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占上海85%陆域面积的乡村，该怎样“活”起来？
摘要：如何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如何更好发展乡村产业？如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春种草莓鸡毛菜，夏种玉米西红柿，自给自足不外卖，这是沪郊大多农户宅基边自留地的用途。不过，这些年崇明港西北双村有了新尝试——在自愿的前提下，村里免费给农户发美国糖桔、柿子和翠冠梨等果树苗，农户自己种。“家家户户都有个小果园，开花结果时美不胜收；果子收益归农户，要吃要卖都可以，‘卖不动’的我们帮忙联系渠道。”市人大代表、崇明区港西镇北双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小英说。
北双村对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探索尝试，是沪郊基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缩影。郊区和乡村面积占上海陆域总面积的85%左右，“三农”工作在上海发展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今年是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攻坚之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的篇幅明显提升，“乡村振兴”也成了此次上海两会会场内的热门议题之一。
如何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如何更好发展乡村产业？如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针对这些问题，代表委员们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以什么视角看待乡村？
“最近我常看到一些农宅外墙上画有墙绘，这当然很美，但这是否就能代表‘美丽乡村’？”在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题会场，市人大代表刘海燕的发言有些“犀利”。乡村振兴，不等于简单的“涂脂抹粉”，不是形象工程，更不是为了让乡村迎合“城里人”的固有想象，而有着更深刻的含义。
横向看，“乡村振兴”不等同于“农村振兴”。“‘农’对应的是‘工’，‘乡’对应的则是‘城’。”市人大代表、崇明区区委书记唐海龙说，“乡村振兴”和以前的“新农村建设”有明显区别，以往强调的是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进村、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乡村”是一个比“农村”更开放的概念，需要和城市间产生更多联系，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城乡对流”应更密集。
纵向看，当下提“乡村振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唐海龙说，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阶段，由于工农业产品存在价格“剪刀差”，体现为农业支持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由于“人口红利”因素，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两个阶段里，都是农村要素单向往城市流动。如今，则真正到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阶段，提出‘乡村振兴’恰逢其时。”
余思彦代表认为，谈及“乡村振兴”，不能落入一个常见的思维窠臼：“不能老想着城市能‘给’农村什么，而要想城乡之间能‘交换’什么、城镇居民和郊区村民到底需要什么。城乡交流和互动，要找准‘介质’和对接点。乡下阿婆家香喷喷的菜饭，农户自制的咸肉，农家习以为常的东西，到了城市往往奇货可居，这些都能成为城乡互动的‘介质’。”
填补城乡鸿沟，重塑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张小弟代表认为，乡村振兴绝不是只追求单一的农业经济振兴，更不是延续简单的工业化思维。“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是乡村现代化，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全面重构，乡村产业不等于农业，在乡村居住的人不等于农民，上海应该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乡村。”
怎样提高乡村“经济密度”？
乡村产业发展要提高“经济密度”，关键是发展高端农业，这是应光伟代表的建议。“在和以色列农业专家交流时我了解到，以色列以不到3000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不到20万农民，供应了欧洲40%左右的蔬菜，比较下来，他们的农业经济密度是我们的数十倍。”
市人大代表、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认为，乡村可以是旅游、生态、绿色产品、庄园总部等各种业态的承载地，应以“跨界”视角去思考乡村功能，田园综合体、城市综合体、产业综合体应联动发展，真正提高“亩产”。作为上海市首批确定的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一期工程很快将正式运营，这是一个典型的“跨界”产物，通过宅基地流转，61户闲置农宅“焕发新生”，承接了近30家企业、名人工作室、高校创新中心等。“应进一步推动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社会资本联动，强化股金、租金、税金联动，切实提升集体资产经营能级。”
收获的季节（东平镇）龚胜平 摄
要提高“密度”，必须在增大“质量”的同时缩小“体积”。就“质量”而言，周瑜代表认为上海应在农业智能科技方面做更深入的探索。“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农业科创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沪郊一些地方水果可由智能机器人采摘，大棚里的温度、湿度等数据由传感器实时收集，可实现自动灌溉，这些新的农业技术、农业发展理念应该辐射到长三角乃至全国。”市人大代表、嘉定区区委书记章曦也表示，上海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加强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同时加大农产品品牌建设力度，进一步做优做强马陆葡萄、华亭哈密瓜等已有品牌。
就“体积”而言，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让农业用地优先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农产品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章曦说，和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农业在土地量上不占优势，但上海的乡村背靠超大城市，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市场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等。比如，上海市民的消费能力强，有足够的市场推动发展高附加值的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利用和放大这些优势。”
如何用好“村里村外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先要解答‘为了谁振兴’、‘依靠谁振兴’的问题。”市人大代表、金山区区委书记赵卫星侃侃而谈。2018年，金山区推进国家新型职业农民激励计划试点区建设，培训新型职业农民744人。“农民自身的力量不容忽视，农业要发展，必须加强农民自身的职业能力。”
市政协委员顾德平也表示，农民增收不能只靠种田，应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同时应拓宽农民创业渠道，培育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就业岗位，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能放下锄头、离开田头，走进企业和工厂，实现稳步增收。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上海乡村对都市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市人代会上，拥有万千妈妈级“粉丝”的柏万青代表忍不住称赞自己去过多次的朱家角古镇：“大家都说好！吃得好、买得好、逛得好。如果再把民宿搞起来，让大家住上两天，一定能大幅度带动当地农民增收。”柏万青建议，乡村振兴，农民本身不能袖手旁观，市民也不能袖手旁观，双方要积极互动，让需求和供给“接榫”。
奉贤80后职业农民
市人大代表、金山枫泾镇党委书记张斌介绍，目前乡村主力人群年龄段在50到70岁，未来乡村要发展，必须重新建立三支力量：“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返乡农二代，他们深谙互联网营销手段；二是有些积累以后返乡的农村务工人员，他们了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喜好；三是专业型的、规模型的农业龙头企业。”张斌建议，要像培养大学生村干部一样，培养“大学生农民”，让“村外的人”参与“村里的事”。
李小英代表进一步提出，希望市级相关部门完善基层人才政策，对留住乡村人才、培养好“大学生农民”和村干部，出台更多保障性措施。“比如在农村岗位上设置社工待遇、事业单位待遇的岗位，提高激励，让想干事、要干事、肯干事的人更有劲头，让一批想扎根农村的大学生有奔头。”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杜晨薇
题图为金泽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