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富汗女足，蹚过污水沟躲过枪火逃离家乡
逃离的阿富汗女足队将以难民身份在世界某个角落继续踢球。
记者刘婧瑜
10年前，哈莉达·波帕尔在阿富汗喀布尔多次被袭击，死亡威胁也持续不断。
当时，她是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队长，最终她下定决心离开了自己的祖国；10年后，在她的帮助下，阿富汗女足队在上个星期也离开了阿富汗。
为了掩人耳目，10年前，波帕尔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的多个地下室之间辗转，度过了两个月不见光的日子；而上周，阿富汗女足队员也躲藏起来，勉强躲过了枪火，蹚过污水沟，终于逃离了阿富汗。
这些不堪且狼狈的逃离，仅仅因为她们想要踢足球。
近日，新京报记者连线阿富汗国家女足队前队长——哈莉达·波帕尔。她说，逃离的阿富汗女足队将以难民身份在世界某个角落继续踢球。她呼吁，为在阿富汗承受灾难的人发声、为所有没有声音的人发声。
阿富汗女足队员的未来
“她们将以难民身份在世界某个角落继续踢球”
当地时间8月24日，阿富汗女子足球队的成员们和其家人终于在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FIFPro）的帮助下离开了阿富汗。当天，波帕尔说，“过去这几天我们承受了极大压力，但是今天，我们取得了重要胜利。”
新京报：阿富汗女足队已成功离开了阿富汗，她们现状如何？你在此过程中具体是如何帮助她们离开阿富汗的？
哈莉达·波帕尔：她们已经离开了阿富汗，正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路上。她们现在挺好的，也很开心。她们一有网络就联系了我，告诉我她们现在怎么样，以及她们对现状有多么感激。她们感谢了我在苦难的时期给予了她们希望，也很感谢现在有了重新拥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这也让我很开心。
那时候我联系了很多机构，包括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最终，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FIFPro）的一个分支球员协会（Players’ union）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为了帮助这些女孩，我和另外几个人走到了一起，齐心协力，最后成功让86个人离开了阿富汗，里面包括阿富汗国家女足运动员和她们的家人。
新京报：去澳大利亚之后，她们未来会如何？
哈莉达·波帕尔：她们现在已经是难民了，一个难民很难为自己的国家继续踢球。塔利班永远都不会认可我们，我们也不会在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旗帜下踢球。
球员们会继续踢球，但她们将以难民的身份在世界某个角落继续踢球。无论如何，她们可以继续踢足球，继续拥有踢足球的权利最为重要。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时
“保护好自己，删除社交媒体账号，烧掉足球运动衫”
在得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波帕尔为女足运动员们感到担忧。波帕尔告诉她们，保护好自己，让自己在互联网消失，清理掉家里与足球相关的物件，同时也告诉她们一定要坚强，她会尽全力帮助她们离开阿富汗。
新京报：作为一个一直为阿富汗女性权益斗争的人，你听到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消息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哈莉达·波帕尔：我见证着我的祖国在一夜之间如此快速地溃败，这对于那些在机场尽全力离开的阿富汗年轻人、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同时，看着我的童年在我眼前重演，我也感到很害怕。因为小时候塔利班第一次掌权时，他们掠夺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在阿富汗不再被包容。2021年，看到这一切重演，看着这么多女生或将失去工作、学习和自由的权利，这是非常可悲的。
新京报：你和女足队员们长期保持联系，她们那时候心情如何？
哈莉达·波帕尔：尽管我人在丹麦，我仍然帮助她们寻找赞助商，寻找阿富汗以外的可供使用的训练营，组织其他活动。我设法在阿富汗不同的农村地区开始了草根阶层的足球运动。我担任了阿富汗国家女足球队的项目主任。
塔利班进城之后，她们非常伤心，惊慌失措。我一直尝试联系她们，试图给她们提供慰藉，给予她们精神支持。跟她们接通电话后，我首先听到的是她们让人心碎的哭声。
新京报：阿富汗女足一开始就想离开阿富汗吗？为什么？
哈莉达·波帕尔：是的，一开始她们就在尽全力寻求保护。因为我们大部分球员一直以来都在为阿富汗女性足球运动员发声，她们既是足球运动员，也是阿富汗女性的声音，一直以来在以足球的方式为阿富汗女性争取权益，这跟塔利班、跟“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新京报：在塔利班进城后，你提醒她们把社交媒体账号的内容删掉，把与足球相关的物件都烧掉，你觉得这些给她们带来的风险有多大？你还叮嘱她们做了什么？
哈莉达·波帕尔：这些女足运动员一直以来接受各种采访，发出自己的声音。但现在如果她们独自待在阿富汗，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话非常危险。所以我告诉她们要保护好自己，删除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烧掉足球运动衫，做所有一切可以做的。这样如果有一天塔利班搜上门，他们不会找到证据。
那时候我非常担心，但是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帮助她们，很难向她们保证任何事情，因为阿富汗处于被封锁的状态。我告诉她们我会尽全力替她们找到离开的办法，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方法会是什么。我不断地告诉她们，一定要坚强，撑下去，不要跟我失去联系，在我联系的时候请一定要回复我。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新京报：塔利班发言人多次强调他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你相信他们吗？
哈莉达·波帕尔：塔利班目前的成分比较混杂，他们只有少数人懂得怎么在媒体前维护塔利班的形象。但是还有很多他们的同盟和军人，他们是在喀布尔街头的大多数，他们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女人的接触也不多。他们或将阻止女性去工作。
塔利班承诺将允许女性上学、工作，但是这些什么时候会开始呢？怎么开始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塔利班人员仍然会长期存在，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学会怎么和女性相处。令人伤心的是，这些被留下的女性或将就此失去很多工作、学习、参与到社会中的机会，再次被困在家中。
波帕尔的足球生涯
“2007年，我们成立了第一个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
波帕尔开始踢足球时，在阿富汗女性仍然不被允许踢足球，但是她对足球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磨灭。随着球队不断成长，2007年她和队员们共同建立了第一个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与此同时，她们也受到了一些男性的攻击。波帕尔为足球队发声，受到了多次公然袭击和死亡威胁，最后在2011年，她下定决心离开了阿富汗。
新京报：2004年你开始足球生涯时，女性仍不被允许踢足球，你是怎么追求梦想的？
哈莉达·波帕尔：小时候，足球是我唯一会的运动，而且那时候我踢的更多是街头足球。其实，在2002年年末、2003年年初的时候我开始踢足球。2004年，我们开始了一项活动，试图让更多的阿富汗女性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女生不可以踢足球”，那时候我们也被一群仍然拥有之前塔利班思维模式的男人攻击。
新京报：2007年，你团结了想踢足球的阿富汗女性，建立阿富汗第一个女足国家队，这个过程有何感受？
哈莉达·波帕尔：我开始踢足球的那段日子一直被攻击，还挺苦的，但是我们知道必须改变那种状况。当我看到我们的足球被刀划破，我不想坐在那哭泣，我想站起来维护我的权利。我告诉我的队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加入我，一起为我们发声，为所有的阿富汗女性发声，我们会为所有无法说话的人发声。足球将为我们赋权，让我们为自己的权利斗争。
我的母亲那时候也加入了我们，她是我们的教练。我们团队也需要一个成年的女性与队员们的父母沟通，他们更加尊重我母亲的意见。所以我们开始了这项运动，让更多的女性参与踢足球。
从这个活动开始，我们这个女足队就开始了不同学校间的足球锦标赛，2007年，我们成立了第一个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
新京报：反对女性踢足球的人大部分是塔利班成员吗？
哈莉达·波帕尔：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么教育的，特别是男性。之前在塔利班的统治下，女性只能待在家里，洗碗、洗衣服、等待最终跟男人结婚，我们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长大，这种思维模式是很难被改变的。
塔利班之前的统治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当年的塔利班殴打女人、杀害女人、杀害其他平民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司空见惯。同时，音乐是被禁止的，看电视也是被禁止的，家里的一台电视可能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那时很多人接触到的，只有塔利班殴打和残忍杀害别人，除此以外他们并不知道世界是另一番怎样的场景。
我们这一代的男性就是这么长大的，这对他们的影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改变。而我们尝试的就是去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我们想告诉大家，世界不仅仅限于那时候的塔利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遇到这么多挑战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没有接触过另一个世界。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之前在阿富汗有人向你扔垃圾，你也收到过死亡威胁。
哈莉达·波帕尔：2011年离开阿富汗前的那段时间，我收到了很多严重的死亡威胁，而且我被袭击了很多次，继续待在我的国家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安全，所以我最终决定离开阿富汗。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庭、我的球队，独自离开。
波帕尔逃离阿富汗
“我必须不断逃离”
波帕尔在下定决心离开阿富汗之后，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只能躲藏着离开阿富汗，为此她不得不在巴基斯坦的地下室辗转居住两个月。此后，在丹麦的庇护所里，她也因为这段经历长期忍受抑郁症的折磨，但是她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
新京报：你在2011年离开了阿富汗，当时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哈莉达·波帕尔：我不得不在地下室躲藏了两个月，因为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在这两个月间，我不停地换地方。我难以留在任何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必须在保持低调的前提下，不断地前进，不断地逃离。最后我成功离开了阿富汗，在丹麦寻求到了庇护所，那时候已经接近2012年了。
新京报：离开阿富汗之后，你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抑郁，10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是什么感受？
哈莉达·波帕尔：这个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为阿富汗女性争取正当权利的决心，我为此奉献了我的时间、精力和我所有的热情。我见证了4个女生开始的小足球队，成长到最后有三四千人参与的大团体，但也见证了这一切是如何在一夜之间付之一炬。
之前那段时间我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心理创伤很严重。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候我远离家人和朋友，在异国他乡承受着这一切，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但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专业的治疗。我没有放弃，我继续努力学习、工作和生活，时刻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
这些心理创伤现在也没有完全治愈，因为我从来没有时间去好好治愈自己，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如此。现在塔利班再次进入了喀布尔，我们的心又再次悬了起来，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新京报：你觉得这些年阿富汗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有哪些进步？
哈莉达·波帕尔：女性可以踢足球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踢足球，也有女性参与政治、教育和社会的其他方方面面，我们有了女歌手、女艺人、女领导人，从女性只能待在家中到在社会上如此活跃，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又将回到原点。
新京报：离开阿富汗后，你为何建立Girl Power组织？
哈莉达·波帕尔：我在丹麦建立了这个组织，我们想通过足球将中东和欧洲的女性团结起来。我们想要鼓励更多的女性，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女性参与进来，其中也包括一些难民。我们的活动范围包括德国、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中东还有阿富汗、土耳其和约旦等。
新京报：你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吗？
哈莉达·波帕尔：我想对每一个读者说，我们应该为所有人类的生命权益站出来。无论是什么宗教或国籍，人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应该为彼此发声，为所有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发声，为妇女发声，为在阿富汗承受灾难的女性发声，为所有没有声音的人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