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周年，世界各地媒体都在关注什么？｜读刊

原标题：“9·11”二十周年，世界各地媒体都在关注什么？|读刊

“21世纪开始了”。

这是托尼·朱特在2001年9月11日当天写下的话。二十年前，“9·11”事件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袭击发生后，美国开启了一系列的“反恐战争”，军事行动遍布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政治格局。戏剧性的是，二十年之后，美军正在从阿富汗撤离，留下了一地狼藉。

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我们搜集和整理了世界各地的媒体在纪念日当天对这场灾难的回顾、讲述与反思。本期读刊，我们和大家一同纵览全球媒体如何纪念“9·11”事件20周年。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反思作为21世纪无法回避命题之一的恐怖主义？世界各地又诞生了哪些新形式的威胁？恐怖袭击带来的伤害广泛而持久，时至今日，人们又在如何面对“后9·11”时代的生活？当“9·11”已经从活生生的经验成为“Z世代”眼中的历史，“纪念”又意味着什么？

二十年持续的伤痛与抚慰

当地时间9月11日，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多地共同举行“9·11”20周年纪念活动，缅怀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美国总统拜登前往了“9·11”事件的全部三个袭击点：曼哈顿双子塔、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和五角大楼，并表示“此次事件的伤痛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轻”。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并未与拜登一同出席。2001年事件发生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发表了公开讲话，哈里斯评论，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整个美国空前团结，这无时不刻不在这个分裂的当下提醒人们团结的重要性。

二十年过去之后，这个日子的来临依然会让人感受到不减的悲痛。对于经历那次空袭的普通人来说，“9·11”并不意味着一场国际政治变局的开始，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飞来横祸。今年1月，原《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波士顿大学教授米切尔·祖科夫的《坠落与重生：911的故事》出版，其中就记载了大量遭遇袭击的普通人的口述：德布拉·伯林盖姆的哥哥丧生在双子塔中，此后她成为了一名社会活动家，持续反对在距离“归零地”邻近的地方修建穆斯林文化中心。热爱喜剧表演的克里斯·扬在此次空袭中失去了他的主管，他表示再也难以找到让他人发笑的热情。凯文·纳西帕尼少校则在此次事件后无法放松持续紧绷的神经……

《坠落与重生：9·11的故事》，作者：[美]米切尔·祖科夫，版本：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21年1月。

近日，国内外的许多媒体也都刊载了大量类似的“9·11”亲历者回忆，从普通人的视角重述他们如何见证那个“恐怖的时刻”，又如何面对“9·11”之后的二十年。ABC新闻采访了21岁的帕特里夏·史密斯（Patricia Smith）——她的警官母亲在“9·11”当天丧生，对她来说，有关母亲的记忆十分模糊。二十年来，她通过搜索引擎、走访亲友等各种方式拼凑母亲的形象。“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无论二十年后我们获得了怎样的结果，都没有正义。这座 110层高的建筑的修建用了7年时间，而恐怖分子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将其摧毁。”

据美联社报道，二十年来，心理层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成为“9·11”亲历者最常见、最持久的健康威胁，超过19000名参与某项心理恢复计划的人患有类似问题。创伤也并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根据《卫报》的报道，二十年来的追踪显示，当年袭击中吸入大量的有毒粉尘让许多人依旧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一项世贸中心健康计划的设立就旨在专门解决因粉尘导致的长期健康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已经花费超过117亿美元用于专门护理与赔偿粉尘导致的病症，这些病症包括鼻窦或鼻腔慢性炎症，胃灼热、喉咙痛和慢性咳嗽等。不过，科学家们仍然无法大致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暴露在粉尘中出现健康问题。

事件20周年之际，美国特勤局近日首次对外公布的部分事件现场照片之一。

不过，纪念也并非仅仅唤起了人们心中不减的伤痛，同样也唤起了告慰逝者的温情。据《纽约时报》报道，一项新的DNA鉴定技术的推行正在不断帮助受害者家属寻找自己遇难亲人的遗骸。摩根女士的母亲是丧生于双子塔中的工作人员之一，然而二十年来，多萝西的遗体始终没有被发现，这使得摩根无法给她一个“体面的葬礼”，不过就在近日，多萝西遗骸的身份被该技术确定。据该项目主管卡尔·加耶夫斯基介绍（Carl Gajewski），由于袭击的惨烈，许多遗骸损坏严重，该技术可以通过粉碎骨头的方式来提取DNA，进而识别受害者的身份。

二十年来，对难以识别的遇难者的调查追踪始终在进行，科学家通过测试和匹配大量难以辨认的遗骸，来帮助他们“回归家庭”。据悉，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该项目曾被征用为优先服务识别新冠病毒受害者，但该项目负责人表示：“识别9·11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普通公民，是一项神圣的、不可中断的义务”。不过，家属也可以选择拒绝这份身份证明。摩根女士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即表示，自己并不确定是否还想收回母亲的遗体。“在一个完整的棺材里埋葬一个仅存的骨头碎片是一件痛苦的事。更痛苦的是，这几乎像重新打开沉重的旧伤口——你必须突然决定如何面对二十年前就遭遇悲剧丧生的亲人”。

FOX则报道了在“9·11”事件的搜救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群体：搜救犬。估计有超过300只搜救犬参与了即时的救援工作。它们大多在这个过程中受了轻伤，搜救犬Trackr还曾被《时代》杂志评为历史上最英勇的动物之一。宾夕法尼亚州兽医工作中心主任辛西娅·奥托博士近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则回忆，当年的搜救中，搜救犬面对的难题是一种“身体和情感上的负担”——持续一段时间在残垣断壁中找不到任何活着的人会让它们筋疲力竭。为此搜救人员还曾通过“模拟发现”的方式帮助它们建立信心和期望。另据FOX报道，9·11纪念馆也在9月1日开放了9·11搜救犬专题纪念展览，将持续到2022年1月。AKC的资料也显示，除了搜救犬群体，这二十年来，服务犬群体也在帮助亲历者们进行灾后生活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新华社资料图。

风险与恐慌进入政治文化

在二十周年纪念当天，被媒体反复重提的除了伤痛还有反思。塔利班的重新掌权，让各家媒体在这一天更加关注这场作为美国卷入中东局势转折点的事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卫报》的专栏评论重提“9·11”令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同时也在制造战争的过程中带来大量无辜的伤亡。《经济学人》的评论指出，“9·11”的政治遗产对美国来说是“苦涩的”，美国之后的一系列行为令自身变得敏感，同时也“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对军事干预清晰的感觉逐渐变得“虚幻而犹豫不决”。

同时，另外两本最新出版的专著 Wildl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Fury和Reign of Terror则关注到“9·11”在社会文化上延续二十年的影响。Wildland的作者、《纽约客》资深记者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认为，“9·11”的袭击是一次“对国家意识的攻击”，这次袭击使得“恐惧……进入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不信任感和风险感开始在美国社会蔓延，它们不仅指向美国外部。“当特朗普的愤怒支持者冲向国会大厦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美国人正在失去对‘共同利益’的憧憬”。

Reign of Terror的作者斯宾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则着力论述了一个与当下的政局关系密切的观点：“9·11”间接为特朗普的上台铺平了道路。在他看来，这种影响分为三个层面，首先，“9·11”激化了美国的仇外心理，“反恐战争”的热潮使得穆斯林作为敌对形象被植入了之后二十年的美国文化中，而且这种认知是以偏概全的，因为美国需要对“野蛮意识形态”发起“全面的战争”。其次，“9·11”对程序正义本身造成了伤害，布什政府使得“酷刑、未经审判的拘留、难以想象规模的监视”都拥有了合理的理由，奥巴马政府则继承了其中的许多做法。此外，更为关键的第三层原因，则是美国于“9·11”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显著失败传递了“专家无能”的信号。精英们制定战略的崩盘，其代价最终由民众承担，并被广泛地感受到。阿克曼认为，特朗普利用了这股一直潜藏于后9·11时代的反专家、反共识的野蛮冲动，即“打败野蛮需要更大的野蛮”。

对恐惧与风险认知的强化也在其他调查中得到了一定的应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当天的一篇文章显示，接受调查的64%的美国人表示“9·11”永久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此外，与“9·11”之前相比，少数群体更不愿意乘坐航班、进入摩天大楼、参加群众活动。二十年间，美国人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2002年，只有25%受访的美国人——包括 23%的民主党人和 32%的共和党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鼓励其追随者的暴力行为。今天，支持这一观点的美国人比例翻了一番。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了党派之间的分裂，其中，共和党人上升的比例更高。另一份同样出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公开调查显示，2002年9月，认为“9·11”让美国“变得更糟糕”的美国人占比为27%，而到了2021年9月，这一数据变成了46%。2003年，认为今天的美国“更不安全”的人占比为27%，而如今则有41%。

事件20周年之际，美国特勤局近日首次对外公布的部分事件现场照片之一。

相比于恐怖主义，

极端右翼主义的崛起更值得警惕

相较于过去的纪念日报道，今年各家媒体对“恐怖主义”的反思也结合了当下的政治局势。多家媒体都提及，随着极端右翼主义的崛起，相比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家门口发生的恐怖主义”已经日渐成为房间里的大象，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卫报》的一篇本月的专栏文章更是以“Close to home”（离家很近）为开头以形容这样的局面。

该文章指出，在后9·11时代的美国，极右翼恐怖活动比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更大。特朗普的疯狂拥护者冲击国会，成为这种威胁的一个缩影。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甚至表示，“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蔓延，白人至上主义者已经成为其中最主要的部分，需要对过去十年中许多致命的袭击负责”。被其称为国内恐怖主义的势力除了包括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有极端的反堕胎、反政府组织。据介绍，一份对9·11灾难以来美国国内制造的251起恐怖袭击的报告的分析显示，极右翼极端分子暴力袭击导致的伤亡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圣战分子”。

《卫报》和《泰晤士报》的另两篇文章也强调了当下人们对右翼极端主义威胁的关注远不及对传统意义上恐怖主义的关注。“长期以来，注意力和资源都压倒性地投入在阻止‘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国家安全项目主任 Hina Shamsi表示，长期以来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宣传使得人们形成了特定的观念，认为恐怖主义永远与境外的少数群体、劫机、爆炸相关，而对其他类型的同样由意识形态驱动的——例如只有特定的少数人伤亡的恐怖袭击视而不见。

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布伦南司法中心的格曼则表示，“9·11”后美国全方位地提升对穆斯林公民的监视，而且几乎不加以区别对待。相反，在2005到2009年间，FBI派遣调查恐怖主义的特工中，仅有不到三分之一被分配去调查“国内恐怖主义”，这种有选择的盲视反映了某些深层的问题。“联邦调查局需要获得‘资源’，尤其是需要大企业提供足够的数据和情报。这要求他们要在富人里扎根”。同时，格曼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内部依然存在挥之不去的种族主义问题，它依然是一个以白人男性为主的组织”。

事件20周年之际，美国特勤局近日首次对外公布的部分事件现场照片之一。

“Z世代”如何记忆“9·11”？

对于纪念日来说，二十年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时间跨度意味着在事件发生后，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在今年的纪念文章中，“Z世代”的“9·11”记忆也成为另一个媒体关注的重点。对于出生于1996年之后甚至更晚的这一代人来说，“9·11”不再是如长辈那般亲身经历过的灾难，而是从各类媒介中间接获悉的历史。

NBC组织策划了一系列Z世代“9·11”记忆的专访。一名叫Julia Heming的19岁年轻人表示，“9·11”发生时她并未出生，只能从父辈的口中道听途说当时的经历，然而父辈们常常不愿多谈。“我在高中的时候通过社团第一次深入了解了这个事件，当天我就哭了”，Heming在采访中说。同时，受访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提及，他们“很难想象一个机场、地铁安检没有那么严格，隐私不会受到严密监控的社会是什么样”，因为从他们出生起，“这就已经是全部的现实”。Heming甚至表示：“我看待隐私的方式与比我年长的人看待它的方式大不相同。我不知道‘真正的’隐私是什么感觉。”不过，文章也表示，这种有些疏离的状态也让Z世代在记忆“9·11”事件上比起长辈拥有一个相对理性的距离，能够更全面甚至“更健康”地反思这件历史事件。

纪录片《911：生命的坠落》（9/11： The Falling Man）截图。

NPR的一篇文章则认为，讨论Z世代必然不可忽视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定义Z世代的首先是他们与社交媒体、智能手机之间的关系，而这也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讨论“9·11”的方式。Z世代获得了接触多个不同信息源的机会，同样也有可能遭遇陷入观点“回声壁”的风险。而更值得担忧的是社交媒体的流行使得有关“9·11”和未来潜在恐怖袭击的“阴谋论”话语获得了传播的土壤，也使得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真实细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如何通过严肃、正式的教育传承有关“9·11”的集体记忆因此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包括斯坦福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在内的多所美国知名高校都针对此设立了专门的项目。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建立了有关9·11事件的媒体文章/学术资源的资料包。近日，斯坦福大学的四位学者也共同讨论了他们对这场恐怖袭击的教学方式是如何不断变化的。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教授在袭击发生时还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她认为对这一代大学新生来说，“9·11”可能是如同“二战”一样的历史。她的策略是让讲授的过程中有更多个体视角的、情感性的描述，希望能让年轻人进入到那个情境中。同时，赖斯还强调带领学生质疑约定俗成的许多惯例，例如极为严格的安检，这些都并非是“天然如此”，在袭击之前可能并不存在。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作者：（美）劳伦斯·赖特，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5月。

政治学者丽莎·布莱德斯（Lisa Blaydes）则认为应该用更全面、理性的视角向年轻人讲述9·11事件，包括全球和本土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努力确保学生既了解使得政治意识形态激化的个人动机，也了解这一激化置身的结构性背景”。她也特别推荐了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的著作《末日巨塔》（The Looming Tower）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她认为，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我们应该试图让他们以一种并非极端的方式看待恐怖主义，“它是世界各地人们共同的创伤，我们不是要为它们找借口，而是要试图真正弄清楚它们为何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