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尽管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有惊无险地击败了勒庞，但法国传统政党版图在2022年大选中经历的重组，程度之剧烈依旧出人意料。传统的“左”“右”对立正在让位于城乡分化的新格局，而马克龙政治改革的未竞部分，乃至新的中间派政治联盟缺乏内在组织基础的隐疾，都为下一个5年法国政局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主笔|刘怡
“难不成他们打算让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来当家？”
2022年4月第一周，距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只剩下不到10天，志在谋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埃玛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巡回拜票活动正在距离比利时边境不到20分钟车程的小镇埃尔普河畔的阿韦讷（Avesnes-sur-Helpe）举行。仪式开始前，一小队高举标语、抗议延迟退休和物价上涨的本地民众出现在市政厅前，高呼反对执政联盟的口号。红砖楼内，150多名由当地官员、“共和国前进”党（LREM）忠实支持者以及选民代表组成的“挺马”阵营成员则在为总统的演说鼓掌欢呼，称赞他在新冠“大流行”的冲击下确保了亮眼的经济数字。当马克龙一行在《马赛曲》的音乐声中离开时，抗议的队伍仍未散去。一位政府官员不禁向在场的政治分析师、专栏作家莱昂内尔·洛朗（Lionel Laurent）表达了困惑：“他们觉得勒庞就会有办法了？”
2017年4月15日，玛丽娜·勒庞在佩皮尼昂参加一场竞选集会时发表讲话
马克龙和他的支持者都很清楚：无论开票结果如何，这都将是20年来法国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场大选。要么是马克龙成为21世纪第二位成功连任的法国总统——上一位还是2002年时的希拉克——要么是勒庞成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位极右翼政党背景的国家元首以及第一位女总统。言行出位的电视新闻评论员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以及前高等教育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在场外吸引到了更多媒体的关注，但对内行观察家来说，他们了无新意的竞选纲领显然还不够有说服力：按照3月初的民调结果，马克龙再度当选几乎只是时间问题。2007年以来最低的失业率、相比德国成效更佳的新冠疫情控制以及慷慨的预算支出承诺都是他的加分项，而勒庞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长期称赞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已经变成了“负资产”。
有鉴于此，马克龙甚至没有参加约定俗成的选前电视辩论环节。除去一场大型集会以及几站规模不大的巡回拜票活动外，“共和国前进”党并不曾全力开动其宣传机器，似乎对最终的胜利早已成竹在胸，缺乏更多热情。
然而待到4月10日首轮投票当天，戏剧性的结果还是出乎了许多分析师的预料。在选民实际投票率达到73.69%的情况下，马克龙未能与勒庞拉开显著差距，仅仅以27.85%的得票率稍微领先于后者的23.15%。更令人震惊的则是选民分布“极化”倾向的出现——第三次登记参选总统的“不屈法兰西”党（LFI）创始人、以激进左翼立场著称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拿下21.95%的普选票，位列第三；五个月前才创建了自己的极右翼党派“收复失地”（Reconquête）的泽穆尔则以7.07%的得票率位列第四。
换言之，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选举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三位“过激派”候选人（勒庞、梅朗雄、泽穆尔）得票率之和超过50%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两大传统中间派政党的进一步衰落：代表国民议会第一大在野党，也是历史积淀最深厚的中右翼政党共和党（LR）出战的佩克雷斯仅仅得到4.78%的普选票，而中左翼第一大党社会党（PS）的候选人、现任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的得票率更是低到了1.74%，排在12位候选人中的第10名。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4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马尔斯广场（Champ de Mars）发表胜利演讲。马克龙以58.2%的得票率击败对手勒庞，成功连任法国总统。（图|视觉中国）
和5年前一样，马克龙与勒庞将作为直接角斗者进入4月24日的第二轮投票。但与2017年摧枯拉朽式的胜利（那一次马克龙得到了66.1%的普选票）相比，这一回，双方的差距变得远没有那么悬殊。泽穆尔已经公开呼吁其支持者投票给勒庞，后者则有针对性地放弃了其最受争议的“法国脱欧”（Frexit）主张，并承诺当选后将继续维持目前的60周岁退休年龄，以吸引梅朗雄的支持者中不够坚定的那部分。而马克龙需要同时面对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以及通胀形势给选民造成的不安全感——对频频大谈“消费者购买力”的勒庞来说，通胀带来的怀疑气氛无疑属于利好消息。在2017年，马克龙仅仅需要指出“极右翼当选的危险”就足以团结整个中间派和中右翼阵营；但在2022年的今天，本身日趋极化的选民需要他给出更多问题的答案。4月24日的第二轮投票不仅将影响法国未来5年的前途；在欧洲主义摇摇欲坠的背景下，它还将决定欧洲联盟的未来。
“特朗普化”的马克龙
2017年5月，当39岁的马克龙挟“拿破仑之后最年轻的法国国家元首”的声势入主爱丽舍宫时，第五共和国正深陷于经济增长停滞、公共债务高企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法国的失业率长期徘徊在9%以上的高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时的68.8%一路飙升到了2016年时的98%，年均GDP增长率则缩水至不足1%。更有甚者，层出不穷的贪腐丑闻使得两大传统中间派政党的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即宣告出局，并让“国民阵线”（FN）领导人马琳·勒庞一时出尽了风头。
面对低效、臃肿的经济沉疴，马克龙出版了一本题为《革命》（◆Révolution）的畅销书来宣传自己的施政理念。在“节流”方面，他承诺会砍掉60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裁撤12万个冗余的政府工作岗位，并将50万个领取政府补贴的临时性地方工作岗位裁减60%。在“开源”方面，他承诺将在第一个5年任期内推出总额500亿欧元的公共投资计划，专门投入到高新科技和能源领域，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在贫困社区创造就业机会。他还宣称，自己要彻底整合法国此前存在的42套条款不尽相同的养老金计划，并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减税、向金融业征收30%资本收益税的方式调节收入差距，似乎兼容了“左”“右”两派的理念。
5年过后，马克龙交出的“成绩单”给法国公众留下的印象并不统一。一方面，法国的失业率数据从2017年起几乎一直处在下降状态，到2021年底稳定在了7.5%的水平，尽管略高于欧元区平均线（7.1%），但受新冠肺炎“大流行”冲击的影响不算显著。在家庭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方面，马克龙政府交出的成绩是0.9%，9倍于其前任奥朗德。即使是在2022年响彻全球的“通胀警报”方面，法国的纸面表现也好过一众邻国。根据欧盟统计局2022年3月底公布的数据，在马克龙政府采取强势介入姿态以后，法国的年化通胀率有望被压制在较低的5.1%水平，低于欧元区平均的7.5%，更显著优于欧盟的另一驾“马车”德国（7.6%）。无怪乎著名历史学家让·加里格一度把马克龙称为“天选之人”（HommeProvidentiel）——和萨科齐以及奥朗德相比，反差太显著了。
2017年，马克龙赢得总统大选
但在另一方面，马克龙从未兑现他的另一半当选承诺。法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从5年前的98.3%进一步上升到了113.5%，是欧元区最糟糕的范例，它的社会公共开支占据财政预算的份额也是发达国家中最惊人的。马克龙的辩护者将这些负面状况归咎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为了阻止萧条出现，法国政府出台了总额1000亿欧元的刺激方案，从而部分增加了短期开支。然而，并不是所有负面变化都和“大流行”有关：与2017年时相比，法国的公务员数量又增加了17万人，政府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新通过的劳动法改革条款使企业招聘和解雇员工都变得更加容易，公司税率则被一次性下调到了25%，显然更有利于富裕阶层。马克龙还公开表示，不应当将个人财富超过130万欧元的最富裕群体的游艇、豪车等资产纳入征税范围，“那样会吓跑投资”。无怪乎前总统奥朗德公开批评说：“马克龙是一位‘富人的总统’，是打着左翼旗号的隐藏右翼政客。”
某种程度上，马克龙真正践行的“药方”是特朗普式的——通过大规模减税来降低企业主和中产以上群体的负担，让其有余力雇用更多蓝领工人，同时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使失业率被人为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但从长期来看，这类改革措施始终是更有利于富裕阶层而非低收入群体的，因此收获了两极分化式的社会反响。里尔大学公法学教授让-菲利普·德罗谢尔（Jean-Philippe Derosier）担忧地指出：“如果不是‘大流行’的到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目标，马克龙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法国造成前所未见的紧张和冲突。”
从2018年11月持续到2020年秋天的“黄背心”抗议运动（Yellow Vests Protests），便是法国中低收入群体不甘沦为“特朗普式改革”成本承担者的写照。针对马克龙政府以“采用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前期投资”为理由，单方面增收柴油和汽油附加税的决定，先后有超过300万法国人走上街头，以抗议游行、阻断交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造成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规模最大的一波社会运动。而对物价上涨的不满，随后又扩大到对新的养老金改革方案的抵制，并在2019年底引发了长达近3个月之久的全国性罢工，参与者超过80万人（法国内政部数据）。法国国家铁路网和巴黎公共交通系统因此一度陷入长时间的“停摆”状态。
当地时间2020年9月12日，法国巴黎，“黄马甲”示威游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卷土重来。警方逮捕约300人。
莱昂内尔·洛朗告诉本刊：“作为一名本质上代表了亲欧盟的城市白领群体利益的政治家，马克龙具有‘破坏者’和‘保护者’的双重身份。作为改革家，他深知法国不可能长期将过多的社会资源配置在退休人群身上，实行积分制养老金改革，并推动更多过早退休者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乃是‘必要的邪恶’。但面对一个年龄中位数已经上升到42周岁，并且退休群体长期充当着稳健派政党主要票仓的法国社会，他又时不时需要开出一些额外的预算单子作为安抚措施，因此导致赤字缺口不减反增。”这种复杂的张力，又被法国特殊的产业格局进一步放大——不同于中小企业更为活跃的德国，法国在公共服务、能源、高科技、重工业等领域长期奉行“国有优先”的路线，大国企在社会资源分配中也一向受到优待。马克龙既希望依靠政府对国有大企业的价格干预缓解社会矛盾，又把大国企视为第一批改革对象（在养老金改革风波中反应最为激烈的巴黎公交系统员工，恰恰是此前待遇最为优厚的一个群体），自然易于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这一点在过去5年中已经暴露无余。
而改革家与“保护者”之间的身份张力，同样反映在了法国的欧洲政策上。莱昂内尔·洛朗形象地比喻道：“如同称帝之后的拿破仑通过发还流亡贵族的财产来吸引他们从海外回归，马克龙领导下的法国慷慨地接纳了英国‘脱欧’之后从海峡对岸流出的资本。通过重启法德‘引擎’，他还成功地推动默克尔在退休之前通过了总额1.8万亿欧元的新冠救市计划，并迫使欧洲央行暂时放松对法国的财政纪律制约。”然而与此同时，成效显著的“形象工程”并未使法国商品变得更有竞争力：经合组织（OECD）2020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法国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及政府实验室在创新方面的预算投入仅相当于GDP的2.2%，不仅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线2.5%，更是被3.2%的德国甩开一大截。受成本上涨和替代选项不足等因素影响，马克龙政府已经宣布推迟在2035年之前停运14座旧式核反应堆的计划，这也是欧洲大陆最后一个核电大国进退维谷处境的缩影。
勒庞的“购买力”召唤
如果说马克龙的票仓主要分布在巴黎的写字楼、罗讷河谷的葡萄酒庄以及“蔚蓝海岸”的旅游景区之间，那么比例超过50%的“过激派”选民又在何处？对此，法国经济观察者、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威廉·霍洛宾（William Horobin）给出了他的答案：“在曾经的钢铁工业中心、矿业重镇和纺织业城市，在那些崛起于战后重建时期但如今转型宣告失败的模范工人社区，在传统的天主教文化带。这些地区的选民依然在经历‘忠诚分化’。”
北部前煤炭主产区朗斯（Lens）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如果仅看过去5年的经济数据，这个常住居民超过3.1万人的市镇显然应当是马克龙的铁杆追随区：和2017年时相比，朗斯的失业率已经由14%左右下降到了10.2%，当地一家大型塑料包装工厂和一家垃圾回收企业的产值也在稳步上升中。然而恰恰是在这里，勒庞从2017年的第一轮投票开始就确保了巨大优势，并一路延续至今，甚至迫使马克龙在今年2月和4月两次前往北法国老工业区访问，以向当地民众直接陈说自己的善意。经济与财政部负责工业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巴尼埃-卢纳歇尔（Agnès Pannier-Runacher）在今年2月的一次拜票活动中坦言，“朗斯的居民和美国‘锈带’老工业区的蓝领群体几乎一模一样”，“过去数十年间，他们经历了工厂关闭和反复的裁员，对全球化充满不信任”。
2017年3月26日，马琳·勒庞在法国北部利勒参加竞选集会
实际上，根据法国内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只有在过去5年中当地失业率的下降超过4%时，马克龙的支持率才能明显压倒勒庞；而在那些数据徘徊于3%和4%之间的“摇摆区”市镇，勒庞的领先优势始终很稳固。朗斯的情况就是如此：从19世纪中叶到上世纪80年代，这里一直是欧洲大陆采煤业的重镇，三条铁路线在此交汇，褐墙红顶的矿区工人宿舍更是当地一景。然而，在北部-加来海峡矿区彻底走入历史之后，朗斯已经成为法国最贫困的市镇之一，常住人口在过去15年里减少了1/7，人均收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党背景的市长席尔万·罗伯特（Sylvain Robert）承认：“像‘去矿业化’这样剧烈的经济转型，经历的过渡时间可能长达30年。在这个意义上，朗斯人直到最近才真正开始适应上世纪90年代初采煤业的彻底终结。”
在朗斯，威廉·霍洛宾注意到人们提及最频繁的一个词是“消费者购买力”（Consumer PurchasingPower）。当地最大塑料包装生产企业TT Plast的一位公关主管告诉他：“政府看到的是就业数字，但普通人关心的是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在朗斯，一个双职工家庭会需要一辆汽车、日常加油以及全日制幼儿托管服务，而这三项费用在过去5年里一直在上涨。”另一个大问题则是高龄人士的不满：“二战”结束后，朗斯矿业公司被收归国有，这意味着当地的退休矿工至少可以享受相对丰厚的养老金，但他们却成为马克龙“甩包袱”式改革的牺牲品。“在过去，当朗斯人对现状感到不满时，他们会投票给代表左翼的社会党，”霍洛宾告诉本刊，“而在今天，马琳·勒庞填补了社会党瓦解后留下的真空。对低收入群体、传统蓝领和一部分年轻人，她的吸引力增加了。”
是的，53岁的勒庞也在改变。和2017年时相比，她变得不那么“过激”，更像是一位传统的保守派政治家了。类似“法国脱欧”“退出欧元区”这样过于夸张的口号已经从“国民阵线”的竞选纲领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正是“提升消费者购买力”和“对抗通胀”。诚然，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纸面数据上看，法国的通胀控制形势要好于大部分欧元区国家，但这是以马克龙提前打出了“两张牌”作为先决条件的：早在2021年10月底，法国已经向3800万中低收入国民发放了每人100欧元的“通胀补助金”；总统还在今年第一季度批准向国有电力和天然气公司拨款250亿欧元，以确保电费和天然气价格在短期内不至于出现上涨。问题在于，燃料和交通成本的持续攀升在过去5年里已经成为既成事实，马克龙硬着头皮在竞选纲领中加入的“延迟退休年龄到65岁”的目标，更是进一步引发了高龄人士的焦虑。而著名基金经理、洛克菲勒国际公司董事长鲁吉·夏马尔（Ruchir Sharma）领衔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5年间法国最贫穷的5%人口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这都是勒庞的机会。
是的，与其说是勒庞变“正常”了，倒不如说法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整体“向右转”。人们变得不再迷信市场，而是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和保护。这使得勒庞的经济方案看上去和马克龙越来越异曲同工：她承诺会动用行政手段下调基本生活资料和燃料的销售税，并维持60周岁的退休年龄不变。而在中间派选民日渐减少的背景下，“左”与“右”的界限如今也变得不再不可逾越——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在4月初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有28%的梅朗雄支持者考虑在第二轮投票中转为拥护勒庞，“极左”与“极右”正在趋向合流。
相当讽刺的是，在2022年的今天，勒庞已经不再是法国言行最极端的主要政治人物，埃里克·泽穆尔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做到了这一切。这位依靠鼓吹“大取代”（Great Replacement）阴谋理论起家的电视业名人成功利用了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效力和动员机制，成为第一轮投票中一匹势头强劲的“黑马”。泽穆尔的崛起甚至一度造成了勒庞家族内部的分裂：马琳·勒庞的父亲、“国民阵线”创始人老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以及外甥女、前国会议员玛丽昂·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都选择公开支持泽穆尔。不过在首轮宣告出局之后，泽穆尔已经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票给勒庞，而他将在6月继续参加新一届国民议会（下议院）的选举。
“国民阵线”前主席让·玛丽·勒庞（Jean Marie Le Pen）
十字路口的法国
如果说在2017年4月，是法国民众对勒庞可能“脱欧”的恐惧以及中间派选民的步调一致挫败了“国民阵线”最终胜算，那么到了2022年的今天，类似的情境已然不复存在。一方面，勒庞对其个人形象和本党政纲十余年如一日的“去妖魔化”运作（为此不惜将其父亲开除出党）终于收获了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出于求稳考虑开始“向右转”的马克龙与其对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立场重合。洛朗注意到，当马克龙开始更多彰显自己作为“保护者”的一面时，他的方案与勒庞已经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差异：马克龙把一系列预算承诺当作争取公众的“甜点”，勒庞同样宣称自己会实施对特定人群、地区的财政“输血”，甚至手笔更大。勒庞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一贯声名在外，而马克龙为了扭转高达847亿欧元的贸易逆差（2021年数据），同样在寻求为法国的军民用飞机、核电技术以及汽车开辟具有独占色彩的优势市场。更有甚者，勒庞已经将自己的防务政策和早期的戴高乐主义联系到了一起——她宣称自己对“北约”体制的拒斥是延续了戴高乐的主张，以避免沦为美国的附庸。
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伊达尔戈市长曾经的副手让-路易·米西卡（Jean-LouisMissika）在观察过去5年法国政局的变化时，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法兰西悖论”的观点。一方面，2022年的选民尤其是第一次拥有投票权的年轻选民更不愿意被归入旧的“左”“右”阵营门户，而倾向于自我定义为“中间派”或者“超然派”。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划分恰恰和传统建制派大党的泡沫化趋势相伴随，意味着一些选民心目中的“中间派”其实等同于传统政治光谱中的极左或者极右。换言之，法国政坛正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版图重构”，旧的“左”“右”特征已经不足以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无独有偶，《巴黎快报》记者让-洛朗·卡西里（Jean-Laurent Cassely）2019年在阿尔萨斯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新的效忠归属的出现：他发现，马克龙在当地的大中城市、旅游区以及葡萄酒产区拥有极其稳定的支持者，勒庞的拥趸则集中在曾经的纺织业重镇和钾肥产区。换言之，收入水平和产业类型现在成为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真正基础，城乡之争、“蓝领”“白领”之争成为问题的实质。
一边是暗中“向右转”、试图争取保守派选民的马克龙，另一边则是立足低收入群体和区域，同时努力在中左阵营“挖墙脚”的勒庞，双方在众多社会和经济议题上完全纠缠到了一起，使第二轮投票的风向变得愈发难以预测。2月底俄乌冲突的爆发本来可能成为马克龙的机会：勒庞长期以来都不掩饰对普京的推崇，因此在舆论场中处境一度相当尴尬。然而马克龙明显高估了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话语权，在他多次与普京通电话、甚至亲自飞往莫斯科进行斡旋之后，仍未能阻止军事冲突升级，反而受到朝野各方的质疑。而勒庞却通过公开呼吁反战赢得了一部分中间派选民的好感，也使得马克龙无法再如5年前一般打出“反极右”牌。
洛朗注意到，自从2017年马克龙大胜勒庞以来，法国民众已经流露出了明显的“选举倦怠”情绪。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法国选民的有效投票率只有50%，较两年前下降了几乎一半。而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区（省）议会选举中，平均投票率更是分别只有42%和33%。尽管在2022年的第一轮投票中，选民的“出席率”超过了73%，但结果恰恰证实：被临时动员起来投票的选民绝不是现状的甘愿拥护者，反而可能造成意外。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日，法国巴黎近郊楠泰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大型竞选集会，意图加强与选民互动，进一步提振选情，为竞选连任做好准备。主办方称超过3万人参加集会。（图|视觉中国）
而44岁的马克龙在继续享有“整个欧洲的总统”这一虚名之外，似乎并未能给他一手创建的“共和国前进”党确立新的选民生态位。2017年挟新胜之利登台执政时，他曾经许诺会对政府进行改革，会提高整架国家机器的效率，并驱逐“尸位素餐的挥霍者”。然而5年过后，除去罢免了受欢迎的总理爱德华·菲利普、换上相对低调的让·卡斯泰以外，“内部革命”早已彻底停止，一些曾经雄心勃勃的新生代政治家也离开了政府。换言之，到了2027年，当马克龙本人无法再角逐第三个任期时，作为“投票机器”的执政党极有可能出现新的分化。
巴黎时间4月24日晚间，法国媒体公布的出口民调结果显示：马克龙最终以超过58%的得票率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勒庞，成功获得连任。但这也是极右翼政党第一次在总统大选中赢得40%以上的选票。对胜利者马克龙来说，紧接着的挑战便是6月份的立法选举，梅朗雄已经放言要迫使总统接受一届“左右共治”的新政府。同样处在十字路口的还有法国本身：欧盟统计局预测法国的公共债务率在接下来的5年还会进一步上升，而推迟退休年龄造成的负面社会反响也难以提前预测。如何在避免全国性动荡的前提下推进这一切，对马克龙依然构成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