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平衡疫期放贷与监管的两难
金融机构应该始终保持既有的
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原则，不能顾此失彼
2月17日，在重庆一企业的N95医用防护口罩生产包装车间内，工作人员在作业间隙消毒。图/新华
如何平衡疫期放贷与监管的两难
本刊记者/赵一苇
复工一周后，化工厂老板陈海正在向当地农商行申请一笔300万元的抗疫专项贷款。这家正在开足马力生产消毒水的化工厂，原本是主要生产美容化妆品的，消毒水原本只占总生产量的不到一成。
陈海的工厂是幸运的。从前保留下来的消毒水生产资质与生产线是复工的关键。复工就意味着有营收，尽管不一定盈利，但至少可以保本。如果顺利申请到雪中送炭的抗疫贷款，陈海的工厂至少可以维持2~3个月的生产运营。
利好的消息是，自1月26日起，央行与银保监会陆续出台多项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差异化的优惠金融信贷支持正在各地方落地。按照规定，这批为应对疫情而设立的专项信贷支持，主要面向一些重点疫情地区，精准扶持生产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的企业。
“截至2月14日中午12时，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抗击疫情提供的信贷支持金额超过5370亿元。”2月15日的发布会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对疫情防控和金融支持情况如是介绍。
一位国有银行地方分行的信贷部门经理蒋兴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这些名单。其中，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有4家企业，省政府名单有41家企业，这些名单上的企业可申请抗疫专项贷款，享受财政贴息。
“抗疫贷款只对接国家级名单和省级名单上的企业，地方没有审批权限。”蒋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抗疫专项贷款严格按照名单进行对接，名单之外的企业无法申请，地方也不能自主添加，“确保满足名单中企业的信贷需求”。
名单之外的现实情况是，更广泛的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由于生产活动并不与医护必需物资直接相关，仍然面临经营难与贷款难的双重困境。更多的地方银行和金融机构，也正在承受风控压力陡增和不良率爬高的严峻考验。
“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像是患者，地方银行像是医生。医生治病不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常务副理事长白澄宇向《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个比方，“好比是患者增多了，医院更要做好防护。有生存危机的企业多了，银行更要守住风控标准。”
“特殊时期，各行各业都需要资金支持，银行也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险管控压力。”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所主任何平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府需要引入各方面的资金力量，尤其是政府资金，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一起来承担风险和损失，减轻银行体系的压力。”
警惕信用风险
在陈海所在的广州市花都区这个有几百家中小微企业的工业园区里，顺利复工的工厂寥寥无几，能够申请抗疫贷款的更是屈指可数。更多的没有防护物资生产资质的中小企业，正在一边填补着零营收的亏空，一边交付着高昂的房租与工资。
“被救的只是个别企业。更多的是在海浪里挣扎着，连个救生圈都找不到。”一家工艺品工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抗疫专项贷款仅限防护物资生产企业，普通企业无法申请，“减负与扶持好像都和普通企业没关系”。
为了寻找可能的扶持政策，郑皓把公司注册地天津市发布的“暖企16条”和“惠企21条”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
“最后确定，没有一条沾边。”郑皓无奈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公司是做信息服务的，已有100多人的规模，每月有近四百万元的固定支出，但因为没有固定资产，很难从银行贷到款。“找熟人和小贷公司，依然是主要借款途径。”
这并非个例。疫情发生后，许多地方出台了针对中小微企业扶持的政策，诸如“天津21条”“广州15条”“福建21条”等政策陆续发布，大多包括缓交社保、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国有物业减免租金等主要举措。
而在许多中小微企业老板看来，目前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没什么用”，按照这个政策“还是死路一条”。
“缓交不是免交或少交，社保压力只是略微后延，并没有减小。”多位企业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大多数没有固定资产抵押、不能开业、没有营业现金流抵押的中小微企业，依然很难从银行贷款，同时，直接租用国有物业的占比太小，广大的普通中小微并不能享受租金减免。
此外，由于产业链的上下风险传导，一些产业正在出现信用风险传递趋势。
“以出口外贸型企业为典型，如果一家骨干企业风险增大，相关的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影响。”一家国有银行地方分行的信贷部门经理蒋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时，未来一段时间的订单量是判断企业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的情况是，除了防护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企业有较稳定的国内订单，其他企业的订单量基本都锐减，财务现状和预期均不乐观”。
一份清华与北大联合调研995家中小企业的问卷结果显示，按照目前财务状况，85%的企业最多维持3个月，有22.43%的企业计划以减员降薪的方式来缩减开支。
“裁员是断臂求生，但也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信息技术公司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复不了工，借不到钱，企业就是死路一条”。
提高监管容忍度
2月15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充分考虑疫情的客观影响，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
这意味着，企业普遍存在的生存压力已经传导至金融机构，一时陡增的还款困难企业已经对银行造成监管指标达标的压力。
“在一定时期，银行经营环境发生突然变化，特别是受不可抗力的影响，银行会面临着监管指标达标的压力。”梁涛表示，银保监会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较为严重地区的银行，会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考虑疫情的客观影响，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对于监管指标达标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或者在监管措施上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根据规定，抗疫专项贷款的下放只在指定地区的国有银行和部分地方银行开展，且严格对接国家级名单和省级名单中的企业。但在疫情发生后，有许多地方农商行即使不需要承担发放国家抗疫专项贷款的工作，仍然积极出台了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扶持政策。
“现在各地仍在严格管控中，能复工的企业都是防疫物资生产相关，数量很少。”一家地方农商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专项贷款仅七个地区享受，地方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普通贷款并没有特殊限制，但会优先安排疫情防治相关的企业和有现金流的企业，“我们把收益放在其次，风控相对以前有放松”。
事实上，地方银行积极发放疫期贷款的做法在行业内部颇受争议。
“理念上，金融机构对当前疫情的认知和责任是缺位或错位的，大部分只知道跟风、听话、服从。”上述农商行负责人直言，就目前情况看，银行会在上半年持续这样的放贷政策，“这是没有自我思考、自我认知，缺乏责任担当的表现”。
“企业普遍遇到困难时期，银行更不能放松风控。”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常务副理事长白澄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家金融机构应该始终保持既有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原则，不能顾此失彼”。
在多个地方银行出台的贷款扶持政策中，优惠幅度通常是贷款基础利率下浮5%~10%，低于正常时期的企业经营贷款利率。
“地方银行的压力正在加大。”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所主任何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形势下，一方面，银行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险管控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放大经济的负面冲击，银行可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利益牺牲。
在金融机构的行业组织中，寻找下一步应对方案的尝试已经展开。
“大家的共识是，要在机构自身活着的前提下，再为小微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刚刚结束了一场三十多家借贷机构的线上研讨会后，白澄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出现大量还款困难企业，二是许多企业在复工阶段仍有新的贷款需求。
白澄宇建议，各类地方银行、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组团开展业务，分别针对某一个产业链上的骨干企业和小微企业，相互协作，提供协调式、组合式的金融服务。“有协作的分类金融服务，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上各类企业的尽快恢复。”
“银行可以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财务公司、担保机构、小贷公司、投资基金等）合作，设计合理的优先劣后机制，股债结合，共同分担并合理配置风险，共同为中小企业服务。”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所主任何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民间力量之外，银行还可以积极引入政府设立的专门担保机构或救助基金，分担部分损失，降低银行的业绩压力。
呼吁政府兜底
当流动性压力成为企业与银行的共同难题，呼吁政府发挥更大兜底作用正在成为双方的共识。
一方面，是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控制裁员比例，稳定就业。
“最实际的政策，是调低企业的社保、公积金费率或短期免缴。”一家中型信息服务公司负责人郑皓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目前多数地方都是社保缓交政策，但这仍然是一笔应付款，“即使延缓3个月再交，企业也还没从疫情阴影中走出来，仍然会被这笔钱压垮”。
“缓缴社保公积金无法真正激励企业不裁员，短期降低费率或短期免缴可能更加合适。”何平表示，有的行业在疫情后会快速反弹，损失的业绩可以恢复，缓缴政策就能够减负；而有的行业在疫情后，失去的业绩不能恢复，且需要一定时间恢复正常运营，这些行业减免比较合适。
何平建议，可以考虑减免和保障就业相结合，将裁员与补贴挂钩，对于保障就业突出的企业，可以提供更低的短期费率。
从国际经验来看，降低社保公积金费率的做法已有效果良好的先例。
在新加坡，社保公积金制度一直实行富有弹性的费率制度。在经济繁荣时期，国民的收入相对增加，政府提高费率，抑制消费。在经济紧缩时期，则相对降低费率，鼓励国民消费。等度过困难时期，再恢复正常的交费比例，以此鼓励企业保留员工，共渡难关，尽快恢复生产。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已多次出现。
另一方面，是银行引入政府资金力量，一起承担金融风险和损失。
“目前，政府尚未采取特殊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为中小微提供信贷。”白澄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府可以采取如贴息之类的做法，引导金融机构为政府希望支持的行业提供金融服务。
“银行引入政府资金，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何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是金融机构在救助市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失，政府应该来优先承担，尔后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合理分摊到各个利益主体，比如通过未来的税收；二是政府在特殊疫情时期运用的短期经济手段，都需要设计合适的退出机制。
何平建议，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担保机构或救助基金，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包括担保、救助贷款、股权投资等，和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一起来承担风险和损失。
“特殊时期下，银行很难独立承担这样的风险和损失，需要以政府为主的各种资金力量共同承担。”何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边是中小企业的未来，一边是银行的风险控制，政府是在中间把握平衡的关键”。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蒋兴、陈海、郑皓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