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攀枝花的“末代”伐木工与赶漂人 | 深度报道
记者/蒲晓旭
▷从伐木工转为护林员的王彬望着自己巡护的山林，这里曾是一片荒山秃岭
做伐木工的后期，王彬伐的木材越来越细，直径五、六厘米的小树，三秒就锯断了。每天看鸟窝、鸟蛋随树坠毁，怜悯逐渐取代了从业初的成就感。相亲时，女方问他职业，他半天不肯说，问急了，才冒出一句——“砍树子嘞。”
王彬在山伐木的时候，张体健则在雅砻江畔，将搁浅的圆木奋力赶回水中，以让这些伐自上游的木材继续顺江漂往下游，直至被交易，成为枕木、房梁或家具。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中国2000多年木材水运史上最后一代赶漂人。
1998年爆发特大洪水之后，全国试点天然林保护工程，天然林被全面禁采和交易。在失业的当口，王彬和张体健们转型为造林人和护林员，他们冒雨栽树，在山火中抢救林木，为护林常年寂守在缺水断电的荒野小屋。
地处长江流域第一道生态屏障的四川攀枝花，是全国最先实施天保工程的城市之一。自“天保”后，当地实现了从“十大污染城市”到“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的逆袭，成为全国天然林保护的缩影。
“天保”试点20年之际，北青深一度记者探访攀枝花，以该市末代伐木工和赶漂人的职业反转，讲述“天保”期间，一群人和一座城的蝶变。
▷三堆子造林前后对比图
从污染城市到森林城市
“整个市区被一团黄云罩着！”
这是攀枝花市民陶功明25年前到攀枝花时对这座城市最深的印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以攀枝花钢铁厂为核心的攀枝花市区，始终被烟囱里不断涌出的含二氧化硫的黄色浓烟笼罩。似一团黄云，在攀市最繁华的2.5平方公里上空，经久不散。城区四周，是一座座荒山秃岭。
“没有绿色，看得人心慌。”
当时老人们总是提醒，雨季首场雨千万淋不得。那种雨陶功明没淋过，但见过被淋一夜的汽车——“车身全是泥点子，跟泼了泥一样。”
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以下简称造林局）女工主任黄雅，曾经最怕在风季出门。风一吹，卷起的砂砾打得脸生疼，更睁不开眼。
“就是一个大工地。”在攀枝花市林业局副局长孙彦彬眼里，当年的攀枝花到处搞建设，路面上始终有一层厚厚的灰，踩上去噗噗作响。车辆驶过，扬尘连车牌都看不清。
其实钢城攀枝花最初只是连片的青山。甚至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当时只有几户人家和一棵大攀枝花树。
这个因特定的历史背景而新兴的城市，曾是我国木材的重要产区。成昆铁路的很多枕木及隧道支木，正出自攀枝花。建国以来，攀市累计产出木材600万立方米。按过去的运力，至少能装满10万节火车车皮。因过度采伐，攀枝花森林骤减。加之作为西南钢铁基地大力发展重工业，生态急剧恶化。
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攀枝花位列其中。有媒体报道，在攀市重污染的西区，一套170平米的住房，带装修和家电，售价8万都无人接手。
仅过了12年，攀枝花空气优良率达100%。又过了一年，攀枝花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一个月后，又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当年，作为资源型城市的攀枝花空气优良率达98.4%。
当大部分人对攀市的印象还停留在硬邦邦的重工业城时，这座昔日荒山秃岭的西南钢都，正依托超过95%的空气优良率、61.79%的森林覆盖、超过2700小时的年日照以及20.3℃的平均气温，着力打造宜居的康养之城。
12载蝶变，背后是很多人超过20年的付出。
▷长江造林局职工在植树
树越伐越细，江越赶越浑
攀枝花米易县普威林业局49岁的王彬，是为攀市变绿付出的一份子。
基于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在60年代开启了向中西部的大规模工业迁移。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建，催生了对木材的巨大需求。无数青年涌向木材产区攀枝花，王彬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王彬自幼随父亲长在伐区。他记得，父亲伐树最早用的是两人合拉的弯把锯，那时山里的树都很粗，一天伐不了几棵。等自己1989年接班时，已改用手提汽油锯。成人胳膊粗细的木材，在飞转的链刀面前，挺不过10秒。
从业初期的王彬对工作充满骄傲：“伐得越多，对国家贡献越大。”
数千名伐木工分散在攀市不同地区。那时，伐区漫山遍野都是残留的树桩，仿佛一座座墓碑。普威林业局副局长李道奎回忆，作为攀市管辖的两大森工局之一，该局80年代年采伐量为5—6万立方米。
王彬开始伐木那会，长他两岁的张体健已做了4年的“赶漂人”。
张体健就职于全国最大的国有木材水运企业——雅砻江木材水运局。这是一个专门购买砍伐后的木材，再经水陆运输后进行转销、调拨或加工的林企。
木材水运，即是将采伐后的木材，顺江河漂至下游。两千多年前，秦朝建都江堰所用木材，即是岷江水运而来。张体健的工作，是在攀枝花境内的雅砻江畔，将上游漂来搁浅的木材重新赶回水中，以让木材继续流送。
一张拍摄于攀枝花二滩库区木材收贮的照片，记录了昔日木材水运的繁兴：近千根圆木密密麻麻漂聚在超500米宽的库区江面。这些长约6米的圆木，似牙签一般，几乎盖住了整个江面。身材轻盈的人，甚至能踩着漂木横跨雅砻江。
渐渐地，王彬发现，自己所伐树木平均直径已由父亲当年的40多厘米，变为了10多厘米。几乎每天都有鸟窝、鸟蛋随树木倒地。幼时在树林里惊飞一群鹦鹉或遭遇野猪的场景，不再常见。旱季，伐断的木头被工人滚下山，山坡瞬间腾起漫天尘土，下班后整张脸只看得清眼睛。雨季，伐区泥石流频频冲走农户的房屋和牛羊。
61岁的米易县黑谷村村民马正发记得，在森工局伐木之前，村周围的山上全是松林，有很多麂子、野猪、獐子和熊，甚至还有豹子下山来吃村民家的羊。随着松林被大面积砍伐，这些动物再难觅踪迹。
张体健也在江水里感知了变化。忙累了，他习惯捧饮江水解乏。可到90年代，雅砻江水已浑得无法入口。上游漂来的木材也越来越细，掺着不少空心木和朽木。
也并非完全没有补救。李道奎回忆，当年采伐会有意在山顶和山脊留下一线木林，以期树种滚落自然成林，但修复太慢。也有专人在伐区撒种植树，但当年环保意识弱，砍10棵最多种活一棵。
“一片树林长得很好，半天就被锯完了，挺不是滋味。”王斌说，工作要求大小杂树一律伐除。遇上小树，虽然不情愿，也只能伐掉。
“国家有任务，个人要生活，没得法。”
再遇上鸟窝被打翻，他就把鸟窝连同幸存的小鸟、鸟蛋扶起来放在安全之处。他预感到木材资源正在匮乏，单位年采伐量已从父辈时的五、六万降到了三、四万立方米。树砍完了怎么办？
他不再好意思主动跟人提起自己的职业。90年代相亲，女方问起他的工作，他半天不肯说，问急了，才冒出一句：“砍树子嘞”。
后来婚事告吹，这事对他影响挺大。他想转行，却又没文化。
张体健习惯每餐喝点酒，以缓解常年踩水落下的风湿。风湿和腰椎问题，是赶漂人的通病。很多赶漂人也想投身社会，却处在“知识改变命运”的90年代，掂量过自己的文化，只好日复一日。
彷徨和迟疑之间，伐木工和赶漂人们来到了1998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职业生涯即将反转。
▷在木材水运时代，木材密密麻麻漂浮在江面上
把“森老虎”请下山
“要下决心少砍树，多栽树。”
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视察攀枝花。在途经攀枝花雅砻江和金沙江交汇处的三堆子时，满目的荒山和满江的漂木让他驻足良久，他告诫随行的四川省委负责人——“把‘森老虎’请下山。”
“森老虎”，即指王彬和张体健们所在的森工林企。
张体健听人说过，三堆子本是一片森林，后因“大炼钢”，大量树木被伐，才成了荒山。
两年后，一场发于长江、松花江、嫩江的全流域洪水肆虐了大半个中国，29个省、市受灾。长江上游森林乱砍乱伐，是长江洪水泛滥的重要原因。因不断开垦农地、建厂和城市化，长江两岸80%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四川193县中，森林覆盖面积超30%的只有12县，有些甚至不足3%。
洪水退去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停止长江、黄河上中游的天然林采伐，采取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尽快恢复林草植被，森工企业也要转向营林管护。同时在滇、川、渝、黔等12省（市、自治区）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这便是两年后正式启动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共涉及全国17省（市、自治区）的734个县和167个森工局。
天然林保护面积最大的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布告，先是对攀枝花、阿坝等6地天然林禁采。后又将禁采扩至全省。
在这之后，张体健所在的木材水运局更名为“四川省长江造林局”，由木材运输、调拨企业转为天然林保护工程施工企业。张体健们也从赶漂人切换为了造林人。
王彬和他的同事们也放下了采伐工具。
“连伐区运木材的公路都被炸了。”攀枝花林业局资源科科长廖东华回忆，因全面禁采，森工企业所有采伐、木材运输工具都被入库，木材加工厂和流送漂木的河道也被封闭。
“不砍树了，心里是高兴，但又去做什么？”王彬犯了嘀咕。
▷左起为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职工张体健、杜小虎、杨从双、赵仁俊、范雄俊。他们都由赶漂人、木材销售者转型成了造林人
伐木工造林，赶漂人植树
攀枝花市域形似一枚等边倒三角，境内金沙江自西向东，与由北向南的雅砻江交汇，再掉头向南，拐出了一个近乎半圆的弧线。朱镕基当年驻足良久的三堆子，正是弧线附近河道北侧的群山。
总理巡视22年后的2018年7月，在两江交汇口张望，三堆子已是三千亩密林，从远处已看不出土壤的颜色。雅砻江水滔滔，再无漂木踪影，只剩当年固定收漂设施的水泥柱还遗留在岸边，成为木材水运时代的见证。
荒山造林，并非易事。
干雨季分明，蒸发量大，是攀枝花气候最明显的特征。作为干热河谷的金沙江、雅砻江两岸旱期长达8个月，夏季地表最高温可达70℃，土层薄弱，土质贫瘠。
1999年起，昔日的赶漂人们硬是把这片干热河谷，栽成了攀枝花的造林样板。
张体健记得，那会三堆子漫山遍野都是带刺的茅草。要种树，先得除草。钻到半人来高的草丛割一会，就满身是刺。
“像鱼钩一样，往衣服里钻。”张体健说，有同事在其他林地植树，被倒刺钻进了脚踝关节，住院治疗了三个多月。有时即便感觉茅草刺进了身体，因为周围有女职工，也不好脱衣处理，只好忍着倒刺越钻越深。
“下山后，都脱了衣服像逮虱子一样捡倒刺。”参与三堆子植树的造林局职工范雄俊回忆，女同事还要躲在背风处。
三堆子植树那会，范雄俊和部分造林局职工住在攀枝花米易县小得石林场。每天凌晨四点半就得起床，再乘早五点的班车往50公里外的三堆子进发。早餐的包子或馒头，常是坐在车上，眯着眼睛在半梦半醒之间吃下的。吃剩下的，就作为中午的干粮。
“更难的是喝水。”范雄俊说，因为每天带上山的水是有限的，喝完了，只能挨渴。
水，同样是能否栽活树木的关键。三堆子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四倍，植树必须赶在7至9月的雨季进行。这意味着，所有树坑，必须在雨季前挖好。雨季一到，立即栽种。
“越是下雨，越要抓紧栽树。错过雨季，成活率就低了。”范雄俊说，三四百米高的荒山，只有一条土路。雨天要背几十斤的树苗上山，有些女职工都背哭了。
原赶漂人杨从双记得，起初大家都穿着雨披，但身体劳作爆发的热能在雨披下越聚越多，雨披反而成了累赘，很多职工索性淋雨栽树。
“农民经常嘲笑我们，说还不如他们。”杨从双笑着说。
当年的6月29日，上万名攀枝花市民聚集在三堆子山坡上，参加四川省长江造林局主办的植树活动。从当年起，结合攀枝花6月末为雨季开始的特点，每年6月29日被定为当地的植树节。
多年后，一位攀枝花市民在高速上拍到三堆子失火的场景。他将照片拿给已居外地的父亲看。年过古稀的老人突然潸然泪下：“太心痛了！”他这才知道，父亲曾是当年三堆子万人植树的一员。三堆子栽树的艰辛，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当曾经的赶漂人开始植树的时候，曾经的伐木工们也开始了造林。
“比伐木要累得多。”王彬记得，为把树苗背上山，常常要手脚并用爬一两个小时，肩膀时常被背篓勒出血痕。
可当看着树木一天天长大，山林不再发生洪水和泥石流，他又觉得有几分成就。他把这经历讲给退休在家的父亲，这位攀市第一代伐木工说：“比我们强，我们想种都没种成。”
那时，国家对每亩造林的投入不足200元。王彬和范雄俊为代表的造林人的月薪大多只有两、三百元，不足全国平均月薪696元的一半。转型当口，部分人选择了买断退出，留下来的都在咬牙坚持。
▷王彬和他的同事在巡山护林途中
造林人孤守点房护林
2018年7月，几名记者想跟张体健上三堆子，看看当年的“点房”。不料一行人刚走到半山便退了回来——“林子太密，已上不去了。”
所谓点房，其实是造林局当年为保护新栽的树苗，在三堆子不同片区建的6处两间共30平的砖房。每处驻守2至5人，在各片补种死木，施肥、除草、防火、巡护并向周围群众宣传林业法规，以防树木被村民砍伐或牛羊践踏。
造林局给自己立了军令状，只要有一棵树被砍，分管领导就得“下课”。
担子就压在了点房值守人肩上。点房不通水电，照明全靠煤油灯。米、肉、菜全靠人背上山。没有冰箱，肉必须先用油炼干，才能存放。菜也是利于保存的土豆和莲白为主。
最大的问题是水。
管理6处点房的赵仁俊记得，很多点房吃的都是山上流下来的水，甚至混有有上游村民的生活污水。值守人只能从小水潭舀水，或趁着下雨舀些地面积水屯在缸里。只有每年旱季，才有车送水上山。
从赶漂转为造林人的仁正品就曾值守点房。因举报村民砍树，村民截断了通往点房的水源。仁正品只好走一公里山路挑水，不慎摔断脚踝。因为没有住房，只能由家人陪着在点房养伤，并在点房值守直至退休。
除了物质匮乏，更难熬的是枯燥。
职工杨从双每次上山都习惯带两本小说，但点房只有煤油灯，离远了看不清，凑到灯跟前，又被熏得够呛。赵仁俊平时喜欢下棋，可下来下去来回就三五个人，时间一久便索然无味，只能去村里串门混时间。
与造林人还要直面的生死考验比起来，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张体健回忆，十多年前的攀枝花远比现在干燥，旱季山火频发——“哪怕火车与铁轨擦出的火花都可能燎起一场山火！”
为保护造林成果，造林局特意抽调职工组建了一支打火队。队员们平时植树，发生火情再临时抽调。原打火队员范雄俊记得，虽平时受过培训，可进了火场，这群原本从事漂木流送或木材销售的造林人还是难免慌乱。
赵仁俊回忆，在一次打火行动中，队员们原本背靠防火带在林中灭火。不料风太大，火苗瞬间越过3米来宽的防火带，打火队腹背受敌。队员们却只盯着前方火情，呜呜作响的风力灭火器也隔绝了场外人的呼喊警示。幸好有人冲入火海将他们拉了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不知道怕，只知道干活。”
范雄俊至今记得，米易县羊毛岭夜间灭火的经历。当晚他与二十多名队员打着手电上山，灭火后次日下山，才发现上山的路竟是一段悬崖，原路返回心里忍不住发颤——“真不知当时是怎么走过来的。”
也不是次次都有惊无险。
2003年春节期间，为尽快扑灭因村民放炮引发的山火，打火队员王涛不慎踩滑，从20多米高的山坡坠落，摔断了右肩和3根肋骨。
旱季火情频发时，打火队不得不连续灭火，中途就在地上躺一会。夜里打完火，只能待天明才能看清下山的路，大家没吃没喝只能点一团火，相互依偎着打个盹。夜里被冻醒也是常事。
“我们这样拼命，也是为了保住饭碗。”
杨从双曾任打火队长，他坦言，自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后，木材水运被叫停，大家生怕没了工作。而早期的打火队无经验无专业装备，只凭着一股子干劲敢打敢冲。直到2005年，才升级为专业打火队伍。
那些年，住在打火队周围的群众，总在夜里听到有喇叭播喊，于是问：“你们怎么总在半夜拔河？”
原来，他们把广播“打火”听成了“拔河”。
▷位于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城区
新增森林133个西湖
随着时间推移，凝聚着无数赶漂人心血的三堆子已然成林。乘火车或高速驾车进入攀枝花，最先看到的就是这道位于市郊东北的生态屏障。
2011年天保工程二期开始后，更大范围的造林在攀枝花全面铺开。国家造林投入也从天保初期的200元涨至三、四万元每亩。树木的成活率和植树管护人员的待遇均被提高。王彬和张体健的工资也涨到3000多元。
天保工程启动试点至今已20年。截至2017年底，国家共投入专项资金3313.55亿元，建设公益林2.75亿亩，工程区天然林面积增加近1亿亩，19.32亿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如果将这些面积加起来，大体相当于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1997年，攀枝花森林覆盖率50.08%，森林面积为37.23万公顷。天保20年，森林覆盖率增至61.79%，森林面积已达45.73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大体相当于133个西湖大小。
“20年来，攀枝花每年新造林面积6万亩左右。”攀枝花林业局造林科科长谭中月介绍，除了国家层面的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外，攀枝花还开展了市区、视野区生态治理，开展了廊道和乡村绿化等。繁花茂林已彻底取代了曾经的荒山秃岭。
2017年，攀枝花摘得国家级森林城市称号。
自2010年起，造林局的工作便以协助管护为主。曾经的赶漂人、43岁的杜小虎如今守护着攀枝花盐边县格萨拉生态旅游区。几株濒临灭绝的红豆杉，是他每次巡山的重中之重。闲下来，随便拍几张景区风景晒到朋友圈，都引得一片羡慕：“别人旅游花着钱，我们巡山挣着钱，安逸。”
在攀枝花，像杜小虎这样，工作在护林一线的原赶漂人还有约350人。
“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谈起20年从赶漂人到造林人、护林人的转变，已是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干部的张体健充满感激，“我们文化低，也干不了别的。”
从2010年开始，王彬就一直守护在攀枝花米易县黑谷田林场。为防止乱砍乱伐，每天他要和同事走10公里山路。草帽、望远镜、干粮、水壶和一根用来防狗的竹棍，是每次巡山的必带工具。一年下来，总要走坏几双胶鞋。近些年，他发现，消失多年的鸟叫，清晨又能听到了。
对护林工作，他也不再羞于启齿。过年回到老家，他会主动跟人讲：“嘿！我现在是看树子的咯。”
对曾经的赶漂和伐木人们在攀市天保工程中所起的作用，攀枝花林业局资源科科长廖东华表示：“虽然更大的力量来自于社会，但他们无疑是主力军，尤其是转型早期，待遇相对较低，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张体健听说，曾经给水运局提供木材的上游森工企业的库房里，仍封存着成片的已经腐烂的木材。它们和赶漂这个古老的职业一样，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
责任编辑：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