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覆盖四分之一城镇人口，这项保障关系千家万户
买不起房或者租不起房就只能过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不是的。住房保障制度就是为这些人群所设。早在1994年，中国就已经提出住房保障的概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完善，这一制度已帮助2亿多人改善住房条件。以去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3亿计算，这项保障大约覆盖了四分之一的城镇人口。
再看另一组数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49年的8.3平方米提高到2018年的39平方米。近5倍增长的背后，离不开住房保障体系的有力支撑。
国是直通车侯雨彤制图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明显缓解
去年6月，黑龙江省鸡西市老汉于波拿到了楼房钥匙，彻底搬离了让他们提心吊胆的采煤沉陷区。“地掏空了，房子悬在上面”，于波解释说，采煤沉陷区的房子因不断下沉，墙上出现多处裂缝，有的两指宽，透过缝隙就能看到外面。不仅危险，采煤沉陷棚户区的居住条件也很不好：遇上大雨，屋里积水能到炕沿，晚上睡觉，甚至有老鼠在脸边跑。
由于长期煤炭开采，鸡西等地形成大面积采煤沉陷区。这里房子多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破败不堪，地质灾害严峻。居民居住难、出行难、吃水难、如厕难。
与于老汉一样，通过棚户区改造，搬离旧居彻底改变生活的例子不胜枚举。截至2018年底，上亿居民“出棚进楼”，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在重庆市，从乡下进城务工的赵成刚2012年通过摇号配租住进了当地一个公租房小区里，一家人结束了十几年居无定所的生活。住进新房不久，赵成刚的儿子娶了媳妇、又有了孙子，现在孙子在公租房配套的幼儿园上学。赵成刚对新居赞不绝口。
除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公租房外，过去20多年来，还有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多种产品为民众提供住房保障。数据显示，自2008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截至去年底，中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7000万套，其中公租房（含廉租住房）1612万套、经济适用住房573万套、限价商品住房282万套、棚改安置住房4522万套，还有累计近2200万困难群众领取了公租房租赁补贴，合计帮助约2亿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政策“夹心层”大幅减少
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不仅为城镇低收入家庭织就社会安全网，还解决了许多大城市中低收入“夹心层”的居住难题。
2014年7月，私营企业职员鲍琦青拿到位于上海市罗店宝欣苑的新家钥匙。一家五口人从过去30多平方米的公房，搬入三居室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居住空间大了一倍，对这个从前的“夹心层”家庭来说，意味着三代人第一次拥有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巡视员李东表示，上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准入条件实行住房、经济“双困”标准，主要解决既不符合廉租住房申请条件、又缺乏市场购房能力的“夹心层”居民住房困难。自2010年起，上海连续5次放宽户籍居民家庭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准入标准。通过准入条件逐步放宽，使政策逐步覆盖到新落户、新就业、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青年职工家庭。
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城市商品住房价格上涨，房价和收入增长水平的差距拉大，住房“夹心层”问题也不断出现。
针对此，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郭俊胜表示，厦门市在基本实现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的基础上，在立法上创造性地将“夹心层”群体纳入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只要在厦门没有住房的本市市民，均具有平等自愿选择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权利。这样从源头上避免出现被政策忽视的“夹心层”。
其他地方也通过放宽住房保障准入标准、提供针对差异化人群的住房保障供给等方式，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
如，嘉兴市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从2005年仅覆盖低保家庭，逐步放宽到2015年度低保标准3.0倍以内的所有低收入家庭；2016年，南京将符合条件的新市民纳入租赁补贴保障范围；2010年以来，广州市5次大幅扩大户籍家庭住房保障覆盖面，保障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0年的每人每年9600元（人民币，下同）提高到2018年的每年每人35660元，涨幅达271%。政策阳光照不到的“夹心层”正在大幅缩减。
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更广之外，各地也着力优化政策设计，提高保障体系的精准度，确保把资源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
针对公租房空置、转租转借等问题，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保障房政策计划处处长林鹏表示，预计到2019年10月底，北京市保障房中心59个公租房项目将全部开通使用人脸识别系统。
人脸识别系统一方面可以防止陌生人尾随，确保公租房住户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防止转租转借、确保社会资源公平利用中立起“防火墙”。有住户表示，启用人脸识别后，原来频繁光顾小区的房地产经纪人不再到小区来了。提高保障精度的同时，还可以对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等群体的出入设置“特殊关注”，更好保障其安全。
除北京外，上海、杭州、重庆、宝鸡等城市也在公租房项目上“试水”人脸识别系统。除人脸识别外，四川省住建厅副厅长石钢表示，四川省德阳市利用大数据来实现人和房子的动态精准配置，完善保障对象的档案信息采集，实现电子画像，动态掌握保障房源，真正做到对保障房源心中有数，实现精准配租，满足保障对象的实际生活居住需求。
北京朝阳区东坝一个自住型商品住房项目业主陈女士表示，只要是天气好的时候，小区里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很多人出门“晒娃”，有时甚至会有几十上百个小孩子同时在小区里玩耍。据了解，这是因为这个小区的业主大多是买房结婚的刚需，入住之后纷纷成家生子，而他们恰好正是自住型商品住房的目标保障对象。
如今替代自住房的共有产权住房，在制度设计上更为优化。林鹏指出，过去自住房约400户家庭抢一套房，现在则变成了7户家庭中就能摇中一套房，无房家庭“中签率”大大提升。共有产权住房剔除了投资属性，确保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从而真正满足刚需群体住房需求。
政策体系日益完善
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规模建设、民众居住水平不断改善的背后是日益完善的政策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表示，中国的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一同进行。在结合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丰富住房保障的手段、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的方式。
王微指出，2007年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全面起步。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启动实施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其中第一项就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此后，保障性住房形式日渐丰富，自上而下的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形成，关键要素如公积金、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增值收益等向住房保障领域倾斜。
2013年起，国务院连续三年印发关于棚改的专门文件。2015年-2017年中国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1800万套。
当前，“房住不炒”成为房地产市场新定位。王微表示，住房保障也进入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居民与政府共有产权房为代表的产权类探索出现；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类的保障力度加大。
随着住房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当前各地保障性住房不仅满足“住有所居”，也向着满足“安居宜居”的需求发展，住房保障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厦门为例，郭俊胜表示，厦门市创造性地提出保障性住房“地铁社区”模式，按照“科学选址、配套完善、质量过硬、环境优美”的要求组织建设，并综合运用海绵城市、公园社区等新理念，具有“区位好、配套好、品质好、环境好，体量大”的“四好一大”新特点，让市民不仅“住得进”，而且“住得好”。
未来各地还将在市场化运营等方面，探索住房保障的创新机制。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指出，当前中国的住房保障覆盖了约四分之一的城镇人口，在国际上看接近欧洲的水平。但中国各地政府大都不仅直接出钱建设，还要组建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分配管理，承担责任极重。他建议，政府可以通过采购服务方式，让社会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进来，逐渐承担后期运营管理的责任，以此来减轻政府的运营压力，最终形成多渠道保障的局面。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虞晓芬则表示，实现住房保障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住房保障要加快立法，另一方面要完善“一城一策”，各地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方式完善保障方式。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