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自然与人文,诗中那淳安
自然与人文,诗中那淳安
一
中国人的生活是离不开诗的。
从“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美景与“一览众山小”的壮阔;从“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忧国之心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离思到“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坚韧……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未离开过那些优美的诗句。
淳安的明山秀水,千百年来,浸润诗中。不知是这方山水勃发了诗情,还是词章为山水添了光华?
水路蜿蜒,新安高远。浩荡江水流淌的是水,也是诗。
悠悠,从时间长河中走来,春流到夏,秋流到冬,跌宕1800载,汇成一条浙西诗歌之路。
二
提起古诗,人们大多第一印象就是唐诗的样子。其实唐诗这种格式的近体诗,亦非一蹴而就。为之奠定重要基础之一的,便是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永明体诗风。
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沈约,这位齐梁的一代辞宗,在政治上并不如表面顺遂。
沈约出自吴兴沈氏,祖上皆以骁勇闻名,但在东晋和刘宋时期遭遇两次劫难,沈约十三岁时就为避祸四处逃亡,立志苦读,后结识齐武帝萧赜父子,当在萧齐代宋之后、梁武帝萧衍代齐之前,他虽一路升迁,却终是被视为文士。《南史》中留有“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的记载,加上萧齐政权更迭,与他一道被称为“竟陵八友”的王融和赏识他的竟陵王身死,沈约早有归隐之志,尤其是在他五十多岁出任东阳太守前后的作品中,更是反复强烈地提到“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的归隐之意。
但偏偏是在赴东阳任的途中,从新安江路过时,却被这一方山水的天然打动。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万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
没有《伤王融》的无法释怀,更没有几年后《伤谢眺》中的愤恨,透露着开朗轻松、远离尘嚣的超脱与愉悦。
沈约的这一次路过,无意之间,却仿佛为今后的淳安,定下了一大诗歌基调:群山隔尘嚣,江水涤心神。
淳安带给诗人们的,不是“银鞍白马度春风”的风流,不是“黄沙百战穿金甲”的铁血,不是“会当凌绝顶”的豪迈,也不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忧思,而是一个“清溪清我心”、“疑与武陵通”(武陵即武陵源,也即桃花源),关于耕读,关于生活的世外桃源。
三
直到安史之乱后,淳安这片原本“红尘飞不到”的世外山水,这才开始变得人文蔚起,秦韵汉风日盛。最初来到淳安的诗人们,或是游历经过,或是多因贬谪。
比如两次被人栽赃贪污的刘长卿,便是被贬为睦州司马,这才来到了淳安。正如他在睦州遇到皇甫湜来访时所感叹:“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
当然,刘长卿一生命途多舛,两次被诬入狱,三次遭遇兵祸。也许是这种不幸,才让他有了“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样让人触手可及的苍凉。即便是这样的刘长卿,在送两位女婿从睦州返回扬州之时,也偶有“狎鸟携稚子,钓鱼终老身。殷勤嘱归客,莫话桃源人”这样以桃源人自况的心境。
淳安这片山水,总是能感染人、治愈人的。
唐代诗人杨彝过青溪渡时,是这样描述看到的景象的:
天阔衔江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鱼可数,沙晚雁争飞。川谷留云气,鹈鹕傍钓矶。飘零江海客,欹侧一帆归。
这样的美景,留在周贺的记忆里——“遥忆新安旧,扁舟往复还。浅深看水石,来往逐云山。”
这样的美景,草圣张旭月下泛舟,放歌“笑揽清溪月,清辉不厌多”。
这样的美景,皇甫冉觉得“猿声比庐霍,水色胜潇湘”(庐霍,江西庐山和安徽霍山)。
向来澹泊的戴叔伦,在淳安,也多出了几分“黄雀数声催柳变,清溪一路踏花归”的欢快。
掌诰九年、三知贡举、位历卿相的权德舆,被这种“人远禽鱼净,山深水木寒”的环境所感染,留下“即事遂幽赏,何心挂儒冠”的感叹。
写下“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崔颢,在这里留下的,是“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岩中响自答,溪里言弥静”的幽静。
那位留下“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许浑,唯独将淳安的这方山水喻做桃花源,直接赞为“疑与武陵通”。
那位在后世被“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遮盖住军事才华与豪迈诗文一面的杜牧,外放睦州刺史时,也多了一份出尘之意——“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
数度出镇拜相,平定淮西的裴度来到此间,也不由感叹“红尘飞不到,时有水禽啼”。
更不提,自中唐之后,大量本地诗人留下的颂叹了。
四
随着淳安文脉伴着山水兴起,诗中淳安的另一面,也开始明艳起来。那是“谩有藏书解满床,松花落处纸微香”,是“老树扶疏压画楹,风声谡谡书声里”的文化传承,与“民生艰食情何限,默向山灵祝晚晴”的解民生多艰之愿。
说来有趣,前文曾提到沈约,当时和沈约齐名的任昉,与淳安,有着更深的渊源。
和路过淳安的沈约不同,任昉在暮年出任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并最终在任上去世。据传,任昉当时寓居新安郡城东五里东溪畔之凤凰山下,任昉逝世后,其后人便在此落叶生根,和淳安水乳交融。
任昉和沈约同为“竟陵八友”,两人相交甚密,文名也是一时瑜亮,时人称“沈诗任笔”。任昉并非不写诗。和沈约诗歌提倡“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不同,任昉习惯于做“学问诗”,诗中不自觉便有着许多学问典故。晚年时的任昉,诗文风格也变得更加“通俗”,但依旧能看出许多学问的痕迹来。这字里行间满满的学问“味道”,也成了此后淳安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到了唐元和至咸通年间,在唐初由遂安郡重新“升级”为州的睦州,就一下子涌现出了方干、施肩吾、李频、翁洮、章八元、皇甫湜、皇甫松等十多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
至宋明,瀛山书院、蜀阜书院、五峰书院、蛟池书院、静乐书院、吾溪书院、世科书院、前溪书院、新江书屋……诸多书院拔地而起,淳安的诗文中,也多出了许多“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的劝学之作。这道独特的人文之美,呈现于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朱熹的方塘悟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五
一生藏书万卷,自身却清廉到家中没有可更换衣物的任昉,给淳安留下的,不仅是“学问”烙印,还有那“傻”劲。
任昉在淳安时,穿着和百姓无异,拄着拐杖走街串巷,有人来告状,就在大路边就地裁决。这种为民办实事的风格,在淳安后续任官中也多有延续。海瑞、金选、陆愚、罗衮、黄道年……而在诗人的笔下,也少不了对民间疾苦的表达。方逄辰的长诗《田父吟》,更是将当时普通农民的艰辛跃然于纸上:……年年上熟犹皱眉,一年不熟家家饥。山中风土多食糜,两儿止肯育一儿。只缘人穷怕饿死,可悲可吊又如此。有司犹曰汝富民,手执鞭敲目怒视……皂衣旦暮来槌门,今年苗税催得早。打快织机趁头网,作息籴米输苗仓。更有一言牢记取,断不许人言灾荒。
诗歌,还能用来推行新政、移风易俗。
明代嘉靖年间,进士姚鸣鸾上任淳安知县。他在位五年,百废顿举,政绩卓著,更是敢扫重男轻女的陋俗。当时因为这一陋习,不少人生女多淹而杀之,姚鸣鸾遂做《劝民举女歌》,刊行民间,劝改恶俗。其歌云:
虎狼性至恶,犹知有父子。人为万物灵,何独不如彼。生男与生女,怀抱一而已……荆钗与布裙,未必能贫汝。随分而嫁娶,男女得其所。
当这位姚知县离任时,淳朴的淳安人特意立了《乡民感德碑》,感激他的善政。
也正是这样的诗句,让淳安在诗歌中的形象,更为立体,更为动人。
或许,山水美景和人文传承,正如白云和红叶,让一泓清溪“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