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事情上放出狠话“只要塔伊普·埃尔多安还是土耳其共和国国家元首，我们肯定不能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加入北约说‘行’。”
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原因包括这两个国家支持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及其分支，以及支持被土方认定曾发动未遂政变的“居伦运动”（宗教人士费特胡拉·居伦被认定与土耳其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有关）。
5月18日，芬兰和瑞典驻北约大使向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标志着芬兰瑞典正式申请加入北约。那时埃尔多安就曾表示，除非满足土方要求，否则将坚定反对芬兰瑞典的加入。
根据土耳其《沙巴》杂志（Sabah）的报道，土耳其对芬兰、瑞典提出了10点要求：（1）明确库尔德工人党（PKK）及其有关组织是恐怖组织的立场；（2）必须停止与PKK及其附属组织的官方接触；（3）停止向叙利亚“恐怖组织”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YPG）提供资金支持；（4）避免在伊拉克与叙利亚与PKK领导人进行接触；（5）停止正在通缉的“居伦运动”逃犯等在芬兰、瑞典进行的虚假宣传与游说；（6）加快引渡被通缉的PKK、YPG以及库尔德社群联盟（KCK）的成员至土耳其；（7）正确地寻求本国安全保障，所有危及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活动必须停止；（8）与土耳其共同建立打击恐怖组织的机制；（9）切断恐怖组织集资的银行账户和资金流；（10）防止反对土耳其的所谓“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或筹款。（参见凤凰大参考：《独家解密：土耳其为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开出10大条件！》）
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土耳其与芬兰、瑞典（事实上是整个美欧）在库尔德问题、“居仑运动”两大问题上的分歧。另外，根据其他方面报道，土耳其还把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与土耳其和美欧之间更具战略性的问题挂钩，如土耳其要求美欧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将土耳其重新纳入F-35先进飞机计划等等。土耳其还要求购买几十架美国F-16战斗机，并为其现有战机购买升级套件。土耳其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的反应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这当然有彼此在库尔德问题、居仑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土耳其与美欧之间战略分歧，也是土耳其近年内政外交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土耳其与西方深层次矛盾加剧的体现。既强调和彰显独特的身份与利益，又无法游离于西方体系之外，并时刻根据国际体系和地区形势、热点问题变化凸显自身的存在感、话语权，是土耳其在整个俄乌冲突及相关问题上行为表现的根源所在。
土耳其与北约的曲折“姻缘”
北约成立于1949年，其12个创始成员国为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丹麦、冰岛、挪威、卢森堡。到1991年冷战结束，北约共有16个成员国，4个新增的国家为德国、希腊、西班牙、土耳其。这些国家中，1952年加入北约的土耳其显然十分特殊，土耳其成为北约国家中唯一的非西方伊斯兰国家。众所周知，北约作为北大西洋两岸国家建立的安全组织，创始成员主要是北美和西欧国家。冷战开始后，美国便提出对土耳其和希腊进行援助的杜鲁门主义，以防范土、希发生革命而投入社会主义阵营怀抱。但在北约酝酿筹备过程中，尽管土耳其一直以苏联威胁黑海海峡为由要求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并多次向美国提出加入北约的安全诉求，但美国在介入中东安全事务特别是土耳其、伊朗问题上异常谨慎，并表示以其他形式如双边声明和其他安全条约的形式保障土耳其安全。美国外交、安全等部门内部对是否吸收土耳其加入北约的问题也存在尖锐分歧。因此，尽管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特别是军事同盟体系的要求异常激烈，但美国最终未同意土耳其以创始国加入北约的请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一面异常积极地参加美国组建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一面再度强烈提出加入北约。伴随冷战的扩大，美国也认识到土耳其在苏联南翼抵御苏联扩张的重要地位，以及土耳其对于地中海整体安全的重要性，美国才决定吸收土耳其加入北约。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西方抵抗苏联的前沿阵地，美国在土建立了多处军事基地。此后土耳其成为美国在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
土耳其在北约的尴尬处境在冷战时期便有突出体现，其核心矛盾是美国既希望土耳其在对抗苏联过程中发挥屏障作用，又压制土耳其实现自身利益的诉求。例如，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要求土耳其撤除了在其领土上布置的朱庇特弹道导弹（PGM-19 Jupiter），以换取苏联放弃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计划，但这是美苏事先抛开土耳其进行的私下交易，使土耳其倍感屈辱，对美国的不信任感由此产生。又如，1963年塞浦路斯危机爆发后，由于担心土耳其军事介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4年6月致信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要求土耳其必须放弃军事介入塞浦路斯，否则美国将停止对土耳其的军事支持。这就是著名的“约翰逊信件”，又令土耳其深感屈辱。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导致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有所下降，但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并未发生改变。冷战结束初期，土耳其仍把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置于外交优先地位，并对美国在中东战略行动予以积极支持和参与。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全力支持美国的行动。“9.11事件”后，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土耳其也对美国的“反恐战争”予以配合，并作为北约成员国在阿富汗战争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十年来，伴随土耳其内政外交发生巨大变化，以及北约自身的变化，土耳其与西方围绕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热点问题、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等问题均产生了深刻分歧，并对土耳其与北约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背后：土耳其与西方的深刻分歧
目前，土耳其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的表态并非执意反对它们加入北约，其背后是土耳其与西方深刻矛盾分歧的反映，或者说是土耳其力图通过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实现其自身利益。同时也是土耳其特别是埃尔多安对美欧强烈不满情绪的宣泄，因为近二十年来土耳其在加入欧盟及国内政治问题上不断受到西方的挤压。这也恰如半岛电视台的评价所言：“土耳其对北约扩张所持的保留意见，从更广泛层面反映了安卡拉对其大多数西方盟国的失望。”
第一，土耳其威权政治的加强导致西方国家与土耳其在价值观念领域的分歧不断加剧。
近20年来，特别是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土耳其通过实行总统制、削弱军方权力，不断强化以总统为核心的威权统治。在美国和欧洲看来，土耳其已经背离了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已不再是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灯塔”，这是美土矛盾加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根源。目前土耳其与美国围绕“居伦运动”领导人的斗争（土耳其要求引渡定居美国的居伦遭美多次拒绝）、美国和西方多次要求土耳其释放其监押的政治犯，甚至是美欧与土耳其围绕库尔德问题的分歧，都是土耳其与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矛盾的体现。
第二，土耳其与西方围绕库尔德问题的分歧，既成为双方在反恐问题上分歧的原因，同时也扩大到双方围绕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分歧。这也是此次土耳其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最直接的抓手。在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中，库尔德问题既是政治问题，更是安全问题。政治问题是指西方尤其是欧洲不断批评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特别是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和解政策在受挫后陷入停滞，引发欧洲国家不满，成为制约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重要因素。安全问题是指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的安全威胁，以及在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危机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过程中周边库尔德力量壮大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影响。
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担心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库尔德力量的支持，对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产生不利影响，这迫使土耳其多次越境进入伊、叙打击库尔德武装。此外，土耳其认为欧洲国家对流亡欧洲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打击不力，更不配合土耳其进行甄别和引渡。
总之，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土耳其从刚性的反恐政策出发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以及周边国家叙利亚、伊拉克与库尔德工人党存在联系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并希望美欧予以支持和配合。但在西方的观念中，库尔德工人党问题并非简单的恐怖主义问题，其背后与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存在密切关联，进而引发双方复杂的矛盾分歧。针对土耳其抓住库尔德工人党问题责难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欧洲，有分析评价指出，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在过去几年内出现紧张的主要原因”。
第三，土耳其不断与俄罗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对北约安全一体化构成严峻挑战。
由于土耳其与美欧的矛盾不断加剧，土耳其还大胆地通过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实现既维护自身利益，又通过俄罗斯来撬动西方的双重目的。与此同时，土耳其还利用自身地缘优势灵活游走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而当前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更是把这种政治逻辑发挥到了极致。
最令美国和北约恼火的是土耳其不顾美国严重警告购买并部署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2017年土耳其表示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企图时，美国便警告将中止土耳其参与新一代F-35战斗机项目的权利，并威胁对其进行制裁。土耳其则威胁关闭英吉利克（İncirlik）空军基地等军事基地。2020年10月，土耳其在黑海海岸测试S-400防空导弹系统，并成功追踪美式F-16战机；12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以惩罚其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这是美国首次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相关条款适用于北约盟友。
美国和北约因S-400问题向土耳其施压引起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党（MHP）领导人德维特·巴切利（Devlet Bahçeli）表示：“我们可以从任何我们想要的人那里购买武器，我们永远不必向北约证明这一点。”在最近阐述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主张中，埃尔多安要求美欧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将土耳其重新纳入F-35先进飞机计划等要求，无疑仍是土美双方围绕S-400博弈的延续。事实表明，土耳其与北约的矛盾使土耳其对北约的信任不断下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2004年至2014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北约在土耳其的支持率在接受调查的联盟国家中是最低的。近年来，土耳其与北约及其欧洲成员国之间可谓龃龉不断，甚至直接影响了北约的安全合作。例如，在北约2016年华沙峰会上，也就是土耳其2016年7月15日未遂军事政变前几天，北约曾同意2018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北约峰会。但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德国和加拿大等十多个北约成员国反对在土耳其举行峰会。在此背景下，2018年北约峰会改在布鲁塞尔举行。此举引起了土耳其强烈不满。
又如，2017年，一位北约的挪威承包商在网站上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和现任领导人埃尔多安列入“敌对领导人”加以攻击，为避免该事件对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产生冲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挪威国防部长不得不向土耳其正式道歉。尽管如此，仍引起了土耳其社会对北约的强烈反对，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要求土耳其退出北约的强烈呼声。
再如，2016年6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宣布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屠杀为种族灭绝。三周后，土耳其以拒绝德国议员访问北约驻土耳其英吉利克空军基地（该基地有260名德国士兵）的做法进行报复。此外，土耳其还拒绝德国扩大在英吉利克基地军事部署的计划。直到2016年10月，在德国政府公开宣布联邦议院的投票（指对亚美尼亚问题的投票）不具有约束力后，德国议员们才被允许访问该基地。2017年5月，土耳其再次禁止德国议员访问英基利克空军基地，导致双方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受此影响，德国不得不转而决定向约旦的空军基地部署士兵和飞机。
土耳其最终不会阻止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土耳其尽管在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措辞强硬，但主要是借此机会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表达不满，以实现或部分实现土耳其在现实利益方面的诉求，最终应不会阻止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近些年来，土耳其经常对西方有任性之举，但始终没有走到危及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地步。在土耳其表达反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立场的同时，土耳其官员解释称，这种立场并非旨在关闭两国加入北约的大门，而是旨在迫使两国回应土耳其关于限制“恐怖组织”活动的要求，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以及解除两国在2019年对土耳其实施的军事制裁。
就以往土耳其与西方交恶的情况看，双方都不会突破底线，最终会妥协，避免双方关系走向彻底破裂。例如，2021年10月，美法德等西方十国驻土耳其大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土方释放被监押的政治异见人士——土耳其商人卡瓦拉，而埃尔多安宣布西方十国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暗含对其驱逐出境的警告。但这场风波还是以双方的妥协很快得到平息。从西方来说，目前在美国不断加大与俄罗斯战略博弈的情况下，西方不会因小失大，进而削弱欧美在乌克兰问题上抗衡俄罗斯的能力。这也恰如半岛电视台评论所言：“在当前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继续这场激怒土耳其的游戏，这也是过去五年来塑造土耳其新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鉴于乌克兰战争给欧洲安全和全球稳定带来的新挑战，建立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北约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从更深层次上说，土耳其对于北约和西方仍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土耳其联通欧洲、巴尔干、中东、高加索和中亚的战略位置，是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取代的；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更是北约必须倚重的。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安全体系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土耳其的英吉利克和科尼亚空军基地驻有来自其他北约国家的部队，在伊兹密尔驻有北约盟军陆军联合司令部（NATO Allied Land Command）的部队，在库吉克部署着美国雷达预警装置，该雷达是欧洲导弹防御运行系统的一部分。土耳其在北约的行动中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土耳其参与了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行动，为北约在科索沃执行任务做了重要贡献。土耳其也一直是北约驻阿富汗执行任务部队的主要贡献者。它还长期负责管理喀布尔国际机场，并为训练阿富汗国家警察作出了重大贡献。土耳其高级官员曾两次担任北约驻阿富汗的高级文职代表。2014年北约的作战任务结束后，土耳其是唯一一个没有减少阿富汗驻军人数的北约成员国。相反，它还扩大了其军事存在范围，并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建议和援助，直至2021年8月美国撤军阿富汗。土耳其和俄罗斯也是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土耳其仍需要美国和北约保障其安全并平衡俄罗斯的压力。尽管土俄双方在经贸、能源、安全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有密切合作，但在中东、中亚、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区事务中存在复杂的斗争和博弈。例如，近年来土俄双方在黑海一方面存在经济和安全合作，但在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土耳其又会转向自身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并迫使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总之，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的矛盾是土耳其与北约、土耳其与西方长期矛盾的反映和延续。这也恰如有关评论所言：“芬兰和瑞典向土耳其承诺限制对安卡拉构成威胁的组织的活动并非难事，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将这个问题与土耳其和西方之间关系联系在一起，会使土耳其对北约扩张的反对，成为一个不仅仅会阻碍两国加入北约的问题，而且还可能导致安卡拉与其西方伙伴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动荡……如果西方不回应土耳其的安全需求，那么土耳其对重塑它与西方之间的伙伴关系的热情也会削弱。”
尽管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仍会维持既合作又斗争的总体格局，但就演进趋势看，土耳其与西方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政治和安全关系等领域的分歧和裂痕将不断加剧，并重塑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已完成五轮东扩。但是，伴随北约东扩和全球及欧亚地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北约凝聚力下降、各成员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高涨、美国领导能力严重不足，都使北约东扩越来越背离北约本身的安全定位，陷入越扩张越不安全的悖论，北约内部的“土耳其现象”将层出不穷，并最终使北约走向末路。这或许也是俄乌冲突的对世界的最大警示。“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