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果有一天，他们再也干不动活儿了
北京六里桥下，一名等活儿的农民工正在打盹。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新京报讯（记者周怀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城乡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数亿人走出农村，奔赴城市南下、北上、东进，奔向珠海、深圳、广州、北京、上海……从事着建筑、环卫、绿化、餐饮、工业生产等诸多最基础的劳动工作，他们是第一代农民工。
30多年中，他们走过最长的路，干过最累的活，吃过最多的苦。如今，他们老了，渐渐干不动活儿了，有人留在城市，有人回归乡土，却终究有人留不下也回不去。城市与家乡，又将如何对待他们？
他们是最早的打工者，如今老了
一间藏在居民楼中间的平房，周志云沏了一壶茶，和新京报记者讲述30年前他南下时的情景。
“我是衡阳人，从衡阳到深圳，每天只有一趟火车，火车站上，人根本上不去，车门被大铁链子锁上了，人们从窗户里爬进去，里面的人拉，外面的人推。车里面根本没处下脚，过了韶关，脚才能落地”。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无数来自田野的年轻人，离开故土，奔向城市，寻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周志云所经历的，只是当年席卷全国“打工潮”的小小一角。数千万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和土地告别，涌入城市。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珠海……都是他们的目标。
30多年过去，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了，许多人已经超过了60岁法定退休的年龄，还有很多人，正在逼近这个年龄。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到201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8亿人，其中老一代农民工占48.5%，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21.3%，接近6000万人。
事实上，从2009年以来，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与总量一直在升高，且从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其中尤以建筑业为重。
另一份数据显示，在建筑等重体力劳动领域，四五十岁的农民工仍是中坚力量。一位建筑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建筑工地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55岁以上的人不要。理由很简单，55岁以上，体力下降，劳动能力也在下降，而且受伤风险会增大”。
但事实上，不论是打工者，还是包工头，都有办法绕过这个“潜规则”，有人把头发染黑，有人低报年龄，而包工头们，则依靠良好的伙食，保证农民工的体力，“现在工地上的伙食大多数都特别好，每顿有肉是基本的，肉还得多，还得做得好。好多工人年纪都不小了，不吃肉没力气”，一位包工头说。
北京六里桥，农民工在等待开工。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工资必须日结，超过一星期的活不接
2019年4月16日中午，67岁的陈孟景骑着环卫车，在林荫道上缓缓而行，他已经干了一上午，正准备回去吃午饭。
陈孟景是河北邯郸人，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双双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清洁公司，陈孟景被公司安排做街道环卫，妻子则被安排在一家医院做保洁，每人每个月2500元，住在公司搭的工棚里，自己做饭吃。
来北京之前，陈孟景夫妻一直在当地打工，家里的地，早就不种了。两个孩子也都在外面打工，孙子也都长大了，不需要他们帮忙了。孩子们不愿意让他们出来，希望他们呆在老家，但两个老人呆不住，“在外面打了半辈子工，回家干什么呢？种地，种不动了，也不会种。打工，在老家也没人要了”。
在北京六里桥，每天早晨，都会有上百农民工在这里等活儿。六里桥有长途车站，又临近西客站，曾是一个著名的非法劳务市场，近年来，随着相关部门的治理，大部分农民工搬到其他地方去了，留在这里的，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极少有年轻人。
他们只接工资日结的活儿，不接受月付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长期雇佣，“怕了呗，以前老被扣工资、拖欠工资，现在超过一个礼拜的，基本上没人干，就算要干，也是每天结账”，已经57岁的江海潮说，江海潮是安徽人，在外打工已经近三十年，现在只打零工，每天结账才干，长期的活儿不接，“现在不怎么扣钱，也不怎么拖欠了，但早就怕了，万一拖欠呢”，他说。
人少了，招工的人也就少了。尽管只剩下一百多人，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活儿干，从早晨到中午，一部分人跟着招工的人走了，一部分找不到活儿，回家吃午饭了，还有一部分只身在京的，不愿意回到出租房，在附近吃过了便宜的午饭，就又回到这里，打牌、聊天。
“回那个出租房也没意思，除了睡觉，什么事儿也没有，还不如在这儿，还有人一起聊天”，49岁的刘浩然说。刘浩然是河南周口人，20岁出门打工，已经打了29年工，因为没什么手艺，一直在工地上当小工，以前一天能赚10块钱就算不错了，还要被包工头拖欠，拖个几年都是常事。现在每天可以赚150—180元，日结，挺好的。但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儿。一个月能干20天就算非常不错了。他租住在附近的平房里，一个月300块房租，再加上吃喝，一个月能剩下2000块左右。
做装修的李国才手里拎着一柄大锤。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年轻人不愿意干重体力活儿了
下午两点，太阳照到了六里桥的立交桥下面，有人在路边的树荫下打盹儿，有人独自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几个打牌的人挪了个地方继续，其中有两个已经白发苍苍。
这里还有十多个人，但今天不会有人来招工了，他们只是不想回去。
“留下的，都是没手艺的，我们这些人，只能干些装修、绿化之类的体力活儿，这些活儿，年轻人不愿意干，又累又脏，收入还低，他们更愿意去干快递”，刘浩然说。
告别刘浩然，在回去的57路公交车上，记者遇到了51岁的李国才。他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一柄大锤，像是春晚小品《装修》里的黄宏。
李国才确实是干装修的，他是内蒙古人，1993年就出门打工，一直在干装修，去过牡丹江、去过兰州，在北京已经十多年，他有点儿手艺，所以不用去劳务市场等活儿，老板每天会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明天在哪儿干活。
李国才的家人都在内蒙古，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正在上中学，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他一个人打工，“我是村里第一个出来打工的，家里的地少，收入很少。现在也不让养羊养牛了，其实就算让养，也不值钱，在北京，一斤羊肉卖几十块钱，但在我们当地，整只羊才卖七八百”。
李国才的工资也是日结，每天260元，不管吃住，他租住在朝阳双桥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那里有很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房租不贵，每个月600元，平均每天20元，加上吃饭、坐车，每天花60元，剩下200，每个月能剩5000多元。“挺好的，一个人出来打工，一年差不多能赚五六万，一家人生活都过得去。要是在老家，一年下来，连孩子的学费都赚不出来”。
干装修不比干建筑轻松，而且没有停工期，长年无休。有时候家里人也会劝李国才休息一段时间，但李国才并不觉得累，“现在干活比以前好多了，最起码工资日结，不会拖欠，干一天就有一天的钱”，他说。
下午6点，北京朝阳区双树村的村口，一辆面包车停下，钻出了十多个农民工，他们迅速围成一圈，中间的一个中年人，掏出一叠红色的人民币，给周围的人“发钱”，每个人150元，这是他们一天的工资，因为全是100元的纸币，有人还为了找零争执起来。一位来自河北邢台的老人，已经白发苍苍了，但拿到一天的工钱，笑得像孩子。
双树村是北京最大的农民工居住地，在以前，附近还有别的村子可以租住，但这几年拆迁，只剩下这个村子了。人们都聚集在这里，房租也在上涨，以前三五百元的房子，基本上都涨到600元到1000元之间。住在这里的，许多都是中老年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传统的重体力工作，每天早晨从这里出发，散向北京城区，傍晚回来。
北京朝阳双树村，农民工领到一天的工资。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养老，还得靠自己
2019年1月30日，春节前夕，河北阜平一个贫困山村里，62岁的龚新庆背着手，在自家刚刚改造完的房子前散步。
龚新庆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每一粒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和村里的其他人有些格格不入。
实际上，他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回乡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农民工，两年前的春节回家后，就不再出去打工了。
太阳刚刚出来，山里的空气清新却很冷冽，村里没什么人出来活动，龚新庆有些不适应。
“我还是喜欢城里的生活，这里就空气好，其他一切都不如城里方便。但回不去了，我是干建筑的，老了就没人要了”，他说。
龚新庆是第一批打工潮中出去的，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过珠海，去过深圳，也去过北京，“我盖过北京的亚运村”，他说。
那时候，龚新庆只是个小工，跟着建筑队到处干活儿，他所在的建筑队，曾经承接过运动员公寓的建设，“刚出来打工，高楼见过了，但盖高楼还是第一次，兴奋，也有些害怕，那么高，光站在上面就腿软”，龚新庆说。
盖了一辈子楼，回乡的时候，老家的房子，还是几十年前的土坯房，“都快成危房了，本来打算自己修一下，但后来听说政府要改造，就放下了”。
2018年，龚新庆所在的村里，启动民居改造工程，龚新庆的三间屋子，都被改造了，“一人30平方米，每平方米自己交840元”，他说。
龚新庆所在的村还没有脱贫，很多人还欠着改造的钱，但龚新庆已经交完了。“以前打工攒的，现在回家了，就靠这点儿积蓄生活。我没有养老金，打工几十年，从来没人给我上过保险，虽然现在有100多块钱的养老补助，但不种粮食也不种菜，这点儿养老补助根本不够，只能靠自己。在城里打工的儿子，也会补贴一点儿，但他也是一家子人要生活，补贴不了多少”，他说。
在山东泰安，张淑良也有同样的困惑，他所在的村子，几十年来，年轻人基本上都会出去打工，65岁的张淑良1982年出门，一直在建筑工地干活，大部分时间在广州。60岁以后，就回家养老了，他同样没有养老保险，靠积蓄和100多元的养老补贴生活，他的两个孩子，都已经考上大学，在城里安家落户，每个月都会补贴他一点儿，但也不多，“现在基本上都上保险，但我们那时候打工的，没哪个老板会给你上保险，还得靠自己”，他说。
打工者背着行李来到城市。
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有人不肯回去，老家的人都不认识了
龚新庆留恋着城市的生活，却不得不回去。但也有人宁愿住在逼仄而脏乱的出租房里，宁愿摆个小摊每天赚几十块钱，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回到故乡。
在接近北京四环的地方，记者找到了一个城中村，这个村子被高墙包围，只有很少的几个出口，墙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如果不注意，只是从墙边经过，甚至都不会发现，墙后是一个城中村。
这里居住的，都是附近打工的人，在菜市场卖菜的、商场里卖衣服的、在饭店里当服务员的、送快递的……
在村子里，还有很多年老的打工者，他们大多打工多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多数工作已经不要他们了，但他们不愿意回家，只能聚集在这里，每天早晚出去摆个地摊，赚点儿生活费。
65岁的韩承山夫妇，就租住在其中一间平房里，房子很矮，站在里面，几乎可以碰到房顶，面积很小，不到10平方米，一张床、做饭的灶具占据了大半空间，房子没有窗户，光线极暗，如果不开灯，白天基本都不能做饭。
韩承山是河南新乡人，夫妻两人出门打工已经30多年，去过山东、到过天津，后来在广州干了十多年建筑，韩承山干小工，妻子在工地做饭。55岁以后，工地不要了，他也干不动了。就到北京租了个摊位卖菜。前两年，菜市场撤了，他们没有找到新的摊位，只能蹬个三轮车，每天在路边卖一会儿。儿子儿媳妇原本也在外面打工，前两年孙子要上学，只能回老家了。韩承山老两口不愿意回去，留在了北京，不求赚钱，只要把自己的房租和生活费赚出来就好，“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了，老家的人都不认识了，回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习惯了城市生活，还是在这儿自在。”韩承山说。
59岁的李兴隆也不愿意回家，他儿子在广州打工，老家已经没什么人了，回去也是一个人，还不如呆在北京，虽然城中村生活条件并不好，但至少便宜，而且，这也是他习惯的生活。
朱常红在深圳开出租车。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有人不喜欢城市，但再也离不开
1988年，初中还没毕业的朱常红离开故乡，只身南下，到深圳打工。没文凭也没技术的他，请客送礼才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保安公司做保安，每个月180元。在河南老家，这几乎是他们全家一年的现金收入。第二年的时候，他换到了一家纸箱厂工作，工资涨到了500多元，对他来说，这就是最满意的工作了。
但朱常红从来没想过要留在城市，“一直都不想在深圳，就想赚了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深圳不是我的地方”。
朱常红最终也没能实现他的愿望，在深圳打工四年后，他认识了同样来打工的妻子，两人请了10多天假，回老家办了个婚礼，接着又都回到深圳打工。但朱常红并没有放弃回家的想法，哪怕在深圳买了房子之后，依然如此。
2016年，深圳的房子已经成了天价，朱常红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卖了大城市的房子，回老家生活，他心动了。“当时也有客观条件，我们之前在深圳买的房子很小，后来有了孩子，父母也过来了，住不下，想要换个大点儿的，但根本换不起，所以我就想回老家了”。
就在那一年，朱常红辞了工作，一个人先回去“探路”。老家的房子不贵，一平方米才1000多元，但问题是，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在老家呆了一年，妻子跟他说，“回来吧”，他就又回到了深圳。
后来他还是把房子卖了，在深圳郊区买了一套大一点儿的小产权房，解决了一家人住不下的问题，“我不喜欢深圳，但确实已经离不开了”，他说。
从贵州湄潭县出来打工的严福英，也曾经打道回府。严福英18岁就出门打工，19岁到了深圳，在DVD工厂焊过激光头，干过电话营销，也在超市打过零工，最艰难的时候，住铁皮房，每天只吃“东莞米粉”，其实就是白水煮米粉，撒一把盐就开吃了，很多在深圳打工的人，都曾吃过它，因为这是最便宜的食物。
严福英在老家买了房子，她一直都想回家，在老家做点儿小生意，她觉得也能过得不错。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也确实带着孩子回去过，但老家的生活节奏很慢，卖出去的货，有时候半年才能回款，每天就是打麻将、聊天，半年之后，严福英带着孩子回到了深圳，跟丈夫说，“这回只能死在深圳了”。现在严福英还会回老家，但只是回家探亲，哪怕依旧在深圳租房子，哪怕老家的房子空着，她也绝不会再回去工作了。
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展出农民工参与亚运安保工作证件。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他们不该被忘却
广州白云区黄园路上，远远就能看到一个“农民工博物馆”的招牌。博物馆门前，是一组农民工的雕塑。
从大门进去，迎门是一幅农民工长卷，长卷下面，是一篇记录农民工博物馆建造过程的文章。旁边则是一组农民工在火车站等待的雕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218次，开往广州”，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车次。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广州站站台”的展区，站台上停靠着一节“广州到成都”的绿皮车厢。
博物馆一共四层，一楼和二楼是广州农民工的历史，陈列着数千件农民工曾经用过的文物，有生产车间的机器，也有各种生活物品、书信等。
三楼设置了多处多媒体和实物交互的场景，有建筑工人正在施工的印象，有农民工宿舍里的生活场景，还有农民工老家的农家院落……
四楼的最后，是一棵巨大的许愿树，挂着许许多多农民工的愿望。一位50岁的行李员写道，“再多干几年，就回老家，叶落归根”，一位48岁的装卸工写的是“知足常乐”，还有一位年轻的女生的愿望则是“想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农民工博物馆里展示的农民工愿望。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这不是国内唯一一家农民工博物馆，在深圳宝安区，有一个“劳务工博物馆”；在四川成都，有一个“中国农民工博物馆”，那是中国第一个农民工博物馆；在北京皮村，有“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但这些博物馆少有人所知，在广州农民工博物馆里，前台告诉记者，除了一些旅游团、机关单位的参观活动外，几乎没有散客来参观。而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记者参观时，馆里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记者是唯一的一个参观者……
前几年，那首《春天里》，很多打工者都爱唱，歌词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今，只有那些博物馆留住了曾经的时光，而记者采访的农民工中，绝大多数不知道身边的什么“农民工博物馆”，他们只是在逐渐老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摄影王巍
编辑张牵校对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