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环时深度】立陶宛变脸充当反华“炮灰”，背后有多少美国因素？
【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特约记者柳玉鹏马潇】20日，台湾宣布将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并宣称这是“重要外交突破”，遭到我外交部与国台办严正警告。今年3月，立陶宛也宣布将在台北设代表处。2021年是中国与立陶宛建交30周年，但立陶宛近年来却甘愿充当反华“炮灰”，一次又一次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专家分析认为，立陶宛对华态度发生转变其实有迹可循。在中美竞争加剧的环境下，为了调整在西方扮演的角色，立陶宛试图通过对华强硬来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而中俄关系的拉近，也促使一直视俄罗斯为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立陶宛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近乎偏执的选择。
快速变脸与美国因素
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立陶宛曾在数年前多次重申，他们希望与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巨人建立经济合作，甚至称中国为“战略伙伴”。此外，立陶宛对中国正在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非常感兴趣，还积极自荐成为过境中转国。2018年11月上旬，时任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应邀前往中国访问，被认为是国家外交的一个重大成功。中立两国在经贸领域快速发展。在立陶宛，人们对与中国这个经济强国建立友谊感到高兴。
不过，仅仅3个月后，立陶宛对中国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开始把手伸向涉疆、涉台等反华议题。2019年2月，立陶宛国家安全部门发布年度安全威胁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的间谍活动”成为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报告称，“中国的国内政策问题驱动着中国在立陶宛的情报活动”。同年7月，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上任后即称，中国在克莱佩达建设深水港的投资可能损害该国的国家安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中国情报部门正在加强活动”的这种说法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流传已久，但在东欧国家却新鲜得很。今年3月中旬，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的一家法院判处该国海洋学家塔莫·库特斯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报道称，众所周知，在这些最依赖美国的国家，情报部门都是在美国的控制下创建的，本国政府难以掌控。随着中美竞争越来越具有全球化和互不妥协的特点，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不能对此袖手旁观，与美国有任何紧密合作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因此，不能排除某些东欧国家即使在可能给自身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也要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2020年，立陶宛国家安全部门又发布一份新报告，批评中国追求技术优势。该报告出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而中国向立陶宛提供了大量口罩等人道主义援助，但维尔纽斯并不领情。2020年10月，立陶宛举行议会选举，偏保守的祖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人党赢得选举，并与自由运动和自由党组成执政联盟。还没有上任，该执政联盟就放言“将反对任何侵犯人权与民主自由的行为，并将捍卫从白俄罗斯到台湾，全球各地争取自由的人士”。
今年1月，立陶宛以国家安全为由，决定禁止中国企业同方威视向立陶宛机场提供安检设备。同方威视反驳称，上述决定不仅是基于政治动机，还将扭曲安检设备市场的竞争，损害立陶宛纳税人的利益。2月，立陶宛政府降级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仅派交通部长斯库奥迪斯出席。3月，立陶宛宣布计划年底在台湾开设“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涉疆人权决议，其内容还涉及西藏、香港事务，污蔑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要求恢复香港“独立”和西藏的“宗教自由”。两天后，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接连对华示强的同时，有10家立陶宛企业参加了5月18日-20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立陶宛农业部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对于立陶宛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商而言，这个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立陶宛对中国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额达9300万欧元，主要包括小麦、水果、坚果、牛肉及麦芽啤酒等。
俄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专家梅泽维奇表示，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可以用“无视理性”来解释。仅中国上海的GDP就是该国的数倍之多，立陶宛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国际关系理论。但需要明白，立陶宛政府的行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中国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来“惩罚”立陶宛，仅绕过它就足够了，包括不向其提供投资，不与其发展贸易，不将其包括在“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中。未来，它将成为一个无法从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中受益的国家。
来自政治高层的偏执
“中国距离立陶宛足够遥远，将中国列为威胁是十分荒谬的。但是，立陶宛领导人出现了偏执狂，这种距离就显得微不足道。”俄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专家梅日维奇称，立陶宛其实没有真正的外部威胁，但照搬美国外交政策的做法对其安全的内部威胁是巨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作奎也表示，新一届立陶宛政府主要由中右翼政党组成，意识形态偏保守，与前任政府务实的风格相比有所变化，并在包括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方面出现摇摆。
2019年5月，立陶宛举行总统大选，独立候选人、经济学家瑙塞达击败当时的中右翼党派候选人希莫尼特，当选立陶宛新一届总统。2020年10月立陶宛举行国会选举，希莫尼特成为立陶宛新总理。而兰斯伯格斯作为该国第一任总统的孙子，在立陶宛政坛的影响力无人可比。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亲欧美、反中俄。
据外媒报道，瑙塞达与希莫尼特都是经济学家，从年龄上看，瑙塞达比希莫尼特大10岁。瑙塞达出生于1964年，成长于苏联时期。19世纪80年代，瑙塞达毕业于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经济学系。1990年立陶宛独立后，瑙塞达有机会到德国曼海姆大学继续学习。在德国生活和学习的这段经历让他认为，苏联体制已经不适合立陶宛。
学成回国后，瑙塞达进入金融行业，曾担任立陶宛最大银行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常在各大媒体上露脸。2019年总统大选中，瑙塞达强烈支持其前任格里包斯凯特的主张，宣称必须与北约和欧盟保持密切配合，并让美国加强立陶宛的军事力量，以达到威慑俄罗斯的目的，甚至还支持波兰邀请美国在其国内驻军。
而希莫尼特自去年底当选后，便开始了一系列对台湾示好的操作。除了在执政协议中公开表示对台湾“自由奋斗者”的支持以及宣布将在台湾设立代表处外，还在6月份宣布捐赠给台湾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以回报台湾曾捐给立陶宛的10万片口罩。
今年2月，希莫尼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将俄罗斯生产的“卫星V”新冠疫苗称为“俄罗斯用来分化和统治世界的武器”。在为2019年立陶宛总统选举举办的国际政策辩论会中，希莫尼特曾表示，若当选总统，她将增加国防预算。她把俄罗斯比喻成“一个企图破坏所有国际协议的国家”，声称俄罗斯的存在将会危害欧洲安全。但她支持改善立陶宛与波兰的关系。
但对于兰斯伯格斯来说，这些都是他爷爷辈儿玩剩下的。兰斯伯格斯的爷爷老兰斯伯格斯曾是一名音乐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维尔纽斯音乐学院学习，师从苏联音乐学家德瓦里奥纳斯。1988年，美国扶持的“民主”组织“萨尤基斯”成立后，老兰斯伯格斯摇身一变，以大学教授身份成为“萨尤基斯”领导人之一，谋求立陶宛独立。
兰斯伯格斯继承了“亲美反俄”的政治基因，在2020年6月议会选举期间，他写了一篇题为《立陶宛是时候做出抉择了》的文章，批评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并首次明确提出立陶宛要退出“17+1”合作机制。2020年8月，针对捷克参议长访问台湾事件，立陶宛组成了全欧洲人数最多的慰问团以示声援，而其中打头的也是兰斯伯格斯。
受到强烈“不安定感”的困扰
新冠疫情前，《环球时报》记者曾多次到立陶宛采访，接触到的政界与经济界人士，对中国印象都较为正面。2018年，记者曾开车环立陶宛走了一圈，比如特拉凯城堡、十字架山、考纳斯等。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中国游客。当地许多餐馆、纪念品等也用中文招揽生意。当地商务旅游部门的一位主管还特地向记者请教如何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投资。据观察，波罗的海三国中，立陶宛最为保守，拉脱维亚处于中间，爱沙尼亚则较为开放。
在维尔纽斯的华商汪女士上世纪90年代到立陶宛留学，毕业之后选择经商。她对记者说，波罗的海三国对中国印象一直不错，当地人对中国人也较为友善。中餐馆、“中国制造”很受欢迎。这两年立陶宛政府对中国突然“翻脸”，她也觉得很奇怪。该国2019年2月发布的安全报告中，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列为主要安全威胁，还指责中国间谍。她认为，这和中国与俄罗斯走近有关，当然美国因素也很关键。由于历史原因，立陶宛民族有强烈的“不安定感”，在国家安全面前，他们错误地与中国对立。
2017年开始从事中立贸易的维尔纽斯商人奥什拉对记者说，自己大学时曾到上海交流过几个月，后来还多次到中国考察旅游。他在立陶宛出售中国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对于立陶宛单方面攻击中国，他也感到突然，但中国较为宽容。目前，中立贸易以及奥什拉的生意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不排除未来可能会受政治影响。他说，当地民众其实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印象没有媒体描述得那么消极，但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该国主流媒体以及欧美媒体的影响。
“中立关系急剧变冷，与中立关系本身无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立陶宛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两国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破坏性的事件发生。除了中国制裁一位立陶宛的议员外，但这也是欧盟制裁在先，且这名议员对新疆人权进行了攻击。他认为，其背后主要原因是美国，俄罗斯因素为辅，而这都与立陶宛的国家安全有关。
“德国之声”称，立陶宛人喜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前线”，并敢于同俄罗斯及白俄罗斯公开抗争。《今日白俄罗斯报》近日曾发表题为“立陶宛哈巴狗与中国大象”的文章称，中国对维尔纽斯最近大声表态退出“17+1”合作机制的反应是克制的。
在中国看来，这一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经贸合作机制，该项目并没有失去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中国专家甚至在立陶宛决定退出后看到了在该合作机制框架内“减少负资产”的机会，这将使其更具长期可持续性。有白俄罗斯网民称：“这个向中国喷了这么多口水的立陶宛，已经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从它的美国老板桌子上弄到一些残羹剩饭了。”
有媒体称，“17+1”合作机制从一开始就被欧盟视作一个可能分裂欧洲的机制。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作奎认为，立陶宛退出“17+1”有多方面原因：除了美国与俄罗斯因素外，立陶宛在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过程中没有得到它加入之初设想的东西；其次，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有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比如，立陶宛认为它是一个北欧国家，不太接受中东欧国家的定位，但它还是决定加入进去，看看是不是能拿到什么好处；最后，确实有来自欧盟和欧元区国家的压力问题，欧盟尤其是西欧国家曾批评中国-中东欧合作分裂欧盟，因此立陶宛外长宣布退出“17+1”时对欧盟表忠心说，应该在“27+1”，也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框架下开展合作。
但刘作奎强调，立陶宛的退出，绝对不会影响“17+1”整体的合作和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合作机制的一种减负。因为立陶宛这样的国家在组织内不但不怎么干事，反而施加负面影响，还拉帮结派。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其他地区或国际组织，经常有退群的行为，也有各种反复，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组织成员的退出、加入或再加入都是正常的事，不适应的时候可以出去，换个活法，发现退出之后活得还不如在群里，就再加入。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加入或退出是它权利之内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