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年超700名外国女性在韩国被性侵语言障碍、缺乏法律援助等导致恶性循环
据外媒14日报道，近年来，居住在韩国的外国女性遭遇性暴力的数量不断增加。韩国国家统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报告了747起涉及外国妇女的性侵案件。然而，这一数字“极大程度上被低估”。
▲韩国警察郑在亨指出，许多障碍使得居住在韩国的外国妇女更容易成为性侵犯罪者的目标。
韩国国家警察厅（NPA）的一位警察指出，语言障碍、移民身份、执法人员造成的“二次伤害”，以及在遭遇侵犯后缺乏法律援助和治疗帮助等问题，导致这些来自外国的受害者“感到无助和迷茫”，并不愿意站出来举报此类犯罪事件。同时，这些障碍也使得居住在韩国的外国妇女更容易成为性侵犯罪者的目标。
语言障碍致报警困难
少有组织愿提供支持
报道称，近年来，由于性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民众对加强受害者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韩国已经改善了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体系，但在该国遭受性侵犯的外国女性仍然不受重视，性侵事件的报告率极低。2020年，韩国发生了747起涉及外国妇女的性侵案件，然而提供多语服务的呼叫中心只收到了55个来自外国妇女的性侵求助电话，仅占该中心去年所接电话总数的0.5%。
▲语言障碍仍然是外国受害者向警方报告性暴力案件的巨大障碍。
来自韩国国家警察厅性别暴力部门的警察郑在亨（Jeong Jae-hyung，音译）指出，涉及外国人的案件通常由多元文化支持中心处理，受害者会在翻译人员的陪同下完成调查，然而由于合格、有经验的翻译人员不足，语言障碍仍然是外国受害者向警方报案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被强奸后，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才鼓起勇气去报案。”一位名叫珍妮弗的性侵受害者说报案过程很艰难，“我不得不反复陈述情况，翻译人员也多次纠正说法。显然，我的陈述在翻译方面有问题，他们无法理解我为自己辩护的内容，所以检察官要求我重演当时的情况。”珍妮弗被迫重现自己被连续强奸四次，而当时被指控的强奸犯也在场。
▲珍妮弗说，由于翻译人员的水平不足，报案过程非常艰难
来自南非的芙拉儿（化名）也是一名性侵受害者，在被约会仅一个月的男友强奸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从那以后，她一直在努力应对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感到非常孤独。”她很遗憾自己没有能够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一些提供援助的组织并不关注外国女性，他们没有一个会说英语的成员。或者说，他们只帮助韩国女性。”芙拉尔说，有很多外国女性在韩国遭遇到性侵犯，但她们通常不愿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害怕在这个国家失去工作和名声”。
执法人员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审判程序无法保障外国受害者的权利
郑在亨表示，在过去涉及性侵犯的案件都是由刑事事务部门处理，近年来为妇女和青少年设立了单独的调查部门。此外，为了帮助受害者可以更舒适地进行交谈，警察会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技术收集受害者的陈述，并自动将他们的证词转换为文本，这样受害者就不会因感到正在接受审问而受到二次伤害。
但是，调查部门的执法人员针对性侵案件的“性别敏感性”仍然存在不足，让许多外国受害者“感到震惊”。一位来自外国的性侵受害者帕缇丽塞亚说，她去警察局举报办公室性骚扰案件时就遭遇到来自执法人员的二次伤害，“警察们大声喊出我的个人信息”。另一位名叫琳达（化名）的妇女也透露了曾与警察之间的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有一天深夜，她沿着街道慢跑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跟踪自己。随后，一名警察走过来问了她“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当时，天气很热，琳达穿着短裤，她说：“警察上下打量着我。”
▲受害者帕缇丽塞亚说，她去警察局报案时遭遇了来自执法人员的二次伤害
另一方面，韩国的法律审判程序也使得外国女性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此前有报道称，韩国只有不到2%的强奸案进入审判程序。珍妮弗说，在政府给自己提供律师后，只在调查期间见过一次，当时她被告知，由于缺乏证据，案件已经被撤销了。首尔Ondam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指出，即使在法庭上陈述案情时没有语言障碍，外国受害者也很难在法律程序上寻求帮助。
“受害者的指控只是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但它们本身并不属于法律程序的一部分。受害者们几乎都不知道法庭的时间表或是案件调查的最新情况。”这名律师表示，“即使对韩国人来说，也很难知道哪个法院拥有案件的管辖权。如果受害者是外国人，这项任务毫无疑问更具挑战性。”她强调，当务之急是引入新的政策工具，从而在此类案件中为外国女性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
红星新闻记者范旭实习记者胡艺玲
责任编辑：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