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最高法院外抗议。图/新华社
据美国《新闻周刊》7月3日报道，俄亥俄州一名因遭强奸怀孕的10岁女孩要求流产遭拒，因此不得不长途跋涉至印第安纳州接受手术，引发美国社会震动。
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乔什·斯坦，在推特上发文痛斥，称“堕胎禁令‘疯狂’，她只有10岁！”还有许多网友表示，这样的新闻“可怕到震惊”，“一个逼迫受害者生孩子的社会真令人恶心”。
总统选举结果能决定堕胎权延续与否
事情发生的背景，不得不提上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裁决。最高法院认定，联邦宪法没有涉及保护堕胎权益的内容，有关堕胎的法律和规定应由美国各州，而不是联邦宪法来决定。
对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宗教团体、国际机构和人权团体等，纷纷发出批评声音，认为该项裁决剥夺了美国女性的自由和选择权，属于社会倒退。
从法律角度看，美国各州对堕胎的限制各不相同。堕胎是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中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自1976年共和党普遍寻求，根据孕妇的怀孕阶段限制其堕胎，甚至将堕胎定为犯罪；民主党则普遍认为，有必要捍卫堕胎权，并让国民更容易避孕。
1992年在“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一案中，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表决结果，拒绝推翻保护女性堕胎的权利。这一案例清楚表明，总统选举的结果，能够决定任命什么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人担任大法官，也就能够决定堕胎的权利是否将继续受到保护。
加剧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冲突
在现有美国政治过程中，总统拜登无权干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裁决。而推翻“罗诉韦德案”这一裁决，对民主党长期坚持的执政哲学构成挑战。
尽管对堕胎权问题的完整理解，还需要从法学角度缜密展开，但如果认为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则未免过于狭隘。事实是，堕胎权的重置会造成长期而复杂的后果。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宪法权威受到打击，其裁决涉嫌侵犯人权。推翻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一份声明中称，获得安全、合法和有效的堕胎权深深植根于国际人权法中，但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剥夺了美国数百万女性的自主权，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女性，导致她们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堕胎立法方面放宽限制是国际趋势，遗憾的是美国正偏离这一进步趋势。
这种明显违背美国宪法的裁决，削弱了宪法权威精神。如果执行裁决，则不可避免要面对“保障人权”这一刚性原则的挑战。
与此同时，这项裁决将进一步激化州与联邦的矛盾。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拥有美国宪法赋予的高度自治权。在司法层面，联邦最高法院投票通过的法案具有权威性。但是，这一法案显然会面临巨大的执行阻力，可能部分共和党主政的红州会支持这一法案，但众多民主党主政的蓝州民众则会对最高法院产生信任危机。
相应地，各州法院可能会提请对联邦法院实施“违宪审查”，以制衡联邦法院的裁决。由于不同州在执行最高法院裁决上的立场不一，这会引发受孕女子不得不跨州进行堕胎，由此引发的关于人权、伦理和政府责任的冲突和争议，也会加剧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冲突。
司法机构沦为党派博弈的工具
按照美国政治惯例，总统很少从反对党中提名联邦法官候选人。上一任总统特朗普在执政末期直接参与到法院的人事布局中，这一裁决的出台尽管在预料之中，但由于突破了遵循先例的原则，依旧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在随后的较量中，总统、国会司法委员会、副检察长、州议会、利益集团、共和党拥趸等势力，会进入新一轮的复杂博弈。在11月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之际，这一裁决可能引爆新的政治极化。
美国所谓的“宪政民主下的司法权”，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仅从党派以及选举利益出发，将美国民众视为“圭臬”的人权放倒，但对相应的后果却置之不理。这正是美国政治泡沫的基本逻辑，即政策在放任危机与契合政治需要的监管中不断地循环往复，这本质上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挫败。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裁决引发全美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了激烈对峙，至少20人在纽约市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中被拘留，蒙彼利埃的州议会大厦被抗议者闯入破坏。由于在生育问题上长期存在认知差异，美国不同族群和信仰群体间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美国复杂的党派竞争中，所谓中立的司法机构，并非如美国宣传的那样“完美”，现实中或沦为政党政治竞争和党派博弈的工具。
美国选举周期短而频繁，出于选举利益，美国政客一手制造危机和社会分裂，利用美国政治制度“漏洞”设置“楔子”，公然违背美国宪法精神的裁决带来的是美国政治内卷、党派危机和社会危机。
撰稿/王英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