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国家森林城市的20年蝶变路:从秃山到翠岭

日期:12-13
天保攀枝花造林

原标题:攀枝花的“末代”伐木工与赶漂人 | 深度报道

记者/蒲晓旭

▷从伐木工转为护林员的王彬望着自己巡护的山林,这里曾是一片荒山秃岭

▷从伐木工转为护林员的王彬望着自己巡护的山林,这里曾是一片荒山秃岭

做伐木工的后期,王彬伐的木材越来越细,直径五、六厘米的小树,三秒就锯断了。每天看鸟窝、鸟蛋随树坠毁,怜悯逐渐取代了从业初的成就感。相亲时,女方问他职业,他半天不肯说,问急了,才冒出一句——“砍树子嘞。”

王彬在山伐木的时候,张体健则在雅砻江畔,将搁浅的圆木奋力赶回水中,以让这些伐自上游的木材继续顺江漂往下游,直至被交易,成为枕木、房梁或家具。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中国2000多年木材水运史上最后一代赶漂人。

1998年爆发特大洪水之后,全国试点天然林保护工程,天然林被全面禁采和交易。在失业的当口,王彬和张体健们转型为造林人和护林员,他们冒雨栽树,在山火中抢救林木,为护林常年寂守在缺水断电的荒野小屋。

地处长江流域第一道生态屏障的四川攀枝花,是全国最先实施天保工程的城市之一。自“天保”后,当地实现了从“十大污染城市”到“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的逆袭,成为全国天然林保护的缩影。

“天保”试点20年之际,北青深一度记者探访攀枝花,以该市末代伐木工和赶漂人的职业反转,讲述“天保”期间,一群人和一座城的蝶变。

▷三堆子造林前后对比图

▷三堆子造林前后对比图

从污染城市到森林城市

“整个市区被一团黄云罩着!”

这是攀枝花市民陶功明25年前到攀枝花时对这座城市最深的印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以攀枝花钢铁厂为核心的攀枝花市区,始终被烟囱里不断涌出的含二氧化硫的黄色浓烟笼罩。似一团黄云,在攀市最繁华的2.5平方公里上空,经久不散。城区四周,是一座座荒山秃岭。

“没有绿色,看得人心慌。”

当时老人们总是提醒,雨季首场雨千万淋不得。那种雨陶功明没淋过,但见过被淋一夜的汽车——“车身全是泥点子,跟泼了泥一样。”

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以下简称造林局)女工主任黄雅,曾经最怕在风季出门。风一吹,卷起的砂砾打得脸生疼,更睁不开眼。

“就是一个大工地。”在攀枝花市林业局副局长孙彦彬眼里,当年的攀枝花到处搞建设,路面上始终有一层厚厚的灰,踩上去噗噗作响。车辆驶过,扬尘连车牌都看不清。

其实钢城攀枝花最初只是连片的青山。甚至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当时只有几户人家和一棵大攀枝花树。

这个因特定的历史背景而新兴的城市,曾是我国木材的重要产区。成昆铁路的很多枕木及隧道支木,正出自攀枝花。建国以来,攀市累计产出木材600万立方米。按过去的运力,至少能装满10万节火车车皮。因过度采伐,攀枝花森林骤减。加之作为西南钢铁基地大力发展重工业,生态急剧恶化。

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攀枝花位列其中。有媒体报道,在攀市重污染的西区,一套170平米的住房,带装修和家电,售价8万都无人接手。

仅过了12年,攀枝花空气优良率达100%。又过了一年,攀枝花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一个月后,又被住建部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当年,作为资源型城市的攀枝花空气优良率达98.4%。

当大部分人对攀市的印象还停留在硬邦邦的重工业城时,这座昔日荒山秃岭的西南钢都,正依托超过95%的空气优良率、61.79%的森林覆盖、超过2700小时的年日照以及20.3℃的平均气温,着力打造宜居的康养之城。

12载蝶变,背后是很多人超过20年的付出。

▷长江造林局职工在植树

▷长江造林局职工在植树

树越伐越细,江越赶越浑

攀枝花米易县普威林业局49岁的王彬,是为攀市变绿付出的一份子。

基于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在60年代开启了向中西部的大规模工业迁移。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建,催生了对木材的巨大需求。无数青年涌向木材产区攀枝花,王彬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王彬自幼随父亲长在伐区。他记得,父亲伐树最早用的是两人合拉的弯把锯,那时山里的树都很粗,一天伐不了几棵。等自己1989年接班时,已改用手提汽油锯。成人胳膊粗细的木材,在飞转的链刀面前,挺不过10秒。

从业初期的王彬对工作充满骄傲:“伐得越多,对国家贡献越大。”

数千名伐木工分散在攀市不同地区。那时,伐区漫山遍野都是残留的树桩,仿佛一座座墓碑。普威林业局副局长李道奎回忆,作为攀市管辖的两大森工局之一,该局80年代年采伐量为5—6万立方米。

王彬开始伐木那会,长他两岁的张体健已做了4年的“赶漂人”。

张体健就职于全国最大的国有木材水运企业——雅砻江木材水运局。这是一个专门购买砍伐后的木材,再经水陆运输后进行转销、调拨或加工的林企。

木材水运,即是将采伐后的木材,顺江河漂至下游。两千多年前,秦朝建都江堰所用木材,即是岷江水运而来。张体健的工作,是在攀枝花境内的雅砻江畔,将上游漂来搁浅的木材重新赶回水中,以让木材继续流送。

一张拍摄于攀枝花二滩库区木材收贮的照片,记录了昔日木材水运的繁兴:近千根圆木密密麻麻漂聚在超500米宽的库区江面。这些长约6米的圆木,似牙签一般,几乎盖住了整个江面。身材轻盈的人,甚至能踩着漂木横跨雅砻江。

渐渐地,王彬发现,自己所伐树木平均直径已由父亲当年的40多厘米,变为了10多厘米。几乎每天都有鸟窝、鸟蛋随树木倒地。幼时在树林里惊飞一群鹦鹉或遭遇野猪的场景,不再常见。旱季,伐断的木头被工人滚下山,山坡瞬间腾起漫天尘土,下班后整张脸只看得清眼睛。雨季,伐区泥石流频频冲走农户的房屋和牛羊。

61岁的米易县黑谷村村民马正发记得,在森工局伐木之前,村周围的山上全是松林,有很多麂子、野猪、獐子和熊,甚至还有豹子下山来吃村民家的羊。随着松林被大面积砍伐,这些动物再难觅踪迹。

张体健也在江水里感知了变化。忙累了,他习惯捧饮江水解乏。可到90年代,雅砻江水已浑得无法入口。上游漂来的木材也越来越细,掺着不少空心木和朽木。

也并非完全没有补救。李道奎回忆,当年采伐会有意在山顶和山脊留下一线木林,以期树种滚落自然成林,但修复太慢。也有专人在伐区撒种植树,但当年环保意识弱,砍10棵最多种活一棵。

“一片树林长得很好,半天就被锯完了,挺不是滋味。”王斌说,工作要求大小杂树一律伐除。遇上小树,虽然不情愿,也只能伐掉。

“国家有任务,个人要生活,没得法。”

再遇上鸟窝被打翻,他就把鸟窝连同幸存的小鸟、鸟蛋扶起来放在安全之处。他预感到木材资源正在匮乏,单位年采伐量已从父辈时的五、六万降到了三、四万立方米。树砍完了怎么办?

他不再好意思主动跟人提起自己的职业。90年代相亲,女方问起他的工作,他半天不肯说,问急了,才冒出一句:“砍树子嘞”。

后来婚事告吹,这事对他影响挺大。他想转行,却又没文化。

张体健习惯每餐喝点酒,以缓解常年踩水落下的风湿。风湿和腰椎问题,是赶漂人的通病。很多赶漂人也想投身社会,却处在“知识改变命运”的90年代,掂量过自己的文化,只好日复一日。

彷徨和迟疑之间,伐木工和赶漂人们来到了1998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职业生涯即将反转。

▷在木材水运时代,木材密密麻麻漂浮在江面上

▷在木材水运时代,木材密密麻麻漂浮在江面上

把“森老虎”请下山

“要下决心少砍树,多栽树。”

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视察攀枝花。在途经攀枝花雅砻江和金沙江交汇处的三堆子时,满目的荒山和满江的漂木让他驻足良久,他告诫随行的四川省委负责人——“把‘森老虎’请下山。”

“森老虎”,即指王彬和张体健们所在的森工林企。

张体健听人说过,三堆子本是一片森林,后因“大炼钢”,大量树木被伐,才成了荒山。

两年后,一场发于长江、松花江、嫩江的全流域洪水肆虐了大半个中国,29个省、市受灾。长江上游森林乱砍乱伐,是长江洪水泛滥的重要原因。因不断开垦农地、建厂和城市化,长江两岸80%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四川193县中,森林覆盖面积超30%的只有12县,有些甚至不足3%。

洪水退去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停止长江、黄河上中游的天然林采伐,采取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尽快恢复林草植被,森工企业也要转向营林管护。同时在滇、川、渝、黔等12省(市、自治区)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这便是两年后正式启动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共涉及全国17省(市、自治区)的734个县和167个森工局。

天然林保护面积最大的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布告,先是对攀枝花、阿坝等6地天然林禁采。后又将禁采扩至全省。

在这之后,张体健所在的木材水运局更名为“四川省长江造林局”,由木材运输、调拨企业转为天然林保护工程施工企业。张体健们也从赶漂人切换为了造林人。

王彬和他的同事们也放下了采伐工具。

“连伐区运木材的公路都被炸了。”攀枝花林业局资源科科长廖东华回忆,因全面禁采,森工企业所有采伐、木材运输工具都被入库,木材加工厂和流送漂木的河道也被封闭。

“不砍树了,心里是高兴,但又去做什么?”王彬犯了嘀咕。

▷左起为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职工张体健、杜小虎、杨从双、赵仁俊、范雄俊。他们都由赶漂人、木材销售者转型成了造林人

▷左起为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职工张体健、杜小虎、杨从双、赵仁俊、范雄俊。他们都由赶漂人、木材销售者转型成了造林人

伐木工造林,赶漂人植树

攀枝花市域形似一枚等边倒三角,境内金沙江自西向东,与由北向南的雅砻江交汇,再掉头向南,拐出了一个近乎半圆的弧线。朱镕基当年驻足良久的三堆子,正是弧线附近河道北侧的群山。

总理巡视22年后的2018年7月,在两江交汇口张望,三堆子已是三千亩密林,从远处已看不出土壤的颜色。雅砻江水滔滔,再无漂木踪影,只剩当年固定收漂设施的水泥柱还遗留在岸边,成为木材水运时代的见证。

荒山造林,并非易事。

干雨季分明,蒸发量大,是攀枝花气候最明显的特征。作为干热河谷的金沙江、雅砻江两岸旱期长达8个月,夏季地表最高温可达70℃,土层薄弱,土质贫瘠。

1999年起,昔日的赶漂人们硬是把这片干热河谷,栽成了攀枝花的造林样板。

张体健记得,那会三堆子漫山遍野都是带刺的茅草。要种树,先得除草。钻到半人来高的草丛割一会,就满身是刺。

“像鱼钩一样,往衣服里钻。”张体健说,有同事在其他林地植树,被倒刺钻进了脚踝关节,住院治疗了三个多月。有时即便感觉茅草刺进了身体,因为周围有女职工,也不好脱衣处理,只好忍着倒刺越钻越深。

“下山后,都脱了衣服像逮虱子一样捡倒刺。”参与三堆子植树的造林局职工范雄俊回忆,女同事还要躲在背风处。

三堆子植树那会,范雄俊和部分造林局职工住在攀枝花米易县小得石林场。每天凌晨四点半就得起床,再乘早五点的班车往50公里外的三堆子进发。早餐的包子或馒头,常是坐在车上,眯着眼睛在半梦半醒之间吃下的。吃剩下的,就作为中午的干粮。

“更难的是喝水。”范雄俊说,因为每天带上山的水是有限的,喝完了,只能挨渴。

水,同样是能否栽活树木的关键。三堆子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四倍,植树必须赶在7至9月的雨季进行。这意味着,所有树坑,必须在雨季前挖好。雨季一到,立即栽种。

“越是下雨,越要抓紧栽树。错过雨季,成活率就低了。”范雄俊说,三四百米高的荒山,只有一条土路。雨天要背几十斤的树苗上山,有些女职工都背哭了。

原赶漂人杨从双记得,起初大家都穿着雨披,但身体劳作爆发的热能在雨披下越聚越多,雨披反而成了累赘,很多职工索性淋雨栽树。

“农民经常嘲笑我们,说还不如他们。”杨从双笑着说。

当年的6月29日,上万名攀枝花市民聚集在三堆子山坡上,参加四川省长江造林局主办的植树活动。从当年起,结合攀枝花6月末为雨季开始的特点,每年6月29日被定为当地的植树节。

多年后,一位攀枝花市民在高速上拍到三堆子失火的场景。他将照片拿给已居外地的父亲看。年过古稀的老人突然潸然泪下:“太心痛了!”他这才知道,父亲曾是当年三堆子万人植树的一员。三堆子栽树的艰辛,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当曾经的赶漂人开始植树的时候,曾经的伐木工们也开始了造林。

“比伐木要累得多。”王彬记得,为把树苗背上山,常常要手脚并用爬一两个小时,肩膀时常被背篓勒出血痕。

可当看着树木一天天长大,山林不再发生洪水和泥石流,他又觉得有几分成就。他把这经历讲给退休在家的父亲,这位攀市第一代伐木工说:“比我们强,我们想种都没种成。”

那时,国家对每亩造林的投入不足200元。王彬和范雄俊为代表的造林人的月薪大多只有两、三百元,不足全国平均月薪696元的一半。转型当口,部分人选择了买断退出,留下来的都在咬牙坚持。

▷王彬和他的同事在巡山护林途中

▷王彬和他的同事在巡山护林途中

造林人孤守点房护林

2018年7月,几名记者想跟张体健上三堆子,看看当年的“点房”。不料一行人刚走到半山便退了回来——“林子太密,已上不去了。”

所谓点房,其实是造林局当年为保护新栽的树苗,在三堆子不同片区建的6处两间共30平的砖房。每处驻守2至5人,在各片补种死木,施肥、除草、防火、巡护并向周围群众宣传林业法规,以防树木被村民砍伐或牛羊践踏。

造林局给自己立了军令状,只要有一棵树被砍,分管领导就得“下课”。

担子就压在了点房值守人肩上。点房不通水电,照明全靠煤油灯。米、肉、菜全靠人背上山。没有冰箱,肉必须先用油炼干,才能存放。菜也是利于保存的土豆和莲白为主。

最大的问题是水。

管理6处点房的赵仁俊记得,很多点房吃的都是山上流下来的水,甚至混有有上游村民的生活污水。值守人只能从小水潭舀水,或趁着下雨舀些地面积水屯在缸里。只有每年旱季,才有车送水上山。

从赶漂转为造林人的仁正品就曾值守点房。因举报村民砍树,村民截断了通往点房的水源。仁正品只好走一公里山路挑水,不慎摔断脚踝。因为没有住房,只能由家人陪着在点房养伤,并在点房值守直至退休。

除了物质匮乏,更难熬的是枯燥。

职工杨从双每次上山都习惯带两本小说,但点房只有煤油灯,离远了看不清,凑到灯跟前,又被熏得够呛。赵仁俊平时喜欢下棋,可下来下去来回就三五个人,时间一久便索然无味,只能去村里串门混时间。

与造林人还要直面的生死考验比起来,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张体健回忆,十多年前的攀枝花远比现在干燥,旱季山火频发——“哪怕火车与铁轨擦出的火花都可能燎起一场山火!”

为保护造林成果,造林局特意抽调职工组建了一支打火队。队员们平时植树,发生火情再临时抽调。原打火队员范雄俊记得,虽平时受过培训,可进了火场,这群原本从事漂木流送或木材销售的造林人还是难免慌乱。

赵仁俊回忆,在一次打火行动中,队员们原本背靠防火带在林中灭火。不料风太大,火苗瞬间越过3米来宽的防火带,打火队腹背受敌。队员们却只盯着前方火情,呜呜作响的风力灭火器也隔绝了场外人的呼喊警示。幸好有人冲入火海将他们拉了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不知道怕,只知道干活。”

范雄俊至今记得,米易县羊毛岭夜间灭火的经历。当晚他与二十多名队员打着手电上山,灭火后次日下山,才发现上山的路竟是一段悬崖,原路返回心里忍不住发颤——“真不知当时是怎么走过来的。”

也不是次次都有惊无险。

2003年春节期间,为尽快扑灭因村民放炮引发的山火,打火队员王涛不慎踩滑,从20多米高的山坡坠落,摔断了右肩和3根肋骨。

旱季火情频发时,打火队不得不连续灭火,中途就在地上躺一会。夜里打完火,只能待天明才能看清下山的路,大家没吃没喝只能点一团火,相互依偎着打个盹。夜里被冻醒也是常事。

“我们这样拼命,也是为了保住饭碗。”

杨从双曾任打火队长,他坦言,自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后,木材水运被叫停,大家生怕没了工作。而早期的打火队无经验无专业装备,只凭着一股子干劲敢打敢冲。直到2005年,才升级为专业打火队伍。

那些年,住在打火队周围的群众,总在夜里听到有喇叭播喊,于是问:“你们怎么总在半夜拔河?”

原来,他们把广播“打火”听成了“拔河”。

▷位于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城区

▷位于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城区

新增森林133个西湖

随着时间推移,凝聚着无数赶漂人心血的三堆子已然成林。乘火车或高速驾车进入攀枝花,最先看到的就是这道位于市郊东北的生态屏障。

2011年天保工程二期开始后,更大范围的造林在攀枝花全面铺开。国家造林投入也从天保初期的200元涨至三、四万元每亩。树木的成活率和植树管护人员的待遇均被提高。王彬和张体健的工资也涨到3000多元。

天保工程启动试点至今已20年。截至2017年底,国家共投入专项资金3313.55亿元,建设公益林2.75亿亩,工程区天然林面积增加近1亿亩,19.32亿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如果将这些面积加起来,大体相当于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1997年,攀枝花森林覆盖率50.08%,森林面积为37.23万公顷。天保20年,森林覆盖率增至61.79%,森林面积已达45.73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大体相当于133个西湖大小。

“20年来,攀枝花每年新造林面积6万亩左右。”攀枝花林业局造林科科长谭中月介绍,除了国家层面的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外,攀枝花还开展了市区、视野区生态治理,开展了廊道和乡村绿化等。繁花茂林已彻底取代了曾经的荒山秃岭。

2017年,攀枝花摘得国家级森林城市称号。

自2010年起,造林局的工作便以协助管护为主。曾经的赶漂人、43岁的杜小虎如今守护着攀枝花盐边县格萨拉生态旅游区。几株濒临灭绝的红豆杉,是他每次巡山的重中之重。闲下来,随便拍几张景区风景晒到朋友圈,都引得一片羡慕:“别人旅游花着钱,我们巡山挣着钱,安逸。”

在攀枝花,像杜小虎这样,工作在护林一线的原赶漂人还有约350人。

“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谈起20年从赶漂人到造林人、护林人的转变,已是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干部的张体健充满感激,“我们文化低,也干不了别的。”

从2010年开始,王彬就一直守护在攀枝花米易县黑谷田林场。为防止乱砍乱伐,每天他要和同事走10公里山路。草帽、望远镜、干粮、水壶和一根用来防狗的竹棍,是每次巡山的必带工具。一年下来,总要走坏几双胶鞋。近些年,他发现,消失多年的鸟叫,清晨又能听到了。

对护林工作,他也不再羞于启齿。过年回到老家,他会主动跟人讲:“嘿!我现在是看树子的咯。”

对曾经的赶漂和伐木人们在攀市天保工程中所起的作用,攀枝花林业局资源科科长廖东华表示:“虽然更大的力量来自于社会,但他们无疑是主力军,尤其是转型早期,待遇相对较低,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张体健听说,曾经给水运局提供木材的上游森工企业的库房里,仍封存着成片的已经腐烂的木材。它们和赶漂这个古老的职业一样,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

责任编辑: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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