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念群、王笛等学者共谈「数字时代的历史研究新方法」
整理|徐悦东
历史研究并不完全等于读文献。面对不同的研究题目，历史学家往往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计量的数学模型，这些研究方法都对历史研究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但是，新的研究方法不一定能保证历史研究的进步。有了新的研究方法，还涉及到如何把这些方法怎么应用到研究中去的问题。
同时，方法的转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转换，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哪些历史题目值得做？我们该如何看待数字时代对历史研究的冲击？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联合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第一场，主题是“用方法表达思想——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活动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陈肖寒共同探讨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与历史书写的新可能”。
活动海报
历史学家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
在新书《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里，王笛反思了三十年学术生涯中所用到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表示，一个历史学家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但研究者也往往面临找不到研究对象资料的问题。在研究底层民众的时候，如《街头文化》《袍哥》等，王笛就常常为这个问题苦恼。他广搜渠道，试图寻找更多相关资料，但哪怕找到了档案记录的资料，他也会小心、批判性地使用。
有时，记载底层民众的史料很少，他不得不使用文学资料。他以自己曾经发表的一篇关于如何用竹枝词来研究城市生活的论文举例，向大家说明自己是如何用文学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的。
事实上，新文化史的研究特别喜欢运用文学资料。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也说过，历史写作实际上和文学写作是相通的，它们都有类似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但王笛提醒道，在使用文学资料时，历史学家要非常小心。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王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
除了文学资料，历史学家通常还会用图像资料来补充缺失的文字资料，比如照片等。但在王笛看来，虽然镜头是客观的，取景的人是主观的。因此，当我们利用图像资料时，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图像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
陈肖寒对此表示赞同——档案的记载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在陈肖寒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就很强调训练大家如何阅读档案。档案比媒体报道或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更加可信，但是在历史上，档案造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如何鉴定档案的真实性，是历史学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章清则表示，很多老先生一直在表达一种看法，叫“史无定法”。所谓的研究方法，应该跟着问题走。中国有悠久的书写历史的传统，但在方法论上所留下的思想资源并不多。如今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还是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及乾嘉史学所形成的一套关于考据学的方法。
中国史学的繁荣，是因为史学承载了政治使命。史学是构成政治合法性的一门非常重要的知识。这也形成了有关经学和史学之间的问题（类似于西方神学和史学之间的问题）。无论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都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比如梁启超就认为，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潜台词是说，历史学家应该研究更全面的历史。
但扩大历史的研究范围也会让史学家感到苦恼。由此，梁启超提出，史学研究要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并希望别的社会科学能有助于史学研究。他甚至要打通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壁垒，促进史学社会科学化。
章清
章清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说，现在的学生动不动就在论文里声明一句，本文借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他碰见了就一定会把这些话划掉。这是因为，上述方法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饭碗，历史系学生很少接受其他学科训练，跟专业的学生是有很大差距的。
他举例道，假如研究者研究近代史，必然会涉及政治或经济方面的问题。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都是值得借鉴，也有助于研究者培育问题意识。但当研究者处理相对小的研究问题（比如乡村问题）时，历史研究的单位就缩小了。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走进田野，做实地调查。这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做的努力。章清赞扬道，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就是非常有示范意义的尝试。
历史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多层次的
杨念群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学不是没有研究方法，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如今，古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被“方法化”了。要按现代科学的模式和社会科学的路径去解释历史，研究方法就变得很重要。方法甚至成了科学的代名词。
杨念群
另一面，历史的真假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事情了。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一个主观介入的过程。历史学家在处理历史的时候，太注重“实”，而不注重“虚”。其实，历史本来就介于虚实之间。“虚”的东西甚至比“实”的东西更重要。
杨念群说道，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有点走过头了。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但是在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历史不是由群众决定的，而是由帝王将相所决定的。杨念群批评道，将历史理解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显然是不对的，但当下历史研究者已经把目光都向下投放了。研究者都走向民间、走向田野。与此同时，帝王将相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历史学家还是没有搞清楚。比如，在清史研究中，康乾盛世的研究是最薄弱的。这三个皇帝政治运作的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至今都没有搞清楚。大家也要回头捡起帝王之学来。
当然，杨念群不是在反对日常生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在他看来，华南学派做得就非常好，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大家都要去走这条路。杨念群主张，大家还是要回到文献，回到帝王，在这样的脉络里重新思考帝王与上层政治和制度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研究者更多元化地做这个研究。
比如，帝王其实有一套自己的经学。研究者一般会认为，这套帝王经学是知识分子赋予帝王的。杨念群不这么认为。在他的解读中，乾隆皇帝能用帝王经学完全支配知识分子。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顾颉刚说谶纬都是骗人的，大家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可是，这些谶纬可能是假的，当它们进入政治程序，就发生了作用，变成了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历史学家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只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还要去进行体验。
此外，像中国古代的很多概念，比如九州、五服和天下。这些概念都是“虚”的。若研究者真的想去印证这些概念，就上当了——因为这些都是想象出来的概念。但是，这些想象出来概念却支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杨念群称这些概念为“主导性虚构”。这些虚构的概念也不能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把握。
许多人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礼制社会。在礼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靠习惯来维系社会的运转，用道德的规范和示范，来使人民凝聚在一起。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历史学家开始研究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历史学家开始在纵向研究之外，开展横向研究。杨念群认为，这样的做法问题很大。
统治和治理是非常不一样的。统治是由“主导性虚构”所支配的一套体系，其中包括礼仪。这一套技术统治，实际上是非常完整的文化政治和制度安排的体系。这套体系是中国独有的。杨念群希望大家能把“虚”和“实”两个层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完整。
王笛有些不同意杨念群的基本判断。王笛研究民众和边缘人群，他并不反对学者研究帝王将相。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本应该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杨念群说史学研究者要回到帝王，但大家其实从来就没出去过。现在的历史研究里，研究帝王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王笛
王笛表示，大概在几年前，杨念群就强调要重新回到政治史。他本人很赞同这个观点。历史学家不能因为研究日常生活，就偏离了政治史。这也是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对年鉴学派的严厉批判：碎片化的历史学只讲文化和社会，不讲政治运动。比如年鉴学派就认为，政治运动无非是海面上的泡沫，它是由下面的潜流决定的，而泡沫转瞬即逝。
在他看来，弗朗索瓦·多斯的批判针对的是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界。在中国并不成立。尽管中国有华南学派，但是大家还是“向下”得不够，谈“虚”的东西会比较多。比如说，当历史学家研究灾难时，他们只找到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记载，并没有用数字说明当时死了多少人。而历史学家要用数据说话。另外，当大家谈论太平天国对东南中国的冲击的时候，大多谈的都是“虚”的一面，如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等，并没有谈到个体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一直在强调，历史要有细节，若没有细节，历史就容易“虚”，陷入宏大叙事的套路里。王笛同时强调，这不是要排除国家叙事，而是在谈论这些“虚”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细节。
杨念群回应道，他和王笛的看法是一致的。王笛的第一本书是《街头文化》。这本书和杨念群的《再造病人》都被放在了杨念群主编的丛书里。这是因为两位历史学者都惯从日常生活来看政治。王笛有关袍哥的研究，也是一种政治史，并不是杨念群所批判的那种日常生活史。
杨念群的批评，针对的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比如说，日常生活史过度强调个人的意义。但有无数个人就有无数个不同的命运。研究者必须给出一种解释，要把所有个体拼贴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图画。侯旭东所提倡的日常统治史，也是想摆脱这种日常生活史研究过度碎片化的状况。
《街头文化》，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其次，每个个人和其他的个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命运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建立起联系？这都是历史学家需要解释的问题。
杨念群还认为，王笛误解了他对“虚”的解释。他非常同意王笛所说的，历史研究应该更注重向下走，更注重细节。但杨念群所说的“虚”，不是指空谈或宏大叙事，而是指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比如皇帝的很多仪式等。而这些仪式就是“虚”的，包含着许多抽象的有形而上意义的东西。今天的历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
当然，对于王笛所说的很多方面，杨念群是同意的。譬如，历史学应该要有多样性的表现方式。
我们该如何看待数字时代对历史研究的冲击？
胡恒提到，如今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文献学的底子。文献学是一种童子功的训练。无论大家是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这种训练都非常重要。因为不管历史学家用多时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都要处理史料。
其次，在数字数代，数字史学对当下的史学写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一方面，今天的学科发展越来越专业化，同时，今天的历史研究正在朝综合化的方向发展。数字时代给了这个史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契机：人文社科可以跟自然科学重新结合，大家也不用再强调学科的差别，而是要围绕要研究的问题来组织学术队伍。
同时，社会科学有着很强的定量研究的传统。胡恒非常强调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他认为，大家今天都能看到人类学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但定量研究的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影响历史研究。
胡恒
胡恒还提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已经形成了一套使用数字研究方法的规范。但是，这种规范在历史学中没有建立起来。首先，大家要共享高质量的数据库，这样，所有人都可以访问和下载。其次，在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时候，许多复杂的运算过程并不会在论文中体现出来，只是给了读者一个结论。因此，大家要把论文中所用的原始数据，以及运算的过程都分享出来，因为这能增强数字人文研究的可验证性。
王笛联想到最近有关快递小哥的讨论。大数据能管理快递小哥的线路，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快递小哥是一个个个体。多给他们五分钟与否，他们的感受完全不同。数字史学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数据是冷冰冰的，历史学家可以把数字放在一起，用来说明一种历史现象，但还是解决不了很多个体方面的经历。个人的故事，是人文学的方法。所以，研究个体和数据研究的两种方法如何才能找到结合点？
杨念群回应道，研究历史无外乎就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问题。数字作为一种描述，是没有感情的，这是定量研究存在的问题。计量史学对于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对历史的整体趋势的描述是很有帮助的。但计量史学最大的问题是，从前并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很多时候，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来给到研究者使用的。所以，在研究总体趋势的时候，研究就会出现各种断裂点。如何衔接这些断裂点，形成对历史大趋势的判断，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研究者需要一个辅助工具——历史研究必须结合对人性的判断。对人性本身的研究和具体的认识结合起来，计量史学才会产生作用。
整理|徐悦东
编辑|王青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