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桂华：村规民约是否过度，村民自己有杆秤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华认为，移风易俗值得提倡
新京报讯（记者张一川）近日，山西省赤邓村关于不准操办种种宴请，丧葬活动不准披麻戴孝、搞祭奠活动、送花圈纸扎的“整治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公告引发了社会热议。而往年一些管理严苛的村规民约也每每引发公众关注。
对此，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华认为，首先，移风易俗、树立良俗的大政策方向，属于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部分，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治理上关键要把握尺度，基本原则应该是通过“村民自治”进行，“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叫过度什么叫不过度，老百姓自己就有一杆秤”；最后，执行上要避免一刀切或过于粗暴，不能损害百姓的基本权利。
移风易俗值得提倡
“从社会反应上来讲的话，大家可能觉得管得过宽，但实际上来讲，‘人情风’现在在各地的确非常普遍，情况也非常严重了。”桂华说。对于限制人情宴请的规定，他认为村民应该会非常欢迎，“从我们调查来看，几乎所有人都欢迎，因为他们已经不堪重负，不胜其烦了。”
桂华所在的研究团队，过去十几年来在100多个县的近千个村庄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驻村调研时间达5万个工作日。
桂华介绍，从传统习俗上讲，农村的人情宴请主要涉及四件大事：老人去世、娶媳妇、嫁闺女、小孩出生。“这四件事情在我们过去的乡土社会中，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了。”但是，最近几年人情宴请逐渐演变为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操办，原来满月、一周岁、六十岁这种只限于亲戚之间的走动，扩大成了公共活动，像红白事那样大办。
“现在什么事情都办的话，相互之间不平衡，谁不搞谁就要吃亏，你多办我多办，形成了恶性循环，没事也办。这就把过去的良风，变成恶俗了。”桂华说。
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桂华把村庄中人情往来视为一种维护村庄关系的“社会资本”。“农民通过人情互动，进行情感传递，从而构建稳固的社会关系，满足农民之间日常的互助需求。”桂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然而，人情标准的逐渐提高，对于农民来说形成了比较重的负担，“变成不是社会资本，而是消耗社会资本，大家都觉得很累、负担重，生活不轻松，维持一段时间就崩溃了。”桂华表示。
他在调研中曾经看到一个案例，一位村民接连办了儿子考大学、娶媳妇、添孙子、生二胎、买房搬迁五件事的宴请，“把这五件事一办，办完之后他就搬出村庄了，再也不来往了，这样社会资本就消耗了，对整个社会的秩序是不利的。”
桂华认为，“这个是应该管的。”
是否造成公共危害是判断标准
在桂华看来，判断哪些风俗应该管理，标准在于是否造成了“公共危害”。
“比如披麻戴孝，应该是民间的习俗，没有什么公共危害，没有污染环境或造成返贫。”对于赤邓村限制丧葬活动的规定，桂华觉得，当地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可能针对的是丧葬中的一些恶俗，包括铺张浪费的消费。
桂华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地方在丧葬活动中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如非常大规模的鞭炮鸣放，既污染环境，也比较危险；又如攀比性地请唱戏班、请歌舞团，花费特别高，“是严重的铺张浪费。”他觉得这在村庄里造成了隐形分层，“有钱的就夸张、炫耀消费，下层农民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我们在湖南调研，农民办一次丧事一般都是十万块钱以上。十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少了，中间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种铺张浪费造成的。”
桂华认为，铺张浪费和污染环境，是可以进行管理的，但披麻戴孝、祭奠活动就属于老百姓的私人生活，没有社会危害。
“我们不应该过度地、站在抽象自由、权利的角度去解读它，没有必要，因为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老百姓都是欢迎的。大家都觉得很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不搞，因为谁不搞谁就要吃亏。大家都在这个圈里，他跳不出来。”因此，在移风易俗上，他觉得希望有一个推力，如中央一号文件和地方政府的引导政策，“但是真正地落实和实践，还是村规民约自己来做，只要把握好这个分寸，我认为问题不大。”
桂华指出，从治理上说，移风易俗的村规民约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
“村规民约本身就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性和内部强制性，但它也不属于法律，它的强制性来自于农民自发的认同，自觉的行动。赤邓村这个公告是经过村两委、党员及村民大会的协商，所以在关于酒席宴请这一块上是没问题的；关于丧葬活动，我觉得初衷是好的，但是手段是否恰当值得商榷。”桂华说。
基层治理的特点是采取群众工作的方式
另一方面，桂华觉得在管理手段上，“和户口、低保国家政策进行挂钩，行为粗暴、矫枉过正，有些偏了。管理手段是不恰当的，村里没有这个权利进行挂钩。”
“村书记手里有无限大的权力，那你不就变成专制了吗？所有的事情我不给你盖章，给你卡住，谁都听你的，那不就变成村霸了吗？”桂华说。
桂华认为，基层治理不像警察执法，效率非常高，解决的事情是非对错非常分明，基层治理恰恰就是没有什么明确的是非对错标准，“A村庄形成的方案，在B村庄不一定行得通。”基层治理恰恰是村干部“权力不多、事情蛮多”，“这就考量村干部有没有耐心，有没有说服教育的能力、动员群众的能力。”
桂华建议，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以群众工作的方式为特点的基层治理。第一，从起点上来讲，所有的方案制定，都必须要结合村民自治来完成，所有事情都要请老百姓来讨论，这是所有工作的合法性起点。第二，党员干部带头，对他们进行要求、示范，党员要求高一些，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第三，赤邓村的道德银行是一个成功的做法，是村庄内部自治的一部分。第四，可以开展其他形式多样的活动，村庄内部的评选、采访，好媳妇、文明家庭等。
“总的来说强制手段基本是不现实的，应该通过群众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带动、示范，不可能通过某个惩罚性的措施来完成，只能通过软性的办法。”桂华说。
桂华觉得，这些并不是政府和农民对立，或村干部与农民对立的关系，不涉及任何对老百姓的收取，“做思想工作，老百姓都会接受的。因为都是好事，不涉及收钱，都是节约。”
“你去说了又说不成，说不成你又反复说，反复说才能说得成，说成了又执行不了，执行不了又再去说。这样才叫群众工作，这样才叫基层治理，这样才能够实现我党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关心群众生活，治理方法很重要。”桂华说。
新京报记者张一川
编辑张树婧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