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镜头与时代对话④|与共和国同龄的胡武功和他的中国人本
您现在看到的，是拍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的摄影师系列对话。
这一周，我们将用五位摄影师的影像与口述，与大家一起探寻逝去的社会风貌，梳理这些年的家国变化。
今天，拍者君为大家带来的是与摄影师胡武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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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胡武功，1969年正式从事摄影工作，现任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4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摄影的改革与进步。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纪实摄影，主张用摄影关注现实，记录历史，揭示人性。
先后发起和参与策展《艰巨历程》《中国人本》《中国民间体育》《中国纪实摄影20人》《丝绸之路》等大型摄影展，并主编（合作）出版画册。出版文集《摄影家的眼睛》《中国影像革命》《影响的力量》。出版摄影画册《胡武功摄影作品集》《四方城》《西安记忆》《藏着的关中》等。
作为总策划人与央视合拍22集大型高清系列纪录片《时代写真·时光》。
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04年当选年度摄影学科优秀学者，入选《中国学术年鉴》；2006年被中国摄协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2007年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作为一名与共和国同龄的纪实摄影师，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如果让您为自己这些年的影像题材进行分类，您大致会分为几类，为什么？
我的摄影大致就是两大类，一类是陕西以内的，另一类是陕西以外的。陕西以内的这些东西，我再将它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藏着的关中》。因为我是关中人，我将自己对关中近五十年的记录整理出版成这本书。书中着重描述的也是富有关中地方特色的百姓生存状态、帝陵、麦客和宗教信仰等。
△1985年，新郎。
△1986年，杀猪。
△1987年，剃头。
△1997年，走镰的麦客。
△1997年，照相。
△1998年，戏子。
△2006年，村头。
第二部分是《四方城》。“四方城”就是我生活的西安，书中描述了我在西安城墙两边看到的故事，西安城市人的生活。
△1995年，美容不误打电话。
△1996年，棚户区的俯卧撑。
△2000年，拜金的人。
第三部分是《老榆林》。榆林位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交会地带，同时又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会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非常有特点。
△1982年，行进在风雪中。
△1982年，山村情侣。
△1986年，陕北农民。
△1986年，喝酒可以没菜，不能没有“拳”。
△1986年，民间腰鼓。
●在您的镜头里，这些年陕西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变化主要体现在90年代前后，90年代后，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个人素质、审美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
△1986年，按照传统风俗，新娘出嫁大都骑马或毛驴。
△2008年，街上人车如织。
90年代以前农村小姑娘进城，因为不会化妆，脸是白的，耳朵和脖子后的皮肤都是黑的，黑白界限分明。她们爱美，但不知道怎么美。
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2000年后，你看农村进城的姑娘们，会化妆了，脖子和脸的皮肤颜色是一样的，她们知道了要慢慢过渡，不能黑白分明。
△1996年，街上流行松糕鞋。
再比如以前男孩子戴蛤蟆镜、穿西服，会故意露出它们的标签。但现在不会有人再这样做。因为现在人们对美的欣赏能力提高了，不再单以物质的昂贵为美。
●在《陕西日报》做摄影记者给您带来了什么？您的《洪水袭来之际》被称作“开中国自然灾害报道先河”，能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我形容自己是“借庙修道”。《陕西日报》像一座“庙”，他给我“修道”提供了一个平台，我想做个“真和尚”（摄影师），没有“庙”就名不正言不顺。有了这个平台，我就可以去社会各个角落采访、拍摄和记录。
△1983年7月31日下午，民警指挥灾民疏散。
△1983年7月31日下午，安康市西关市民自救。
△1983年7月31日下午，安康市西关被淹。
△1983年8月1日上午，逃生的母亲在广播站楼上喂孩子。
△1983年8月1日上午的安康市。
△1983年，被救出的灾民。
△1983年8月4日，安康市街头，人们正在运送尸体。
△1983年8月，在洪水中被冲到民房上的船。
《洪水袭来之际》是我1983年在安康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时拍下的，那次是自己主动去采访。7月31日下午拍完，晚上8点全城就被淹了。我被当地的媒体朋友拉到广播电台的楼顶上才逃过一劫。
△《洪水袭来之际》。1983年7月31日，安康市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民警李安飞和战友正在抢救受灾群众。
8月2日，我一回单位就立刻冲洗照片、递交领导。但值班的老总并不喜欢这些照片，问我有没有“市场恢复和形势大好”的正面照片，这让我很生气。于是我连夜冲洗了3套，给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各寄去一套。最后《中国日报》以头版大图的形式刊登了这张照片。
△1983年8月8日，《中国日报》在头版发表《洪水袭来之际》。
●谈谈您对纪实摄影的理解？中外纪实摄影有何不同？
我对纪实摄影概念的理解有两个过程。我最早的时候认为：凡是那些记录和拍摄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像，凡是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揭示人性的影像，就叫纪实摄影。
△1982年，赶集。
△1986年，石匠。
△1990年，村会。
△1996年,整理硬化打麦场。
1997年，我在对国内外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完善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纪实摄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去拍摄那些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反映普通老百姓生存状态的、揭示人性并实现了人文关怀的影像。
△2001年，小煤窑的矿工。
△2007年，牧羊女。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纪实摄影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它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那个概念只能指二十年之前的影像，不能涵盖现在的了。
我在《论纪实摄影》这篇文章里谈到了国内外纪实摄影的不同点在于：外国摄影师常常在拍摄事件的过程中展现人性，而中国纪实摄影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人性。
中外纪实摄影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揭示的是中国人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心理上的矛盾和差异，而他们大都是在偶然事件中捕捉。
△2002年，看热闹。
△1984年，独子时代。
△2010年，两代人。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我国纪实摄影产生什么影响？
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传播更加全球化，使中外文化有了交流的可能。这种交流使我们茅塞顿开。我们知道了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可以拍的，哪些东西是必须拍的。
这种交流很重要，它让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内的影像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让我们中国摄影师拓宽了眼界。
△1967年，停课，小学生开心跳皮筋。
△1989年，监狱里的迪斯科。
△1984年，自斟独饮的老人。
△2005年，旗手。
●聊到您，就绕不开“陕西群体”，1986年10月，你们举办了《西北风》摄影展，这阵“西北风”给中国摄影刮来了什么？
1982~1986年间我们开了三期研讨会，《西北风》是我们1986年开“摄影理论研讨会”的时候，为了向全国的理论家推出自己的作品和观念而举办的。
△1986年，陕北，“陕西群体”合影（左起：侯登科、于德水、石宝琇、南康宁、胡武功、潘科、焦景泉），李胜利摄。
这次会上，除《西北风》展览外，我们还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现状与思考》（秦言）、《一面待树的旗帜》（胡武功）、《独立艺术的独特造型》（石宝琇）、《摄影艺术内容与形式的若干问题》（潘科），这四篇文章在今天看来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西北风》展览诠释了我们的理论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摄影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陕西群体”对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8年3月，由您参与组织、策划的《艰巨历程》首次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以及摄影创作分开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您觉得这次展览对中国摄影有什么意义？
它对中国摄影的意义可以用几个“第一”来说明：
它第一次通过以往的照片直面我们的历史，告诉人们我们要正视历史；它第一次推崇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歪曲事物本来的内涵；它第一次将中国摄影进行分类。
我们允许艺术创作的虚构，但这在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中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必须按照不同事物的内在规律去做事，而不是用一个标准解决所有事情。
△1974年，陇县民兵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1976年，西安民兵武装泅渡，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十周年。
△1973年，部队拉练途中野炊。
△1977，户县农民配合运动在自家墙上画宣传画。
●作为资深策展人，您觉得什么样的影像值得入选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展览？
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反映这个国家、人民精神面貌和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作品，这才是有价值的作品。
△1981年，穿喇叭裤、跳迪斯科成为青年引导时尚的标志。
△1985年，过去被禁止的烫发、美容在城乡逐渐被恢复。
△1986年，“官帽”是一种玩具商品。
△1989年，买奖券。
△1990年，奖券是彩票的前身，花两元钱就有可能获得一台洗衣机。
△1993年，全国范围取消“票证经济”后，粮油敞开供应，市民再也不用每月从指定粮店购买二十七斤半的口粮了。
△2001年，西安市首家麦当劳开业。
△2003年，“非典”时期。
△2008年，废弃的磁卡电话亭。
△2018年，员工在店铺开业前做早操。
采写新京报记者陈婉婷摄影胡武功
编辑陈婉婷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