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常委会委员：行政公益诉讼偏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徐显明提出，行政公益诉讼数量偏少有制度设计原因，并不是说行政公益诉讼越多越好，越多说明社会治理越有问题。
新京报快讯（记者王姝）最高检检察长张军于10月23日作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谈到，公益诉讼检察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案件结构也不够合理，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件偏少。
24日分组审议报告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表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偏少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目前正在搞渔业法执法检查，在洞庭湖渔区和长江沿线等地用电网炸鱼的现象时有发生，半夜时记者拍到了很多画面，但是我们的行政执法机关不作为。所以这方面要加强，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检察监督，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还存在不少空间。”
委员徐显明认为，“行政公益诉讼不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没有更好，它一定要在我们制度设计允许的范围之内存在合适的量”，“我的结论则是它（行政公益诉讼）必须偏低。”
徐显明表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是中国最独特的司法制度创新，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行政公益诉讼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在同一个法庭上有3个公权力，即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作为被告人的行政权，作为起诉人的检察权；过去讲公共利益的代表一定是人民政府，现在赋予人民检察院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到底谁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是不是可以两个都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与被告人都是公共利益代表，但他们是冲突的，公共利益只有一个，谁是真代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人民政府胜诉了，对检察院来说叫自取其辱。但如果人民政府败诉了，就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就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威信，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
徐显明提出，行政公益诉讼数量偏少有制度设计原因，并不是说行政公益诉讼越多越好，越多说明社会治理越有问题，“行政公益诉讼的数量和比例到底多少为宜？还是应该在制度的设计框架之内实事求是地确定。过去说遍地开花，每一个县都要搞几起，这个做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办理行政公益诉讼不应该以量取胜，并不是多多益善”。
新京报记者王姝
编辑樊一婧校对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