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邢晓婧]“救命！救命！”“我们就如同蟑螂！”“遭到殴打！”“这样的日子无法忍受”……在这个樱花盛开的春天，一部名为《牛久》的纪录片的上映戳穿了日本隐藏于美景之下的丑陋。日本茨城县牛久市东日本入国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牛久入管”）的9名外国收容人员以真实身份在这部纪录片中发出“生死呐喊”，讲述了自己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暴力镇压，揭开了日本“和平共生”的假面。
他们在这里遭受了非人折磨
在日本，逾期或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原则上会被收容，如果被判处驱逐出境，则在被遣返之前会无限期地被收容在入国管理中心，在此期间没有可以监管的第三方机构，滋生出侵犯收容人员人权的犯罪温床。针对这一点，联合国人权机构已多次要求日本进行改善，却收效甚微。这部《牛久》展现了外国收容人员在“牛久入管”里永无止境的绝望。
一名叫丹尼斯的库尔德男子被多名“牛久入管”的工作人员压倒在地，他的双手被扭到后背铐上。丹尼斯2007年来到日本，4年后和一名日本女子结婚，日本政府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后，将其抓进“牛久入管”收容。因长期遭受非人待遇，精神状况严重受损，丹尼斯一度自杀未遂。他在《牛久》里说，原本为了活命逃到日本，没想到在“牛久入管”遭受暴行，必须服用安眠药、安定剂等精神药物。
另一名来自喀麦隆的男子因卷入本国政变，2002年逃到日本。他在影片中说，一年半以来他一直在吐血，已经到了无法进食的地步，但“牛久入管”不允许其就医。可以说，这里的收容人员“随时可能死去”。据美国《赫芬邮报》报道，收容人员的处境不容乐观，绝食抗议的现象屡见不鲜，谁都可能患病，因患上抑郁症自杀未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影片《牛久》中的场景只是真实情况的冰山一角。近年来日本收容机构里侵犯人权的行为时有发生。据日本入管收容人员相关支援团体统计，2010年，一名加纳男子在被遣返回国的机舱内，被入管职员压制致死。2019年6月，一名当时40多岁的尼日利亚籍男子因绝食抗议在长崎县大村入国管理中心死亡等等。
隐蔽拍摄受到质疑
《牛久》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本电影导演、作家森达称，“首先想对他们（指收容人员）说，你们最初的判断就错了，不应该来到这样一个国家。然后想向他们道歉，我也是默认这种制度的一名国民。”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人权法教授申惠丰则称，“这里（指‘牛久入管’）就像监狱一样，但是监狱更好一点。监狱有刑满释放的一天，这里却不知何时才能出去”。
“牛久入管”以“保护收容人员隐私”为由，禁止在会见室进行录音和拍摄，因此在征得9名收容人员同意的基础之上，《牛久》是通过“隐蔽拍摄”的手法完成，这也成为本片的争议点之一。有日本网民称，“隐蔽拍摄”属于违法行为，应该逮捕导演。但也有日本网民反驳称，应该把关注点集中在问题本身，日本收容机构里的非人待遇，本质上和美国黑人弗洛伊德遭遇的警察暴力执法死亡事件并无不同。
该片导演托马斯·阿什曾对《赫芬邮报》解释说，“这些收容人员有讲述的自由，在不被允许拍摄的情况下，‘隐蔽拍摄’是记录他们证言的唯一途径”。他同时质疑，“牛久入管”不允许录音和拍摄，到底想隐瞒什么？又在害怕什么？有日本媒体提出，《牛久》曾在全球14个国家的电影节上播出，几乎没人关注拍摄手法，只有日本避重就轻。
日本的“款待之心”到底在哪里？
在影片中揭发日本严重的人权问题时，如何看待日本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以及日本人为之自豪的“款待之心”？这部影片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日本当前的人权状况？《环球时报》记者对《牛久》有着诸多疑问，多次联系该片导演托马斯进行采访，他接连对记者表示“感谢”，称“电影发行商将回复记者问询”。
遗憾的是，电影发行商最终以“日程繁忙”为由婉拒。有日本消息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该片在日本受到舆论压力。实际上，日本的难民认定标准非常高。2020年在日本申请难民的人数为3936人，仅有47人被认定为难民，占比约为1.2%。而在2010年至2019年当中，日本的难民认定比例仅为0.4%。那么，未被认定为难民的人，是不是就没有人权？托马斯认为，所有人的人权必须得到平等保护，否则会加剧人权侵害问题，社会也将随之崩溃瓦解。这次侵犯逾期滞留者的人权，下次就可能侵犯黑人人权，然后就可能侵犯女性人权等等。如果这些都可以成为侵犯人权的理由的话，下一个受到侵犯的人早晚会是自己。
在影片《牛久》中，一名收容人员发出绝望质问：日本所谓的“款待之心”到底体现在哪里？不少日本网民表示，被这句话深深刺痛，感受到了作为日本人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