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普惠金融如何“攻坚最后一公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18日讯（记者郭子源）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在10月18日举办的“2018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表示，“攻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可从六方面开展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即如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如何拓宽融资渠道、如何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与业务模式、如何合理运用激励考核机制、如何借力金融科技、如何建立健全更有效的风险补偿和融资担保机制。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稳步推进，政策体系已更加完善，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也不断扩大。
从信贷投放角度看，监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为32万亿元，同比增长13.1%。
从机构设置角度看，目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在总行层面和全部185家一级分行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制商业银行则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加快探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已设有5000余家扎根基层、服务小微的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下沉服务重心，向县域、乡镇及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和群体延伸服务触角。
有了服务机构和信贷资金，相当于架起了路、跑上了车，但要打通“最后一公里”仍需多方合力、久久为功。
首先，需正确理解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当日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8）》指出，“最后一公里”是指金融服务的触达问题，是一个动态概念，相较于我国银行体系建立初期，当前金融体系能够有效触达的范围已有“天壤之别”，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探索不断深入，最边缘客户能够享受到的应该不仅是存贷汇等基础服务，而是进一步的、与其需求相适应的高效率、可持续、功能全面的综合金融服务。
其次，正视当前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难点。“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待进一步疏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需要调整。”潘光伟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在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充裕、法定存贷款利率并未调整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和行业实体融资利率略有上行，民营和中小企业仍感到资金面紧张，融资渠道不畅。“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要在风险可控或者承担适度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二是传统模式下为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普惠金融服务内生动力不足；三是补齐普惠金融领域制度短板面临挑战，缺乏系统性、制度性安排，有些政策落实不到位、精准度不足；四是新型金融业态存在规范不足、业务异化、信息安全等问题，普惠金融领域创新面临金融乱象，背离了普惠金融初衷。
最后，正视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潘光伟认为，解决“融资难”不能靠银行业机构单打独斗，而是要按照“几家抬”的思路。
具体来看，接下来可从四方面开展探索和思考。一是如何加强财政、工商、税务、监管等部门之间联动，做好政策传导，构建信息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二是鉴于小微企业公司治理和财务报表不规范，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年左右，缺乏有效担保抵押手段等情况，如何规范财务管理，完善信用信息建设，增强抗风险能力，解决小微和民营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三是如何打造适应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供应链金融，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进行批量授信、批量开发，提高信贷服务质效；四是如何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风险投资，发挥VC、PE等前期介入资金作用，加快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
此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建议，为了建立起更加精准化、科技化、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应做好四个“同步推进”。
一是基础覆盖与丰富供给同步推进；二是服务下沉与能力建设同步推进；三是科技驱动与风险防控同步推进；四是政策激励与实践创新同步推进。
“应结合普惠金融服务的变化趋势，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政策、针对性的财税政策、特色化的地方配套政策，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与衔接，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地方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李东荣说，同时还应尊重市场规律，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规制，着力破解不合理的政策约束和制度瓶颈，增强各类从业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实践、创新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