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权意见草案遭泄,“向右转”的最高法院遇合法性危机?

日期:05-08
保守派法官特朗普

1973年1月22日,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诉韦德案”最终裁决正式公布前,《时代》杂志提前两小时披露了美国最高法院对该案裁决的部分细节。

近50年后,一份长达98页、提议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意见草案于今年5月2日再遭泄露。但这一次,此份旨在颠覆美国人已拥有近半世纪的堕胎权利的法案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这份意见草案是如何流出的,至今尚未知晓。要知道,以高度保密性著称的最高法院,素来禁止在法庭上安装摄像头,也不欢迎记者采访。因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称此次泄露事件是对“法院保密要求的背叛”。目前,他已经要求最高法院内部启动调查。

如今,除了最高法院审议过程中的保密性遭到挑战,关于其裁决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讨论,也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罗伯茨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也表达了他的隐忧,即希望“一个坏苹果”不会改变民众对最高法院的看法。

然而,不少分析人士却对最高法院的前景感到悲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乔纳森·特利评论称,这起泄密事件或许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严重的安全漏洞事件”,将给最高法院及其文化造成持久的损害。

打破平衡

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决,逐渐成为规定女性堕胎权的最权威依据。

为何最高法院会在当前陷入维护堕胎权的困境?《华盛顿邮报》与《经济学人》刊文分析称,最高法院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并非美国民众在堕胎问题上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是前总统特朗普在其执政期间提名的3名保守派大法官,打破了最高法院此前长期的平衡状态,进而影响了对“罗诉韦德案”的裁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法官们在不同议题上相对“摇摆”的立场,使得最高法院得以回归法律本身,远离政治势力的影响。然而,2016年特朗普执政以来,政治极化加剧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竞争,共和党人在大法官任命议题上积极推进,使得保守派法官占据多数席位,这推动了最高法院的判决“向右转”。

当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于2016年2月去世时,时任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的麦康奈尔拒绝为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梅里克·加兰安排听证会,直到2016年大选结束。麦康奈尔给出的理由是,在选举年不应该任命任何法官。

不过,麦康奈尔之心,路人皆知。若加兰当选大法官,他将使得最高法院自由派与保守派大法官人数比变为5比4,这显然不符合共和党的政治利益。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2017年4月,他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正式填补斯卡利亚空出的席位,保守派重夺主导优势。紧接着,时任温和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宣布会在2018年7月底退休后,特朗普火速提名保守派人士布雷特·卡瓦诺取代肯尼迪的位置。同年10月,卡瓦诺挺过性侵疑云,宣誓就任大法官。美媒Vox对此评论称,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激烈、最两极分化的听证会之一。

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于2020年9月去世后,特朗普赶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前,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填补这一空位。此举明显有违此前麦康奈尔以大选之名封锁大法官席位的做法,却极大了扩充了保守派法官在最高法院的人数优势。眼下,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有6名是坚定的保守派,且均由共和党籍总统任命,仅3位是由民主党籍总统任命的自由派法官。

Vox分析称,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或是唯一关心裁决超过政治声誉的保守派人士。但即便他支持自由派大法官的意见,或也无法左右保守派大法官的判决。也就是说,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构成的平衡被打破后,试图颠覆堕胎权的意见草案很可能只是矛盾外化的后果。

信任危机

最高法院的这份意见草案遭泄露后,不少美国民众开始质疑大法官的裁决是否依据法律而非其政治信仰。

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对意见草案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表示担忧。《纽约时报》报道称,参议院中为数不多的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人、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表示,“这(泄露的意见草案)动摇了对最高法院的信心。”

理论上而言,最高法院的合法性来源于对法律的遵守,而不应该是大法官本人的意识形态。

不过,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构成“向右转”的过程中,法院本身或被认为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进而陷入合法性危机。

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此前预测,推翻”罗诉韦德案”将使最高法院声名狼藉。“倘若民众认为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读只是一种政治行为。受到这种印象的恶劣影响,最高法院未来将如何立足?”

实际上,在有关堕胎权的意见草案泄露之前,民众对最高法院已逐渐失去信心。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年初进行的调查发现,54%的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持好感,而去年这一比例为65%。

此外,84%的受访者表示,大法官应该将他们的政治观点排除在司法裁决之外,但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最高法院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皮尤研究中心还发现,在过去的三年里,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达到了近40年来最低值。

值得注意的是,堕胎权并不是最高法院讨论的唯一有争议性的话题。预计他们还将对枪支权利、联邦政府监管权力、平权法案等挑动民众神经的关键议题进行讨论。《经济学人》分析称,倘若美国的法律在这些领域都“向右转”,美国社会、两党将掀起新一波争议的浪潮,最高法院的权威或将进一步遭到削弱。

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最高法院应是政治分歧的最终仲裁者。当它失去合法性时,或为此后的宪法危机埋下伏笔。

责任编辑:祝加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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