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多所全球顶级学府都因为巴以冲突“闹开了锅”。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名校，都出现严重的民意撕裂和大规模对立现象。
持不同立场的“学霸们”或发生紧张对峙，或大规模聚集，或大范围发表在线请愿书……
有讲师被停职，有雇佣方呼吁设立“学生就业黑名单”，有富豪愤然从美国大学撤资或退出大学执行董事会……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论道，只要战争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肆虐，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冲突就停不了。
本轮巴以冲突在美国高校造成的情感冲击之所以如此之大、矛盾对立如此之深，要在近年来美国年轻群体“左翼思潮”抬头、“身份政治”兴起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
事实上，美国自由思潮和保守思潮的激烈对抗始终存在。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权运动以来，自由思潮在草根群体中更强势，特别是在美国大学，向来有“大学向左”的说法。
如今，“身份政治”在美国大学兴起，相对更强调在族群、性别、性取向等方面是否认同。
而近年来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正发生结构性、历史性变化：拉美裔、非洲裔、亚裔人口比例上升，白人比例下降。这不仅导致“族群认同”进一步上升，而且挑战了一贯由非拉美裔白人（包括犹太人）主导的价值观。
以前缺少话语权的新兴族裔和过去拥有话语主导权的“旧贵族们”，开启了与“身份认同”相关联的话语权争夺战，而这进一步加大美国大学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历史上，美国的犹太集团势力庞大，在巴以问题上一直处于强势一方。支持以色列，在美国国内属于政治正确，不可挑战。
然而，此次巴以冲突爆发后，挺巴势力有所壮大，一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犹太集团和亲以势力感到“被冒犯”。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说，相比过去，尽管挺以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巴勒斯坦的美国年轻人数量增多。而这在亲以势力看来是“一种冒犯”，双方发生冲突的烈度随之增强。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美国大学校园里围绕巴以问题的两极分化已经存在许久，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所发生的一切更加深了这种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主要精英大学一直被与犹太资本利益集团高度关联的美国精英权贵阶层掌控，表面奉行所谓“言论自由”的政治原则。
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智库研究中心主任高健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犹太利益集团整体利益没有受到挑战之时，亲以权贵阶层会采取幕后操控方式，以奉行自由主义原则为伪饰。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端化与价值双标的特征日益明显，特别是本次巴以冲突关乎犹太群体的切身利益，美国精英阶层从幕后走到台前，在校园内外与支持巴勒斯坦的力量正面“对决”。
美国校园撕裂的背后，是本轮巴以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和高烈度的冲突对立，而这与美国近年来的中东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
此前的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表面上至少展现出对巴以问题所谓的“公正姿态”，把双方撮合在一起坐下来谈判，对冲突双方都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说服力。
但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方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都表现出明显的亲以特征，包括：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不再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改变了美方在这一问题上持续40余年的政策；停止推动双方和谈进程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沈雅梅指出，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把巴勒斯坦从巴以和谈的轨道上推开。
即便到了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巴以问题的政策有回调，但也仅限于恢复对巴勒斯坦的一些财政支持，口头上谴责以色列对定居点建设，并未再撮合巴以和谈。
沈雅梅认为，2017年以来巴以和平进程被边缘化，导致眼下这轮冲突以非常激烈的方式爆发，巴以双方都感到一种“紧迫感”，产生“生存危机”。
上述“紧迫感”还源自另一“隐情”，那就是美国把巴以问题边缘化，转而去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解。
沈雅梅指出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不可忽视。这一在沙特牵头下各方达成的一个共识性文件规定，在解决巴以问题之后，才考虑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解，“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然而，相关国家对这一文件置之不理，转而推动以阿和解，“巴勒斯坦问题几乎完全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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