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道德失范处，法律来补位
李一戈
个别乘客的高铁占座行为，乍一看，跟大家排队有人插队一样，是不遵守公共秩序的表现，更多要交给道德来规范。而个体的认知差异，导致道德自律存在普遍的理性鸿沟。
你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他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反驳，就比如高铁占座者的“谬论”。对这种不讲理的行为，你气得后背抽冷气也没用，只好找公共秩序维护者。记得铁路管理部门曾经为难地表示，对此也无能为力，是执法无据的意思。好在铁路公安不负众望，从《治安管理处罚法》里找出了相应条款，罚了他（她）200块。铁路方面追罚180天禁坐火车。
我问一个长居欧洲某国的朋友，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他们那里会怎么处置？回答是：会有两个警察过来（如果被执法对象是女性，其中必有一名女警），把他（她）带到警署调查询问。这种情节坐牢是不会的，但警署里呆上几个小时是非常可能的。同样会上信用黑名单，那个黑名单比中国的威力大。
道德失格的最大“处罚”，不过是众人谴责。如果这人的道德标准跟大家不同，心里认定是众人有意毁之，谴责的力度就要打很大折扣。这时就应该有法律出场了。正所谓道德缺席处，法律及时补位。
高铁占座不会有人身财产安全方面的危害，它影响的是公共秩序，以及对文明道德的冲击。从结果看，200元的行政处罚和180天禁止坐火车的限制，是罚当其责。但从主体效应看，法律威慑力不够。如果执法人员当场带走调查问询，公众教育效果和震慑力要大得多。
房地产领域也有类似案例。比如，最近有城市披露，有些居民将公租房转租牟利，而被收回房子并处罚金，记入信用档案。这是违反当地公租房法规、规定的行为，因此有关部门作出的也是行政处罚。
公租房由政府定价，具有一定的保障和福利性质。也因此，各地都对公租房的承租人制定了相应的资格标准。很显然，不能将公租房转让牟利，是最基本的规定，甚至可以说是常识。
近两年，国家大力倡导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政府组织建设或收购部分住房作为公租房，以较低租金提供给中低收入群体租住。虽然各地均颁布了相应的法规、规定，但随着公租房规模的扩大，期望政府部门时时刻刻对每一间公租房都监管到位，是不现实的。
比如，收入超过当地规定水平，承租人就应该主动退租公租房，但如果承租人不退，除非有人举报，否则政府部门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发现（南部某城市公布的案例显示，有的承租人违规租住公租房达60多个月）。这就要求每位承租人自我监督，这便涉及到道德规范的范畴。
市场的每个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理论上都潜藏着趋利的动机。道德虽是常识，但常识屡被扭曲。有人说，在利益面前，道德是靠不住的；只要利益足够强大，道德就会有失守的风险。这话虽然不无偏激，却被无数案例所证实。
从铁路公安的认定来看，高铁占座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最近两起高铁占座案例，相距不过一个月，这说明两点：处罚不够严厉，震慑力不够大。
同样，房地产领域骗取福利性质的保障住房，或将其擅自转让牟利的现象，并非始于今天。早年的经济适用住房，到近些年的限价房，再到公租房，在具有公共性质的资源领域寻租的行为，并不鲜见。说到底，是道德规范缺位，违法成本又太低。
市场的企业个体，道德让位于商业伦理。一般来说，居民将住房交给中介机构转租的时候，中介机构只关心能不能成功租出去拿到佣金，基本是不关心住房来源、性质的。也因此，不管是私有产权住房，还是公租房，经纪人的目的只有一个，“租出去”。
但哪怕是不做商业的也懂得一个道理，有些钱是不能赚的。比如帮助将公租房转租出去获取佣金。至少，这是有违商业伦理的。经纪人不可能不知道哪些是公租房，除非他专业很不合格——如此说来，取消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是值得商榷了。
将公租房转让出去的中介机构，也受到了惩罚。比如北京市住建委就让这些涉事门店停业整顿，将有关房源下架。这些处罚措施，之前也有过。但为何仍有机构无视基本的商业伦理，为了小小的佣金前仆后继？无非是：侥幸心理，被查处只是小概率事件；即使被查处，处罚也不重。
公平正义是社会赖于正常运行的底线，而道德是公平正义的底线。如果道德失范处，法律补位仍不具威慑力，选项只有一个：加大惩罚力度。无论是微观到高铁占位，中观到公租房转租，还是大到疫苗安全，都应如此。这是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