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想论坛① 丨 历史研究如何从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

日期:05-21
王笛袍哥历史

原标题:译想论坛①丨历史研究如何从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

“历史学者不能太固步自封。学术需要认可,同时也要让历史学更有生命力。历史写作应该让史学以外的读者也感兴趣。”历史学者王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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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文化客厅第三场活动,是由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新译科技、单向空间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译想论坛(2019)”。本场活动以“翻译和我们的时代”为主题,就非虚构写作、文学写作、出版与翻译、字幕翻译、AI翻译五个分议题进行五场对话,共同探讨翻译事业的发展方向。

本次推送的是第一场活动“译论一丨非虚构写作:引进还是自我创新”的现场内容报道。

撰文|新京报记者沈河西实习生刘雨晴

如何平衡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普及性,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为这个难题提供了解决办法。5月10日,在杭州单向空间,著名历史学者王笛、译者陆大鹏,与资深媒体人郑诗亮

(主持)

一起分享了他们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看法。

历史写作,

应该让史学以外的人也感兴趣

王笛的两部著作《茶馆》和《袍哥》都是用英语写成,先在美国出版,后来再翻译成中文。对此,王笛解释说是受到美国学界评价体制的影响,这两部书在建构时都是用英语思考的,主要针对西方的学者,而非大众。而且,英语写作也要求直接用最简单的办法展示观点,避免使用过多形容词。

因此,在翻译成中文时需要补充很多细节。王笛把翻译自己著作的过程形容为不断补充、修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可以删去中国读者可能不感兴趣的针对西方学者的讨论,并补充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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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作品《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王笛说,他的史学观在到美国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在国内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采用宏观的史学观,探讨长江上游地区如何从一个封闭的世界走向开放,受到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采用大量的统计材料和分析,完全不考虑读者。

但到美国后,他开始转向人文学的方法,从《街头文化》开始,关心过去历史学家较少关注的下层民众的经历。过去的历史学家都讲究宏大叙事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关心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民众,认为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踪迹,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应该发掘下层民众的经历,同时转变写作方式,让史学以外的读者也感兴趣。

西方学界对历史研究迎合大众存在不同的态度。德国学者固守在学院中。英美学者则迎合大众传播,写让大众接受的书、上电视做节目、拍纪录片等等。史学不能始终在象牙塔里。王笛提到史鼎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作为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却在美国长期畅销。王笛认为,学者是学术的,但同时也要让历史学有生命力,面向大众。

同时,王笛也分享了他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困惑。他本来立志要写深度历史的研究专著,但《袍哥》走红以后,我开始犹豫接下来的著作是否还要写成非虚构的,以吸引更多读者。他直言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要满足自己对学术深度的追求,看的人就少;要写得通俗化,在有些方面就不得不牺牲分析和深度的思考。对于接下来的著作要用什么风格来完成,王笛也还在思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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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嘉宾:陆大鹏(英德译者,代表译著“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金雀花王朝》等)、王笛(历史学家,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和郑诗亮(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

从记者的历史写作中,

我们学到什么?

国外有很多记者擅长利用专业优势,深入田野做调查,同时又有自己出色的文笔,因此能写出不乏深度的作品。获得普利策奖历史传记类的作家,很多都是记者出身。

在王笛看来,历史研究需要做深入调查,这对记者而言是基本训练,他们能够在事实的基础上建构故事。他回忆了自己在写作《茶馆》时,文字资料不足,就从田野考察开始,去茶馆采访老人,同时避免像社会学家那样去调查,而是完全采用口述的方法,甚至不让采访对象知道他在做研究,只是进行日常的聊天。

同时,历史研究有时是一种奇遇。他回顾了自己写作《袍哥》的过程。当时他偶然看到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在1945年作的调查报告,其中杀女儿的情节给他很大的灵感。他决定将这一事件作为开端,写作关于袍哥的微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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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毕业论文封面

王笛很提倡从一个很琐碎的生活场景出发,展开一个全面的对社会生活的描写这种写法。陆大鹏也提到他翻译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开始不是写大英帝国在中东的鸿图霸业这样宏大的叙事,而是写一个美国纽约来的石油商人,到中东去勘测石油,遇到了沙尘暴,到一个房子里面躲避时碰到几个英国情报部门的军官,其中有一个是劳伦斯。这个美国商人是历史上的小人物,但一开始描写的沙漠环境是很扣人心弦的。

王笛认为,写作时开头非常重要,要在几分钟内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他在写作《茶馆》时,研究了三种历史——经济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和政治的历史,但他在写作时把社会的部分放在第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最有趣。

在将《茶馆》翻译成中文时,王笛还增加了一个引子,想象在1900年1月1日清晨喝早茶的场景。尾声则定位在1949年12月31日,几天前解放军进入成都。50年间茶馆和城市的变迁就通过引子和尾声串连起来,这是带有文学意味的描述。他还提到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的《鱼翅与花椒》,写成都的街道、风土、川菜,从理解、历史的深层次角度来思考中国饮食,而不是表面地只写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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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邓洛普

挖掘传说背后的历史宏大叙事

提到中国的非虚构写作,王笛很推崇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以及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认为它们讲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个人感受和家庭经历,从个人的经历看大时代的变迁。此外还有华人到美国后用英文写自身的经历。这些非虚构写作能够以个人的经历来讲过去的故事,以及对这些故事的思考,读起来甚至比小说作家所构造的故事更有趣、更有震撼力。

王笛特别提到传说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可行性。以《袍哥》为例,袍哥已经消亡半个多世纪了,但诸如其起源、传说,学界还搞不清楚。袍哥有自己的一套话语、说法,有自己对历史的讲述。他们都宣称这个组织是一六六几年由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后来清军攻陷台湾,他的孙子为了保存他们的早期文献,就把它封在铁盒子里丢在海里。一直到19世纪,郭永泰宣称一个渔夫在海里打捞到这批文献。郭永泰把这些东西编辑出版,称为《海底》。这样的传说对秘密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就是历史研究所要挖掘的问题,要找到传说背后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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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江湖海底》内页

王笛指出,袍哥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和早期共产党的领袖也有关系,贺龙就加入过哥老会。共产党进入四川以后,地下党在袍哥中间进行了长期的活动,为解放军接管四川做了很多工作。开国大典时,毛泽东旁边的大胡子——张澜,就是四川的大袍哥,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他是文人,又是政客,是大袍哥,也是爱国者,还是民盟的创建者。过去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袍哥看成一个秘密社会组织,却忽略了其与历史紧密、复杂的联系。

王笛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能够有如此广泛的基础,民国时期四川有70%的成年男人都是袍哥的成员,他们在成都发挥了基层市民组织的作用。如果人们有纠纷,不到官府去打官司,而是先请袍哥当中间人到茶馆调解。王笛认为这实际上是地方社会中的一种自治形态,民众自愿把裁判权交给袍哥,而不是官府,这展示出过去中国社会内部的自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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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

王笛特别强调,研究历史一定不要掺杂政治观点,或者先预设标签,然后按照标签写作。不要让价值判断影响对事实的描述。以袍哥为例,其本身可以分成清水袍哥和混水袍哥。清水袍哥比较正直,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混水袍哥就打家劫舍,欺压民众。因此,要收集各方面的资料,不要轻易放弃矛盾的材料,也不要对资料和写作对象有偏见。所谓非虚构的写作,就是让事实说话。

对于历史的资料记载,王笛认为,只能看作一种文本,用来分析、建构过去发生的事情。所谓“历史”是两种,一种是历史过去,一种是人建构的历史。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因为人会受到资料的局限和视角的局限。

作者:新京报记者沈河西实习生刘雨晴

编辑:西西

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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