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国家，实力弱小、资源匮乏、动荡不休。苏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由于实力弱小，苏丹内政长期受到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干预，遭到强国霸凌时无力还手；由于资源匮乏，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民众文盲率很高，交通运输、水电供应和医疗服务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由于冲突不断，经济民生雪上加霜。
这类国家并非不想改变现状、实现发展，但存在多种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使得过去所有改变现状的努力都因为这些“死结”而付诸东流。
苏丹的“死结”在于其内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外部则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大国的压制。最近在苏丹所发生的两派武装力量之间的火并，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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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苏丹内部影响力最大的势力分为三股，分别是传统部落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反西方激进势力。
绝大多数苏丹人都是黑皮肤的阿拉伯人，其根源都能追溯到不同的游牧部落，其部落观念和家族观念非常强。苏丹建国时间不长，1956年独立之前在这片土地上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实体，所以国家和政府对于苏丹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新鲜的概念。
苏丹人最为看重和效忠的首先是家族，其次是部落，最后才是国家。在苏丹人心目中，家族头人和部落领袖的地位远高于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
之所以如此，与苏丹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在南苏丹2011年脱离苏丹并独立之前，苏丹国土面积达到250万平方公里，是非洲面积最大国家。南苏丹独立之后，苏丹面积缩减到188万多平方公里，依然是非洲面积第三大国家。
苏丹虽然国土广袤，但除尼罗河沿岸狭窄区域的土地相对肥沃、适合农业耕作外，大多数土地都是沙漠、戈壁和贫瘠草场。苏丹的历史，就是一部部落战争史，各个游牧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草场、牲畜和奴隶，相互攻击，频繁爆发部落战争。至今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苏丹南部科尔多凡地区，依然存在残酷的部落战争。
大约10年前，也就是笔者在苏丹工作期间，来自达尔富尔地区、自称“反政府武装”的一支部落武装一度打到首都喀土穆附近，与政府军交火的最近地方，距离总统府仅相距一座桥梁，可见部落武装之猖獗。
对于祖祖辈辈在这种严酷环境下生存下来的苏丹人来说，只有部落和家族才能给他们提供保护，才能让他们获得安全感，离开部落和家族就意味着死亡，而现代国家和政府并不能给他们提供这种保护和安全感。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部落势力在苏丹社会仍具有巨大影响力。
本次苏丹冲突的交战一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就得到苏丹西部阿拉伯部落的支持，“快速支援部队”的人员也大多来自这些阿拉伯部落。
在宗教方面，绝大多数苏丹人都是穆斯林，属于苏菲派。与什叶派和逊尼派相比，这个教派更加神秘和团结。
笔者曾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工作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清真寺一般都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无论是否为穆斯林，只要衣着得体，都可以进入清真寺参观。但在苏丹却不同。笔者曾经试图进入喀土穆几个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参观，但都在门口遭到阻拦，未能进入。
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本·拉登，上世纪90年代曾经在苏丹生活多年，而苏丹时任总统巴希尔之所以同意本·拉登躲藏在苏丹境内，就是为了迁就苏丹宗教极端势力。巴希尔也因此被美国贴上“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并受到制裁。
另外，苏丹宗教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精神导师哈桑·图拉比，被巴希尔尊称为“导师”，后来因为巴希尔不能忍受自己长期被图拉比控制，两人在1999年闹翻。除了软禁外，巴希尔对图拉比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甚至不敢限制图拉比在其住所内随意见客和接受媒体采访，可见巴希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忌惮。
苏丹在独立之前，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统治了100多年。出于宗教和传统观念的原因，苏丹人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顽强抵抗。曾经参与镇压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人戈登，离开中国后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苏丹总督，但在总督府也就是现在的苏丹总统府内，被苏丹“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至今在总统府内还挂着一块“戈登被杀处”的牌子。
苏丹历史上著名的“马赫迪运动”，就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运动，被写入我国中学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在这100多年的武装反抗中，许许多多苏丹人遭到英国殖民者杀害。
苏丹人深受部落传统文化中“血亲复仇”思想的影响。按照这种思想，如果自己的亲人被杀害，那么家族和部落中所有成年男子都有义务为其复仇，直到杀死对方家族和部落中的一名成员。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至今仍有一些苏丹人认为自己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继承人美国之间，有着血海深仇，并以杀死英国人和美国人为荣。也正因如此，西方人在苏丹普遍没有安全感。
笔者在苏丹工作期间，就有美国外交官在喀土穆大街上莫名其妙遭到杀害。4名凶手被抓住后，又莫名其妙“越狱”了。
相比之下，与苏丹没有历史瓜葛的中国人在苏丹受到普遍欢迎和尊重。
上述三股势力，是任何苏丹当权者都无法搬走的绊脚石。如果处理不好与这三股势力的关系，任何当权者都不能保证自己能够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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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区国家和世界大国压制
苏丹在1956年之前，曾经是埃及的一部分。
1956年独立之后，苏丹一直被埃及视为自己的战略纵深，其原因就在于埃及向来重视尼罗河的水源安全。因为位于尼罗河下游的埃及，缺雨少水，贯穿其境内的尼罗河，是埃及唯一的可靠水源，独立初期的苏丹，则完全处于上游。
现代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全球气候的变化进行考证，认为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法老王国之所以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全球气候变得干燥、降雨减少、尼罗河水位下降，导致埃及遭受持续数年的严重饥荒。
埃及的良田全部位于狭窄的尼罗河河谷地带，如果尼罗河水量减少或者断流，将给埃及带来致命影响。所以，埃及对位于尼罗河上游的苏丹非常重视，绝不允许苏丹出现一个敌视埃及的领导人。加上两国之间实力相差悬殊，苏丹的历代当权者，都需要谨慎处理与埃及的关系。但是，埃苏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也给苏丹带来一些问题。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缺少一个一言九鼎的地区强国，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希望自己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雄心最大的包括埃及、沙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为了争夺地区和国际地位，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矛盾重重。
在埃及的对手看来，苏丹就是埃及的软肋，因为如果苏丹政局不稳定，埃及就会恐慌，就会在地区大国的争夺战中分心，甚至会妥协退让。所以，苏丹政局是否稳定，往往与埃及政局和地区局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的因素。众所周知，埃及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在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之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曾经发生了三次中东战争，埃及在这三次战争中都是阿拉伯方面的主力军。所以，中东有一句名言，“没有埃及就没有战争”。
埃及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美国对埃及一直不放心，每年给埃及提供巨额援助，使得埃及成为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获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这么做，一个重要目的是收买埃及，让埃及不会贸然对以色列动手。另一方面，美国也会时不时利用苏丹问题挑起埃及的敏感神经，让埃及不得不顺从听话。
所以，虽然苏丹资源匮乏、贫穷落后，但因为其地理位置，就成为外部势力不断插手、干预的目标。而苏丹自身由于实力不济，无法抗拒外部势力的各种干涉。
由此也可以理解，本次苏丹爆发冲突之后，无论是非盟还是联合国秘书长都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干预苏丹内政，并警告苏丹乱局可能产生外溢效应，都是言有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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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的出路在哪儿
对于苏丹来说，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冲突、恢复稳定。
但要结束乱局，恐怕很难一蹴而就。其原因在于，当下的冲突，表面上看是苏丹武装力量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火并，实际上却代表了军方内部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为代表的开明派和以“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为代表的传统部落势力之间的较量，同时也是亲埃及派与反埃及派之间的对决。作为布尔汉来说，除了要解决达加洛所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所带来的麻烦，还要提防军方内部其他将领“坐收渔翁之利”，因为既然布尔汉能够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军队其他将领当然也可能如法炮制。所以布尔汉并不敢倾全力打击“快速支援部队”，还必须保留一部分力量来防备其他人蠢蠢欲动。
此外，军方内部还有人袖手旁观，不情愿听从布尔汉的调遣，所以布尔汉实际能够派上用场的军队相当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布尔汉所领导的正规军虽然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占据优势，却不能很快战胜“快速支援部队”的原因。因此，当地舆论普遍对苏丹局势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观，认为这场冲突恐怕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如果从更深层次审视这场冲突，或许还可以把这场冲突归结为2019年巴希尔政权被推翻后带来的连锁反应。巴希尔之所以能够当政30年、成为苏丹1956年独立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其原因就在于他相当成功地制衡了各种势力，甚至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服务，并且不惜为此遭受西方国家制裁、被扣上“种族灭绝”和“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犯”帽子。而巴希尔最后被赶下台，也同他的这些做法有关。
但是，巴希尔下台之后，包括布尔汉在内，还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制衡和摆平各方势力。当下这场冲突的爆发，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从更深处的历史来看，自从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一直深陷“由乱到治、由治到乱”的怪圈，循环往复。
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这两个时期，苏丹分别处于两个军事强人尼迈里和巴希尔的统治之下，经历了相对稳定的两个时期。这两个军事强人都是通过政变上台，并对国家实施强权统治，最终也都被政变赶下台。
历史不能复制，但历史可以借鉴。在苏丹这样一个被撕裂的国家，或许只有在强有力领导人的统治之下，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总之，不管是什么国家，都要坚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否则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