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CIA的“中国任务中心”，要搞啥“任务”？|新京智库
“中国任务中心”在政治上的意味远远大于其实际功效。
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宣布，中情局将进行新的架构改革，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收集与中国相关的情报信息、负责对华进行所谓反情报工作的“中国任务中心”，旨在将近年来中情局各类涉华的工作整合在新的组织架构下，应对所谓“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
这个“中国任务中心”究竟为何而来？其真能如伯恩斯所说那样，全面承担对华相关的情报工作并且确保“在世界舞台上美国领导力的稳固与美国的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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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任务中心”
呼应美国国内政治诉求
实际上，在情报与国家安全方面，近年来美国国内一直有着希望强化对华工作的呼声，只不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呼声得不到华盛顿执政当局的太多回应，直到2020年特朗普执政末尾，不断升高的中美政治对峙态势才让这种讨论逐渐得到了重视。
总统拜登上台后，不断强调中国是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论调，这让对华相关工作顺理成章成为了美国情报界的不二焦点。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已经让美国情报界的工作重点转向了中国。
4月初，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文件就将“中国向全球大国的推进”列为重要章节，情报官员也在文件中认为中国是“近乎平等的竞争对手”“在多个领域对美国构成了挑战”。
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Christopher Wray）更是在4月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称，联调局几乎每十个小时就会新开展一项有关于中国的调查行动，而当时已经有超过2000项正在进行的调查与中国相关。
由此看来，美国迫切地了解中国的政治诉求，使得情报部门需要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
而要求对中国进行更多了解的压力，自然也就传递到了作为美国情报体系重要一部分的中情局这里。
中情局历来与美国的政治战略密切关联，也一直高度配合美国政府的一些关键国家安全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时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对伊朗的高度关注，以及特朗普本人在朝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助推了中情局在2017年分别设立了“伊朗任务中心”和“朝鲜任务中心”。
▲美国白宫。图/新华社
如今，对中国事务和情报的关注，则促成现在的中情局要设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任务中心来处理相关事务。
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John Brennan）表示，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国家值得美国设立任务中心专门应对，那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有着全球野心，对美国利益和国际秩序构成最大挑战”，一语道破了当前美国内部的政治诉求和设立专职机构的本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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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酝酿已久
当然，设立“中国任务中心”除了与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也与中情局这位新上任的局长有关。
伯恩斯本身并非情报界出身，而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在他过去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曾先后出任驻约旦和驻俄罗斯大使，而在美国国务院内部，也曾担任诸如常务副国务卿、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等部门要职，还曾与现任国安顾问沙利文共同参与过伊核协议的谈判工作。
从伯恩斯30多年的外交工作中可以发现两大关键词，“中东”和“俄罗斯”。
这两个领域先后是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而在相关领域工作过的他，在获得拜登提名准备出任中情局局长这一要职时，也就立即能够意识到当前拜登团队和美国对外利益的核心关切方向——中国。
早在参议院人事任命的听证会阶段，伯恩斯就开门见山表示，“更有敌对意味的中国对我们是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测试”。
上任之后，伯恩斯也没有忘记将“中国”二字作为其推进工作的重点，于是早早就开始酝酿要将更多的资源都用于强化对华情报工作。
在7月份，伯恩斯就曾对媒体表示，情报部门正在研究如何把“在冷战时期对待苏联的方法应用于目前在中国的工作上”。
他认为，在美苏冷战对抗期间，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强调在苏联“提前部署”相关问题的专家，而如今在针对中国时也应该这么做。
他声称正在研究对中国问题专家的类似部署，特别是情报分析和行动人员，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在伯恩斯上任之前，中情局内部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反情报作业当然长期存在，但只是归属于情报分析处下的东亚-太平洋部门，而并没有如同联邦政府的一些其他部门一样，有针对中国事务设置的团队。
3月正式上任的伯恩斯，就将涉华工作作为了重点，自春季开始就在研究新的团队架构调整，而到了8月份，已经有不具名的中情局官员开始向多家美国媒体透露，中情局已经在酝酿设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任务中心”。
相关的安排终于在10月初浮出水面，证实了伯恩斯上任以来一直推动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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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中国任务中心”是一种内卷
针对特定的领域设立任务中心，已经是中情局现今工作的常态。不论是特朗普时期针对伊朗和朝鲜设立的任务中心，或是因过去二十年反恐战争而长期稳定运行的反恐任务中心，以及另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反情报任务中心，都体现了美国在对外情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焦点方向。
那么，根据现今美国国内政治诉求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真的能够在美国所称的“中美竞争”中提供关键协助吗？答案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一方面，美国国内不论是情报界或是政界，确实已经意识到了当前对华的情报和分析能力有严重不足，导致美国对华判断存在一定问题，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要改变这个现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
2020年9月，众议院专门委员会出台的一份报告就认为美国情报体系并没能适应“受中国影响的，变化的地缘政治和技术环境”，也提出了要扩展中国相关的情报分析培训的建议。
然而，中情局早前在中国境内非法进行情报收集的体系，几年前就在我国的严格打击之下溃不成形，“中国任务中心”声称要招募、培训掌握汉语的分析人员，也是由于当前中情局团队极度缺乏懂得汉语和中国社会政治的人手。
这意味着，重新组建起一个不仅懂得语言，更了解中国环境的相关团队，需要长期投入相关资源和精力，而这并不是简单通过调整中情局内部架构就能实现的。
另一方面，中情局又无法由于对中国的关注，而直接从中东的反恐任务中抽身而出。
本次架构调整将涉及伊朗和朝鲜的任务中心撤销，却仍然保留了反恐任务中心，这意味着反恐仍然是中情局的重点工作任务。
▲2021年7月8日，阿富汗帕尔万省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国和北约军队已从该基地全部撤离。图/新华社
五角大楼就曾表示，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仍将针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极端组织进行一些精确打击行动，而这依然需要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关键支援。
而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出后，该地区更为复杂的安全局势，也使得其希望借由抽身离开中东，转而集中资源投入对华工作的设想难以实现。那么，中情局也就更难集中精力投入到对华的有关工作了。
如此一来，“中国任务中心”在政治上的意味远远大于其实际上的功效了。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近日表示，美中两国应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就是最严重的误解误判，而美国有些人总是沉浸式地自编自导、假戏真做，总在说自己是詹姆斯·邦德，陷入这样的内卷不能自拔。
秦刚大使指出，希望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避免误解误判和冲突、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尽快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的重要共识，能够切实得到遵守和执行。
类似设立“中国任务中心”这样的举动，看来在美国国内仍将持续出现，但美国理应更多关注自身面临的内部问题，而不是把中国立成“稻草人”。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所谓“中方的挑战”，既不合理也无用处。
文|陈定定（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信荣（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