔，目前裂开至少18道黑缝，生出100多个黑孔，塔身倾斜，不时有砖块坠下。维修工作长达7年始终在“纸上”来回打转，迟迟不见修缮，导致千年辽塔面临倒塌。
一个是饱经沧桑的古石桥，一个是破败荒凉的千年白塔；一个是面目全非，一个是摇摇欲坠；一个是大刀阔斧天翻地覆，一个是纸上推进少人问津……很难说，这两处文物哪一个是更幸运的。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武安州白塔破败而悲凉。图据新华每日电讯
近年来关于文物破坏性修复的新闻屡见不鲜：2013年，辽宁朝阳市云接寺中精美的清代壁画被今人新画完全覆盖；2014年，山西晋城青莲寺被“破坏性修复，宛若新生”；2016年，位于辽宁市绥中县的小河口长城，在经过当地文物部门的修缮后，几乎被“抹平”；2018年，河北易县的古塔表面被刷上了一层崭新的白灰，修复得“焕然一新”……另一方面，那些被荒废的文物建筑也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为什么一些地方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上，不作为就是“废墟现场”，一作为就是“灾难现场”？
作为文物的管理者，有的文保单位可能会很委屈：破败了，你们说没人管；修复了，你们又说修坏了。事实上，文物如何保护和修复是一个相当复杂且精密的系统工程，其中既有理念与价值上的审慎考量，也有文化和技艺上的严格要求，绝非只有“任其荒废”和“焕然一新”两个选项。
19世纪初，欧洲在文物保护和修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派和英国派。法国派认为，对古建筑的修复是一种风格的修复，修复就是恢复建筑原有风格。英国派则认为，修复是对古建筑的彻底破坏，尽可能维持现状，尽量延长古建筑的寿命才是最好的保护。这两种理念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欧洲古建筑保护理念的进步，造就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原则——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
该宪章明确，必须利用一切科学技术保护与修复文物建筑；强调修复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技术，必须尊重原始资料和确凿的文献，决不能有丝毫臆测；其目的是完全保护和再现历史文物建筑的审美和价值；还强调对历史文物建筑的一切保护、修复和发掘工作都要有准确的记录、插图和照片。
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还规定：修复应保护现存实物原状和历史信息，应当以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主要依据；独特的传统工艺技术必须保留，所有的新材料、新工艺必须经过前期试验和研究；正确把握审美标准，不允许为追求完整、华丽而改变文物原状。
可以说，对元代古石桥和千年辽塔的保护和修复都属于懒政派。破坏性修复和纸上“修缮”，既违背了国际通行的原则，也违反了我国的法律和相关修复原则，对文物中所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都是一种损害。这不仅说明相关人员对历史文化遗产缺乏敬畏之心，也反映出文化保护和修复环节中存有漏洞。比如，对铁梁桥来说，“修复”前虽有残缺，但仍不失其文物价值、艺术美感和历史信息，而经过“修复”，却变得“冰冷、生硬和丑陋”。需要追问的是，是谁主持了这样的“修复”？“修复”是如何经过文保部门审批的？“修复者”具备什么样的训练和资质？面对目前的“修复”现状，管理者和修复者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文物建筑是可以触摸、感知的历史和文化，任其湮灭和破坏都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不负责任，稍一大意即有可能变修复为破坏，丧失古建筑的历史风貌和价值。因此，对其保护和修复一定要秉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切忌草率和过度，切忌想当然和瞎折腾。
一方面，需强化法律责任，提高“破坏性修复”的违法违规成本，不管是善意还是过失，只要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就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乃至刑责，不能只是一罚了之。另一方面，对文物建筑的修缮，应对其原貌和破损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分析并咨询专家意见，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力求在修复中“修旧如旧”，乃至“修旧如故”，既最大程度地保存原貌，又最大程度地修复好古物。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赵清源
责任编辑：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