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
[环球时报记者白云怡于金翠]50年前的2月24日，伟大的中国长城热情拥抱了进行“破冰之旅”的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那个月的21日到28日，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尼克松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此行的最后一天，中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是两国政府间签署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为此后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曾是尼克松这次历史性访问的翻译，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也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等职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在纪念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之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他坦言，中美今天“再破冰”的话，美国需要迈出第一步，而那些质疑美国对华接触政策错了的人非常狭隘和短视。
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都是正确的
环球时报：尼克松将当年破冰访华之旅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在那一周里，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傅立民：我印象中那一周的天气格外晴朗，天空一片蔚蓝——那时的北京完全没有污染。我还记得有很多人讲一口好听的北京话。那次会谈中，中国准备得非常充分、非常专业，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国家的首都，北京留给我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然而，即使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早就让我印象深刻，但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达到后来所达到的成就顶峰。
环球时报：那次访问给中美两国的民众都留下良好印象。这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
傅立民：我认为，1972年美中两国在彼此接触时都认为，尽管存在分歧，但我们可以合作。所以，我们把分歧放在一边，专注于共同利益。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对两国都产生巨大和积极的影响。在我看来，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年学到一些东西：我们首先谈论的不应是竞争，而是合作。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是，我们可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搁置意识形态，并展开合作。
在《上海公报》中，美中用了很大篇幅谈论两国在战争、朝鲜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和其他议题上的分歧，这对安慰我们各自的朋友非常重要——当时，中国和朝鲜与北越（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朋友，而美国同韩国与南越（当时的越南共和国，即由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是朋友。我们必须向各自的伙伴表明，尽管美中在战略层面上合作，但我们并没有出卖伙伴的利益。美中的谈判并不是背着伙伴进行的，我们信守对朋友的承诺。
环球时报：如今美国国内有些声音认为，尼克松当年访华是一个错误，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也是一个错误。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傅立民：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接触政策的背景，也忘记这么做给我们双方带来的巨大好处。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两国关系的开放给中国带来积极发展，进而促进世界发展。他们也不肯承认，中国的崛起使其成为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一个促进繁荣的参与者，这给美国自身和世界都带来诸多好处。这些人只是因为美国全球优势地位的丧失，以及美国不再能单方面为所欲为，所以才反对（对华接触政策），这是非常狭隘和短视的。尼克松总统认为，如果美中两国没有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或中国被排除在战后秩序之外，世界就无法实现和平与繁荣。他是正确的。
1972年2月24日，进行“破冰之旅”的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登上长城。（居中者）
环球时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1971年的“乒乓外交”非常重要。如果从今年的北京冬奥会来观察两国的互动，您会得出什么结论？
傅立民：1979年圣诞节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参加了国务卿办公室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只有两个人反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理由是：首先，体育需要和政治分开；第二，我们会开创一个反噬自身的先例。果然，4年后苏联抵制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时，上述担忧确实发生了。
“再破冰”，需要美国迈出第一步
环球时报：正如您所说，奥运会理应成为一个超越政治的活动。但在这次北京冬奥会期间，美国一些政客和舆论不断炒作“外交抵制”的话题，这与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还有所不同。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对其自身实力下滑的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傅立民：总的来说，眼下是一个国际关系非常糟糕的时期，这对我们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我想我们都应该记住，外交的基础是相互尊重、换位思考。但愿有一天我们能重新做到这一点。至于美国实力是否下滑的问题，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对美国的前景抱以非常谨慎的态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依然拥有太多优势：濒临两大洋，有丰富的农业用地和多样化的人口，能生产大量的全球创新产品和拥有革新能力的机构。我认为，那些有关“美国时代已过去”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当下的美国可能会经历一些暗淡日子，但光明会再度回来。
环球时报：冷战时期，中美逐渐走近，而今天中美互相依附，却被阴影笼罩。中美要在今天“再破冰”的话，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
傅立民：坦率地说，美国需要迈出第一步。我们的政府现在强调和中国竞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合作，我们应该表达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同中国合作的愿望。即使美中不能直接合作，也应该协调我们各自的政策，以便达成实际上的并行不悖。
当然，我们会在一些领域有所竞争，而且会很激烈，在一些问题上也完全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形成对立。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情况。但我们还是应该首先强调并找到彼此合作的领域，把其他问题先放在一旁，留待日后解决。50年前，当美中开启这种关系时，我们面临着苏联扩张这一非常具体、真实的共同威胁。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些相对抽象、不那么直接的威胁，比如气候变化、全球疫情蔓延、核扩散等问题。但实际上，人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足够重视，很容易把它们当成是长期目标，进而只专注于考虑其他一些短期目标。
上世纪90年代的傅立民
我们能发觉这些共同利益吗？我们能找到合作的方法吗？我认为，正如中方所说的那样，互相尊重是一切的开始。中国文化很注重“面子”，也就是从别人的尊重中所获得的自尊，其实在美国文化中，我们也有类似的但叫法不同的东西，比如“荣誉”。因此，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弥合这些分歧。
环球时报：在“对华强硬”已成为美国政治主流的大背景下，您认为美国的决策者有能力改变以竞争为主线的对华政策路线，并找到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吗？
傅立民：很遗憾，美国的政治体系现在陷入僵局。拜登政府在放弃特朗普对华政策上的自由度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没有占明显的多数席位。所有迹象都表明，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后，拜登政府可能被进一步削弱。如果说在历史上美国曾主动向中国打开开放的大门，我不认为今天我们的政治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这样做。
所以，说实话我挺悲观的，我觉得短期内看不到两国关系的任何改善。我注意到，中国内部可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美中两国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对立情绪的激增，比如中国网民所表现出的情绪。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善。
环球时报：特朗普也许有意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您认为他会“回归”吗？如果特朗普“归来”，对中国、美国和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傅立民：我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归来”，没人能预测。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也说明美国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国家的政治秩序正处于混乱的状态。这对我们这个建国快250年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随着建国的时间久了，美国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我们的统治阶层忽视，整个体系的运作已出现问题。我认为，特朗普利用了那些对美国现状抱有普遍不满的民众。即使特朗普本人不“回归”，也会有像他一样的人准备代替他。
2022年中美关系仍充满风险
环球时报：您如何预测2022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前些年相比，我们将会迎来更艰难的一年，还是相对顺利一些的一年？
傅立民：当下，国际上正发生着许多大事：欧洲正面临一场有关其整体安全结构的危机，以北约为代表的“美国势力范围”正尝试通过乌克兰向俄罗斯边境扩张，而俄罗斯试图以武力来推动谈判。我不知道有关乌克兰危机的谈判到底是否会进行下去。我注意到，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非常谨慎，但鉴于北约有过肢解塞尔维亚、推动科索沃独立、干预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前例，中国显然不会认为北约仅仅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有了进攻意味的北约让中国担忧，尤其现在北约已开始表达对中国的敌对性看法。
对美中关系而言，两国到底如何搁置台湾问题，我们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今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影响到拜登政府究竟能否在对华政策上先迈出积极一步。所以，总的来看，我认为2022年将是充满风险的一年。美中关系或许会经历很多起伏，现在还很难说到底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环球时报：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因台湾问题而全面破裂的可能性？
傅立民：首先，我个人认为，北京和台北之间推动对话的共识已经破裂。大陆和台湾到底希望彼此间保持怎样的关系，是美国无法决定的，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决定。不过，目前两岸间没有积极的对话，这是非常危险的。台湾问题中有一个很困难的点：美国已经承诺视台湾为伙伴，不能对其置之不理——这会点燃大陆民众的愤怒，可它又事关美国的“荣誉和脸面”。因此这一点在情感上非常难处理。
其次，我们需要找到一种非军事的解决方案，无论发生什么，军事解决方案都会毁掉台湾，也会让美国和中国成为长久的死敌。而如果美国通过战争让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更是会让中国无法接受，中国会决不放弃（和美国斗争下去）。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些问题，如“我们能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吗”“台湾对中国、美国乃至日本的战略意义是什么”“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没有可能淡化”等。我确实认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关键的，且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一旦任何一方犯错，就会出现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