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奥地利陷入疫苗政治化喧嚣：有同学互指对方是“纳粹”
欧洲地区在过去一周记录了1200万例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欧洲地区自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主要是由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高传染性导致的。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2月3日表示，疫苗接种产生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欧洲的新冠疫情正在进入最后阶段。
欧洲各国政府也正尽力以各种措施提高疫苗接种率，以期待尽早结束疫情。意大利规定50岁以上居民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希腊也开始对未接种疫苗的高龄居民处以罚金。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甚至直接炮轰称，未接种疫苗的人“不负责任”，他们不再是“公民”。法国也从1月15日开始，禁止未接种疫苗的居民进入餐厅、咖啡馆、剧院或者电影院。
1月4日，我从伦敦飞回维也纳。入境时，边检人员要求我提交一份核酸检测证明，同时提交我接种三针疫苗的证明。这是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出现之后的新规定。奥地利在欧陆各国中一直属于防疫比较严格的国家。法国政府推行的这种防疫措施从2021年11月15日就已经在奥地利开始实施了。奥地利政府把这种防疫措施称为“2G政策”。只有感染新冠后康复（Genesen），或者接种两针疫苗（Geimpf）的人才能进入这些场所。奥地利媒体将这种措施称作“对未接种者的封禁（lockdown für ungeimpfte）”。每次进入这些场所，工作人员都会扫二维码，并检查身份证件。
奥地利用来扫描疫苗接种码的工具。“3G”指康复，接种两针疫苗，核酸或抗体检测证明，“2.5G”是指不接受抗体检测证明，“2G+”指需同时出示康复或接种疫苗证明的一种，加上核酸检测证明。
疫苗正成为欧洲走出疫情，回复常态的希望之一，但关于“疫苗与自由”的争论也在加深欧洲社会的分裂。我目前所居的奥地利，正是这一矛盾的一个缩影。
极右翼政党与反疫苗游行
2021年11月中旬，奥地利的两针疫苗接种率还仅有66%，在欧陆国家中排在较低位置。因此，奥地利时任总理亚历山大·沙伦贝格（Alexander Schallenberg）宣布，2022年2月将实行强制疫苗政策。今年1月20日，奥地利下议院183席中，以137票赞成、33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这也使得奥地利成为第一个强制所有成年居民接种疫苗的欧洲国家。
这项法案也激起了奥地利民众多次集会抗议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2021年12月11日，约有44000人参加了集会。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1月15日。约27000人聚集在奥地利维也纳市中心的英雄广场（Heldenplatz）。规模不等的集会游行，几乎每两周就会出现一次。有时候轨道交通也会因为游行而中断。
2022年1月15日集会抗议现场
1月20日的表决中，除了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FPÖ）外，所有政党都投下了赞成票。奥地利自由党也成为反对该项疫苗政策的主要力量之一。该党党首赫尔伯特·克里克（Herbert Kickl）多次出现在反对疫苗和防疫措施的集会上，并发表演说。克里克在1月20日的辩论中连用四次“震惊”（“Entsetzt， erschüttert， fassungslos und schockiert”）表达对疫苗政策的不满，并坚称这侵犯了奥地利人的自由。
然而，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的远不是简单的“自由还是防疫”的取舍，他们面临的是长期“非正常”状态导致的更深刻的社会问题。这里面包括但不限于物价上涨、失业、经济紧缩、中下阶层面临更严峻的社会不平等等。疫苗的政治化只是欧洲社会面临困境的表征之一。极右翼政党的宣传策略，“把新冠疫苗和自由对立起来”，也是利用了这一点。这也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公众对于政策讨论的空间，加深了欧洲社会的分裂。
疫苗政治化
我在1月25日参加了维也纳大学政治学院的一次政治理讨论会。讨论会上谈到奥地利最新的疫苗政策，两个政治系的同学瓦伦丁（Valentin）和麦克（Michael）就是否应当强制接种疫苗吵了起来。瓦伦丁认为接种疫苗是唯一有效的控制疫情手段，也是个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麦克则认为强制疫苗政策会使得那些流浪者受到很大影响。争论的激烈程度，最终以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纳粹”收场。
奥地利的强制疫苗政策实施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月初至3月15日，未接种疫苗的居民会收到通知，要求他们去接种疫苗。第二阶段是从3月15日起，奥地利政府会在全国范围内检查居民履行接种疫苗责任的情况。未接种的居民会被上报，并由奥地利卫生部决定接种第一针疫苗的最终日期。第三阶段则是从这个最终接种日期开始，未能履行接种责任的居民可能面临最高3600欧元（约合人民币25531元）的罚款。
讨论会后我和麦克聊了聊他的看法，他告诉我，他是社会工作者，日常会接触很多流浪者，还有街头艺术家。他说他认识的很多流浪者都参与了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游行，这些流浪者因为没有条件接种疫苗，不能进入公共设施获取食物、取暖。但是他向我强调说，他是一个左翼，他并不是反对新冠疫苗，但是希望政策施行能够顾及更多人面临的困境。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讨论疫苗政策的时候，人们需要强调自己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才能避免自己讲话的时候看起来像是自己的政治对手。这也是疫苗的政治化在人们日常交流中的一种体现。仿佛言论场里只有敌我两种立场，你不同意我，那你一定就是我的论敌。
邀请我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施蒂芬（Stefan）告诉我，他之前很要好的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些关于疫苗的阴谋论。语气中显得十分失望。我问他，疫苗的争论是不是真的在朋友和亲人之间造成很严重的问题。他点点头，表示肯定。
社交网络治理、个人信息保护、中下阶层可能面临的困境等，一项议题本来可以从很多面向来讨论，这些讨论也可以不同程度地推动社会发展。但是疫苗的政治化，或者说围绕各项议题引发的政治极化现象，使得这些讨论淹没在吵闹和喧嚣之中。
“日常”
1月31日，奥地利将解除“对未接种者的封禁”。现任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Karl Nehammer）称，这种政策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施行了，因为现在奥地利医院不再面临巨大的特护病房需求的压力。1月26日，奥地利也清空了高风险国家名单，但是入境仍然需要提供接种两针疫苗的证明，同时要提交接种加强针或者临行前核酸检测证明。
奥地利是第一个对全体成年居民颁布疫苗强制令的欧洲国家。在隔壁的德国也已经开始讨论最晚应该在2月或者3月施行疫苗强制令。可见的未来，疫苗强制令会成为欧洲各国政府非常可能的一个选项。围绕疫苗和疫苗强制令的争论在欧洲社会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只是没有人能否认疫苗仍然是能够使欧洲回归“常态”的少数手段之一。
维也纳，奥地利中心，我接种疫苗的疫苗点。
我在2021年11月末接种了加强针，免疫反应还挺大，不过这让我在欧洲的生活似乎一点点回归到某种疫情前的“日常”状态。欧洲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好像变得像疫情之前那样方便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印度朋友多次邀请我去她的新家做客，说是也想一起再回根特去看看，见一见在那边读书时认识的朋友。我也终于可以开始计划去布鲁塞尔的行程了。
（廉秀宇，毕业于比利时根特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现居维也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