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话筒递给村民的尝试萌生温岭“民主恳谈”机制的善果

日期:11-30
恳谈民主温岭

原标题:一次话筒递给村民的尝试萌生温岭“民主恳谈”机制的善果

温岭大溪镇党外人士“公厕革命”民主恳谈会。

“公厕革命”民主恳谈会后,相关部门抓落实。

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投射下来,台州温岭是最先被照亮的城市。一种新时期的基层民主交流模式也在这座微微泛着咸腥味的海滨城市诞生。

近2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这种被命名为“民主恳谈”的新型交流模式几经蜕变,最终成为一种成熟的模式被全国各地竞相模仿。在有商有量中,许多新政策得到了完善;在针锋相对中,许多矛盾得到化解;在各抒己见中,一个个项目更加亲民接地气。

如今,“民主恳谈”成为温岭凝聚干部和群众不可或缺和无以取代的最有效沟通方式。矛盾更少,效率更高,干部有劲,百姓满意,“民主恳谈”结下的善果一一呈现。

村民拿到话筒

纷纷说出真实想法和要求

“请坐,请谈谈您的看法!”1999年6月的一天,温岭市松门镇的大礼堂内和往常一样,坐满了被召集来的村民。就在很多人将眼睛望向窗外走神的时候,参会的干部突然走了下来,将手中的话筒塞给了其中一位村民。

大家很吃惊,因为之前几乎没人会来征求自己的看法。拿到话筒的村民手微微颤抖,“我觉得这个政策对我们村可能不太合适……”台上的干部认真听着,并用笔记录下来。原本一小时左右能开完的会,这次两个多小时还没结束。村民们纷纷拿起话筒,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要求说了出来。

“感觉自己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和尊重。”会议结束后,有村民如是说,也有村民长长舒了一口气,“很多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今天都说完了,感到特别轻松。”

这实际上是一次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类似论坛,温岭当地各乡镇一直在搞,但是办多了,干部们发现了问题。“每次都是我们在上面宣告式地给村民讲理论,讲政策,讲成果,村民们并不太在意,效果很不好。”于是,干部们想到,能否采用一种新的模式去跟村民宣讲和沟通?

于是,就有了这一次递话筒给村民的尝试。结果,就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索,原本沉闷的会堂被引爆了。“完全没想到会议可以进行得如此热烈,每个人都伸手要话筒,大家的想法活跃精彩。”

这样的新尝试随后又进行了四场,不仅回答了村民的疑问和不理解,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深受好评。

温岭“民主恳谈”机制由此发轫。

在实践中反复锤炼

“民主恳谈”开出七彩之花

“人都是有表达欲的,需要倾诉和被倾听。”温岭市民主恳谈办公室主任陈奕敏是民主恳谈工作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就是他给村民递上了第一支话筒。

一开始,让村民主讲,说出自己的需求和困难,然后政府根据会议记录,针对每个村民的需要安排小组一对一进行解决。“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村民那么多,每个村民都有各自的琐碎诉求。如果每个村民都要安排几人小组去服务,那政府里的人全员出动都不够,会影响正常工作。”

2001年,新版“民主恳谈”上线了,主要方向调整到了讨论公共事务方面。于是原先“对话型”民主恳谈渐渐深化成了“决策型民主恳谈会”。

“相比之前的雏形,这次升级后的民主恳谈更为成熟。我们规定,在恳谈会上讨论的事务,一定是要跟多数人利益有关的内容,也就是公共事务。”陈奕敏说。

作为试点的牧屿镇很快就尝到了甜头。“每次民主恳谈会的主题更加集中,村民就一件事发表不同看法,效率很高。”管理区的一名工作人员颇有感触,“村民的思维很活跃,他们提出的很多意见都很有参考价值,对我们之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在一场决策型民主恳谈会上,村民和干部就一件和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可以帮助干部们在制定政策或者规划项目的时候,把百姓的切实需求考虑在内,减少了矛盾的产生,极大提高了百姓的满意度。

正是因为这样改进型的民主恳谈会高效实用,这项制度很快在温岭全市铺开。到2002年,温岭市就开始将其提上章程,规定“各乡镇要把民主恳谈作为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的必经程序”。乡镇街道被要求每年必须召开至少4次决策性民主恳谈会,村和社区一级每年至少开2次,并且纳入各级的工作考核中。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2012年,根据各个领域的特点,“民主恳谈”的形式也发生了多变。已经衍生出七种类型:政府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集体协商,这是最重要的三种类型。此外,还包括政协协商、党内民主协商、村和社区事务协商及社会对话协商等四种类型。

平均每年开1800场

集思广益开启和谐新篇章

其实和温岭情况类似的城市还有很多,为什么“民主恳谈”的种子先在温岭发芽了呢?

“首先温岭市场经济发展早,所产生的利益主体多元;其次是老百姓相对富裕,对政府有独立的意见和想法;另外,当地干部具有民主和创新意识;加上政府对民主恳谈的超前认知和全力支持。”陈奕敏如是分析。

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名气越来越大,参与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一开始,村民百姓来参加恳谈会都是自愿,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但是往往人数太多,会场也比较混乱。于是就采取邀请利益相关者的方式,但涉及的人数还是太多,有时候人都坐到走廊上了。目前,针对参与人数过多的情况,他们还会采用抽签的形式选定参与人员。

过去,政府制定一项决策,往往是相关的政府人员聚集到一起商讨敲定。结果推行下来后,百姓指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再去“返工”,往往劳民伤财。如今,民主恳谈的形式铺开后,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了。

在会场上,百姓和政府官员平等面对,共商事务,谁说得有理,大家鼓掌,谁说得不对,马上有人反驳。甚至有些陈年积怨,也在当面对质和拍桌子中烟消云散,矛盾和误会解开了,为民的实事也顺利得以开展。

更有意思的是,民主恳谈将官和民的沟通渠道打开后,政府的工作百姓往往更有兴趣来“掺一脚”。

“原先大家觉得,政府的决策是领导的问题,很多人不闻也不问。现在,因为参加过恳谈会,大家的意见也融到了里面。这些决策和工程就有更多百姓关注,参与感也是非常强烈,形成非常良好的互动。”

现在,温岭平均每年要开1800场民主恳谈会,集思广益开启和谐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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