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葛红林：泛谈竞争中性会误导社会，降低国企的功能和责任
摄影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新京报讯（记者 侯润芳）2018年下半年，随着地方国资接手民企股权，引发了国资是抄底还是救市的争议，并一度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噪音。如何看待“国进民退”这一说法、如何理解国企和民企的定位与关系？3月10日，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中铝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葛红林。
葛红林认为，当前亟待澄清的慨念是，国企和民企是肩负着不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实体。如果不分领域、不论场合地泛谈竞争中性，将国有企业等同于民营企业，会误导社会，降低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国有企业的本质决定了要承担高于民营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不能忘记这一本质要求，否则就会失去创办国有企业的初心，动摇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对此，社会各界要有清醒的认识。
新京报：去年一度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说法，你怎么看？
葛红林：近年来，就国企和民企的发展，有着不少“国进民退”的论调，有的还拿一些数据来佐证，似乎想得出一个结论，国企和民企是对立的，是此消彼长的。更有甚者，当国企效益好时，说是垄断造成的，国企效益差时，说是体制不行，反正效益好与不好都能抹黑国企，似乎国企不是依靠自身努力，而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吃了国家的偏饭，发展是建立在“国进民退”上。
我认为，该论调不仅容易误导国内社会，更容易误导国际社会，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还加剧了西方社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偏见。比如，在钢铁和煤炭去产能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国家科研和技改经费支持，同样是企业，对国企就诟病为国家补贴，甚至以此渲染为“国进民退”。
不可否认，当前仍有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成为僵尸企业和破产企业，难道能归咎于民进国退吗？结论是显然的。一些民营企业碰到经营困难，难道就可以归罪于国有企业吗？经常说的，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是民企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问题，怪得到同行业的国企吗？我们不能再用“国进民退”来误导社会。
新京报：那如何理解国企和民企的定位与关系？
葛红林：我认为，当前，亟待澄清以下三个概念。
一是国企和民企肩负着不同政治责任的经济实体。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是由国家对其资本拥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政府的意志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履行着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民营企业是民间私人投资、民间私人经营、民间私人享受投资收益、民间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法人经济实体。由民企为主构成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两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不能用某者的做小来换取某者的壮大，如果各自的发展存在问题，应该是有什么问题，找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二是国企和民企是肩负不同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
国企是全民企业，通过政府来体现全民的意志，为全民创造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企是“大民企业”，民企是“小民企业”。由此可见，两类企业的初心和出发点是不相同的。虽然都是市场化的企业，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肩负的责任是不相同的，代表的利益主体也是不相同的。国有企业要按照国家意志，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发挥脊梁作用。我们心中必须清楚，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命脉，也是我们国家的脊梁。脊梁只有一个，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理直气壮的，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该垄断的就要垄断。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国有企业是可以或必须垄断的，而对市场化竞争领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不可以垄断，这是符合国际规则的。而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进入的就要进入，要为民营企业营造好的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国企和民企是肩负不同社会责任的经济实体。
近期，竞争中性原则成为广泛引用的话题。所谓竞争中性原则的要义是，保护整个竞争的过程以及竞争的市场，而不是为了保护某一个竞争者。其实和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没什么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分领域、不论场合地泛谈竞争中性，将国有企业等同于民营企业，会误导社会，降低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国有企业的本质决定了要承担高于民营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不能忘记这一本质要求，否则就失去创办国有企业的初心，动摇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到了我们国家关键的时刻，能用“中性原则”来要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吗？远的不说，就说十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关键时刻冲在前面，起到中坚力量的就是央企和国企，它们贯彻国家的意志，是不讲代价的。对此，社会各界要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国有与民营不是对立的关系，不存在你进我退的关系、非此即彼的关系，应是和谐相处发展的关系，我们要为国企和民企的同时做强做优做大而高兴。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编辑王宇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