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蔡昉PK林毅夫：转型期中国需要多些“林蔡之争”
▲林毅夫。图/视觉中国
爱争论的经济学家们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发生了一场学术争论。
起因在于，两位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认识有一定分歧。林毅夫认为原因主要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而蔡昉则认为“人口红利”才是中国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
随着近日蔡昉专门在《比较》杂志上刊文回应林毅夫教授对其“人口红利”理论的批评，此事再次成为学界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这些年来，与林毅夫教授有关的争论多次发生。比如说，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经济学家的“产业政策”之争，被国内经济学界称作“世纪大辩论”。一时风头无两，引来无数围观。
2017年，林毅夫遇到了更激烈的辩论。他领衔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团队前往经济疲弱已久的东三省，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发布了30多万字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认为，吉林的根本问题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随后发文予以反驳。他认为，东北问题“不在产业结构，而在制度和文化”，特别是“政府的官场理念问题”。
随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等均下场参与论战，你来我往，相持不下。一时间，如何振兴东北，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林毅夫卷入的多场争论的主题，究其根本，都正是中国经济当下最为关切的问题，即政府与市场究竟应当保持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因此，其争论所受关注度之高，尤能体现社会对此问题的关切之深。
理论越辩越新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其理论研究的深入的呼声不断升高。近些年来，许多人也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这种观点并没有错。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后，经济学家们就对于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增长“要素”进行了重新思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学界也在不断反思，认为当前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已经难以很好地解释当下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经济和金融理论亟须一些创新。
因此，在这个节点上，中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经验进行理论提炼，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经济学家的争论被扣上了所谓“中国理论“与非中国理论”的帽子，使得争论还未完全展开，或展开不够，便被很多学理以外的因素干扰。而这种争论的“半途而废”或者“限于局部”，不但不会有助于中国经济提炼基于自身经验的理论，反而会有碍于真理的形成，遑论完善和成熟。
因为，充分争论才是寻找真理的重要途径。
▲蔡昉。图/视觉中国
经济学理论就是一部争论史
关于市场是不是有效、政府该不该干预，历来是经济学中长期的争论焦点。实际上，拉长历史镜头，我们会发现，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上此类争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加混沌不堪的思想，而是在矛盾互攻中愈加理性的光芒。思想界需要的，不是谁说服了谁，从而让大家都不再有异议，而是不断创新的思维和见解，即使学人们针尖对麦芒。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席卷全球后，凯恩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但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饱受“滞涨”之苦后，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跌落神坛”，受到来自各方的抨击。新自由主义一度取而代之成为“官方经济学”。
但随即，新凯恩斯学派破茧重生，其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包括新古典宏观学派在内的其他流派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并且通过数理模型，建造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到了今天，这种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开枝散叶、影响深远。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芝加哥大学的法马(Eugene F. Fama)教授和耶鲁大学的席勒(Robert Shiller)教授，而他们在市场是否有效方面是持截然相反观点的。
席勒便是凯恩斯“动物精神”的赞同者。他的行为金融学将心理因素引入金融市场分析中，并得出结论，市场存在缺陷，应呼吁政府监督。法马则证明了市场是有效的，政府为了市场公平有效，只要披露信息、强化投资者教育，即可达到目的。
中国需要更多的林蔡之争
我们能够看到，争论没有把谁“打到”，甚至没有弱化谁，而是使双方不断发展，变得越来越去芜存菁、愈发强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但赞成林毅夫与其他人、其他人与林毅夫或者其他人的争论，而且希望这种争论越来越多。
尤其是，尽管林毅夫教授的一些观点我不尽赞同，但在屡次争论中，林毅夫的学理素养让人印象深刻。其观点的一致性和逻辑的自洽性，确有学者应有的风范和底蕴。
就如同此次，林毅夫与蔡昉两位教授虽然观点不相同，但都拿出充分论据和清晰逻辑，即使激辩，也没有陷入语言和逻辑的混战中。这样的辩论越激烈，带来的信息越充分，带来的思考越深刻。
经济不仅是理论的东西，尽管其中有许多有争议的因素，但都对社会有用。所谓“争议”，或许正是其难点和关键点所在。充分的争论，能够让问题暴露得更充分，也能够让思路检验得更充分。
反观当前，争论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有一些现象被理解和解释了，还有很多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和理解。
如果能够在理性客观和扎实学理的基础上展开更为广泛、深刻的大讨论、争论，让所有的各种逻辑都晒出来，必然能够更快更好地将当前经济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找到最高效的解决方案；也能够助益逻辑的缜密化，让真正经得起质问和考验的有识之士及理论范式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有时候辩论双方也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更可能是相互弥补、相互支持的关系，一同为社会发展服务。
而一个成功的社会，往往能够提供让大家充分探索性尝试的思想空间，从而孕育出不断完善成熟自我的个人和社会。
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的拐点上，应该是理论和思想迸发的时刻。而这种迸发，需要更多的争论。
□万喆（经济学者）
编辑李冰冰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