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此前的通告，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预计1076万人，相比2021届增加167万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被提到了31次。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2022年新增城镇就业1100万人以上，和2021年目标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比去年5.5%左右的要求更高。”
在当前疫情出现多点散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稳就业工作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稳岗促就业政策力度，保持就业稳定和经济平稳运行。在此次国常会上，提出了五条具体的举措，包括：一要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支持市场主体稳岗；拓展就业岗位；做好就业服务和兜底保障；压实各地稳就业责任等。
如何看待国常会提出的五条稳就业的举措？地方政府如何进行稳就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
葛红林，全国政协常委、成都市原市长。
就业形势将加快回归到正常轨道
新京报贝壳财经：如何看待国常会提出的五条稳就业的举措？对于如何更好落实这五条举措，你有什么建议？
葛红林：我十分赞成国常会提出的五条稳就业的举措，五条措施非常有针对性，切中了当前稳就业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环环相扣、逻辑性、闭环性十分强的工作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稳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积极响应，共同打赢此次稳就业的攻坚战。
当前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关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的信号，这极大地提振了实体企业的投资和经营预期。相信随着政策和措施的不断发力，随着各地区各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水平不断提升，政策和措施效应将很快显现——即使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受到近期上海等大城市疫情暴发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暂时的，并未改变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良好态势，也未改变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总之，随着疫情防控的不断精准化，对经济的影响将不断减少，经济必将回归正常轨道，就业也将随之回归到正常轨道。
结合此前在企业和政府的工作经历，我对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政策效果充满信心。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面临过多次社会失业的严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讲，有的要比当前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和复杂，面对的社会悲观情绪更大，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都成功化解了。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企冗员问题日益突出，这也造成国企普遍经营困难。迫不得已，只能将减员增效作为国企解困的普遍选择。1998-2002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2023万人，再加上1998年以前累积的下岗人员，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总量达到2715万人。
当时的政策和举措是，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同时，制定实施了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培训补贴、就业服务等一系列政策，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在成功实现了全国1975万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再就业的同时，又确保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彻底扭转了国有企业发展的被动局面。这一时期，我从国企转到地方政府工作，可以说参与和见证整个化解工作，正是我们党始终将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安国之策的执政理念，成功解决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题。
把稳就业作为地方财政政策制定的核心取向
新京报贝壳财经：国常会也提到，“压实各地稳就业责任”。对于地方政府稳就业，你的建议是什么？
葛红林：首先，必须形成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氛围。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的稳定，关系到经济的稳定、绝大多数人饭碗的稳定。那么，要稳定市场主体，必须问需于主体，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帮助它们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应当紧扣当前企业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尽力地帮助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应尽心地去缓解。比如，左右不了企业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但至少可以左右辖区物流不畅的问题。又如，在贯彻中央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要求的同时，也应当结合实际，积极出台地方性鼓励、支持的具体政策。再如，领导干部除了到国有企业和大集团调研之外，当前应更多地去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去现场办公，给予支持的正能量。
第二，地方政府应统筹用好有限的财力，既支持智能化产业的发展，更要格外加大投入到扩大就业中去。在当前智能化、无人化比较时髦的社会氛围下，有的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财力热衷于投资智能化和无人化的高科技产业，似乎这样才能体现地方的水平和干部的格局。但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换挡期，还处在一个需要满足社会就业的阶段，还没有真正发展到劳动力短缺的阶段，而且在当前，我国多数城市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失业和隐性失业形势。
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因地制宜，一定要认真分析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的整体情况，确定适合自己的产业，绝不能脱离经济实际发展水平、一味追求高大上的产业项目。地方政府还应当及时优化调整财政投资的方向。要想失业者所想，急失业者所急，把稳就业和扩大就业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地方财政政策制定的核心取向。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的地方政府出台支持企业用工的财政政策。
第三，提高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水平，减少突变性的政策，增加渐变性的政策。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突变性的地方政策，严重影响企业的稳定生产，甚至打乱了全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比如，处理老企业的环保达标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得太快，让工业企业无所适从。毕竟，与餐饮、零售等个体工商项目不同，一个工业项目的成功运营，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况且，许多重大项目，往往还是先亏后赚。因此，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不能突然用新标准要求企业，而应给予它们一定的改造缓冲期。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要防止突然的变化。每项出台的重大政策的制定要科学谋划，都要根据产业实际情况来制定。在政策推行过程中，要设定一个过渡期，形成可操作的渐变性政策，同时还要提高推进者的操作水平。有的政策不仅要设立过渡期，还需要制定因人因企而异的渐变政策。比如，许多企业在处理企业职工年金问题上，采用的就是渐变性的政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如果不设立一个中人中办法的渐变政策，那么就难以出台各方接受的年金方案，最终受害的是全体员工。
政企紧密合作，“办法总比困难多”
新京报贝壳财经：当前还比较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更好的稳就业？
葛红林：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在当前确实非常关键，也确实不容易，但还是要加快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通过政企紧密合作、无缝衔接，应尽可能地让企业实现少停产少减产。就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连续性生产企业来讲，大多数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精心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安排员工居厂轮岗，保证了生产的不停顿，不仅上海的宝武集团做到了，而且内地的许多电解铝企业也做到了。不过，也有一个企业，发生了疫情，政企双方在惊慌中失策，一关了之，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疫情总会过去，但企业能否挺过去，最关键的是政企合作的应对，我们还得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要有效维护灵活就业人群的合法权益
新京报贝壳财经：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左右，但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成为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如何保障这部分人群的权益、解决灵活就业人群的后顾之忧？
葛红林：我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快劳动保障维权工作法治化进程，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保障维权体系，有效维护企业和城乡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包括对灵活就业人群，绝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动摇放松，哪怕是地方政府再出台一些专项的支持政策。
一是用工必签劳动合同，要规范招工行为、用工行为、劳动保护等。二是用工必办社会保险，要及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足额缴纳保费、依法办理社保待遇。三是用工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要规范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非全日制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此外，也要教育和引导灵活就业人员从长计议，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成为有劳动合同、有社会保险、有社会保障的“三有”人员。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侯润芳
编辑曲筱艺
校对翟永军
插画许英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