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五年：“减量”另一面是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社论
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减量发展，在根本上讲，就是朝着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转身，而其深远意义和现实成果也渐次显现。
▲图/视觉中国
社论
北京超大城市治理，走过了关键五年。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北京已经患上了相当程度的‘城市病’”，明确了“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部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5年间，他先后四次视察北京，五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5年过去了，北京也用实际行动交出了成绩单：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充分发挥“一核”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与津冀协同联动，开启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的重大历史性变革……在“一通操作猛如虎”后，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协同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加快，民众获得感也不断提升。
良好的治理，总是秉持着问题导向。前些年，北京虽然保持着快速发展，但资源容量接近极限，“大城市病”日益显现。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不少超大城市都患上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加剧等“大城市病”，但这也得靶向施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分析北京“大城市病”根源时所指出的，“表面看，北京的问题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故治北京“大城市病”的关键，就是化解城市功能“过载”的问题，从城市功能角度看，这是要疏解非首都功能；从发展维度看，其实就是要“减量发展”。
乍看起来，城市发展就是个资源聚集的过程，“疏解”和“减量”是与此相违，但这其实是基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的精准把脉，也是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大城市病”加剧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不能只有资源聚集而没有对应的分流、减负。
而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减量发展”方面，这五年里，北京可以说是“踏石有印”。
从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迁移看，备受关注的动物园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已完成撤并升级和外迁，疏解的一般制造业企业累计达到2648家；在相关机制建设上，北京市制定实施了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截至2018年底，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2.16万件；在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上，1月11日，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标志着副中心建设迈出标志一步。
但“减量”不是减质，更不是不要发展，而恰是为了高质量发展。北京的“减量发展”的另一面，就是“提质”。
这既体现在生态环境方面——以2018年为例，北京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累计下降22.5%、22%和28.2%，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首位；PM2.5年均浓度为51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SO2）年均浓度再创新低，连续两年浓度达到个位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也体现在经济结构上——2018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80.6%，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减量”也不是止于让自身更好发展，不是囿于一亩三分地的孤立措施。
揆诸现实，北京的合理“减量”，也带来了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量”。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往深处推进，这也更好地协调京津冀地区的平衡发展，配合和支持雄安新区发展规划等，而几地民众的生活也为之受益。这五年里，京津冀铁路交通一体化骨骼系统逐步确立，三地形成了一小时交通圈，通勤优惠举措也频繁落地。“北京老人燕郊养老”现象也越来越多。
某种意义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减量发展，在根本上讲，就是朝着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转身，而其深远意义和现实成果也渐次显现。
可以看到，经历5年的行动努力，北京的“大城市病”治理进程已迈入新的阶段。实现“2020年，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的中期目标，也已近在咫尺。接下来，也期待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减量发展上继续深耕，将高质量发展导向“更高”的层次。
责任编辑：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