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印观察|去掉文化滤镜，印度疫情下的火葬还那么“惨烈”吗？
当地时间2021年5月9日，印度首都新德里，当地火葬场在处理新冠肺炎死者遗体。人民视觉资料图
印度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正在逐渐进入尾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由高峰期近50万例降至日前的4~5万例，单日死亡数也由高峰时期的每日4万多例降至日前的1000多例。这次疫情大暴发，其惨烈程度无疑令人瞠目结舌。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疫情实时数据，截至6月25日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3000万，累计死亡39万多人。不论是世卫组织专家，还是普通印度民众的观感，都认为印度疫情的严重程度要远远高于官方提供的数据。印度疫情高峰时期占据各大网站媒体头版的露天火葬场的场景，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一些不同国家的人们带着其自身的文化滤镜来观察极具感官冲击的印度露天火葬场景时，或许会夸大他们心中所认知的印度疫情的“惨烈”程度。个中原因是外国民众对印度丧葬文化的不熟悉，这也是不同文明互相交流、观察时难免会有的一种现象。其实，印度的露天火葬仪式早已存在，不仅是印度民众（以印度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信徒为主）的传统殡葬方式，还在历史上逐渐成为印度民族国家身份的一种体现。然而，在疫情的猛烈冲击下，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印度露天火葬传统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印度教徒的传统露天火葬仪式
关于印度殡葬仪式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吠陀时期（自公元前2000中叶印度-雅利安人分批进入印度到公元前7至6世纪这段时间）。编订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此后数百年间的《梨俱吠陀》中有关于土葬和火葬两种殡葬方式的记载，之后的《阿闼婆吠陀》曾提及弃葬和曝葬。公元7世纪，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之“病死”一节中描述道：“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
在现今印度，不同宗教推崇的殡葬仪式不同。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和佛教教徒主要实行火葬，伊斯兰教的风俗是土葬，拜火教教徒则实行曝葬，即直接让鸟兽啃食尸身。
有数据称，印度火葬率高达75%[1]，也有说84%[2]（包括露天火葬和室内火葬），具体数据难以核实，但火葬在印度极为普及确是事实。尽管在印度大城市，政府出于环保因素要求民众选择室内火葬场火化遗体，但占印度总人口约八成的众多印度教徒，尤其是高种姓群体仍希望在亲人故去后，沿袭传统方式举行露天火葬仪式。虽然印度教本身派别众多，在神明崇拜和祭祀内容上有所区别，但在火葬仪式上有一定的共同点。
通常来说，印度教徒死后，亲人会立即清洁遗体，用裹尸布包好后，将其放在由竹竿、绳子及黄麻垫制成的担架上，并铺满鲜花和罗勒叶等，婆罗门祭司在这一过程中为死者念经，帮助灵魂超度。火葬仪式一般在逝世当天日落前或逝者死后24小时内进行，这一习俗的来源可能与印度气温较高、遗体难以保存有关。担架一般由四名男性亲属抬至火葬场，亲众跟随在后。队伍在快速行进过程中高喊“罗摩，罗摩，是真理！罗摩，罗摩，是真理！”罗摩在印度古代神话中是司守护的毗湿奴大神的化身，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愿死者的魂灵与大神罗摩、与真理同在。路上的行人遇到殡葬队伍时常常会放慢脚步，双手合十。这种偶遇在印度被认为是祥兆。
露天火葬场通常设在河滩上。当遗体运抵后，先用河水净化，方式可以是直接在遗体上泼洒，或将遗体放在河水中蘸一下，接着将其放在用草和木头搭成的方形火葬柴堆上。富人通常选用富含香气和油脂的昂贵檀香木做火葬柴，其他常见的木材也有燃烧性好、价格相对低廉的合欢（babul）、苦楝树（neem）等。在遗体边撒上米粒和芝麻，倒上酥油等易燃物，并覆盖上更多的木柴后，点火仪式就要开始了。点火仪式一般由长子完成，他先手持火把逆时针环绕遗体转三周，之后从逝者头部下方点燃木柴堆，婆罗门祭司同时为死者念经。传统上，在火葬中途长子会用一根长竹竿将遗体头骨敲开，以释放逝者灵魂。一般火化一具遗体需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最后由从事火葬的人（有时候是亲人）收集骨灰并撒入河水中，有条件的家庭会想法设法把亲人的骨灰撒入恒河中。
“最后献祭”：火葬背后的印度教教义
“葬礼”在梵语中意味“最后的献祭”，即将人自身作为最终祭品进献火神。要理解“最后的献祭”对印度教教徒的意义，需要先理解业报轮回说、印度教祭祀传统和火葬在业报轮回说中的角色。
印度教业报轮回说的基本观点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有灵魂，个人即“小我”的灵魂（阿特曼）为“大我”——即宇宙精神、最高主宰“梵”的一部分而永恒不灭。个人灵魂寓居于肉身中，人死后灵魂将离开腐朽的躯体并投入另一个新的躯体中。而人在现世中的一切行为，即业，都会带来一定的后果。业有善恶之分，并且因其程度不同，将在今生或者个人投胎转世后的来世产生相对应的后果，即果报。果报决定着生物的生存情况，例如人的健康、能力、财富、地位等。印度教教义认为，轮回中的一切状况都是痛苦的，人生存的最终目的，在于个人灵魂回归于“梵”，实现“梵我统一”，从而摆脱业报轮回，达到解脱的境界。
为了将“业”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印度教提供了一套关于“洁净”与“污秽”的理论，二者的区别可以理解为人们与“梵”、神性以及解脱境界的接近程度，善业与“洁净”相关，恶业与“不洁”相联。这一理论也是印度教种姓区分的基础。婆罗门主要从事与神相关的祭祀、唱诵《吠陀》经等工作，因此被认为是最洁净的。而屠夫、理发师、皮革匠、收尸者等人因工作涉及杀生、亵渎牛（牛在印度教中被认为是圣物）、接触人畜排泄物等“污秽”内容，被视为最低等的“贱民”。
那祭祀和火葬在这一套业报轮回说里起什么作用呢？
印度教祭祀礼仪繁多且复杂，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净化”和救赎理念相关。例如为人所熟知的恒河沐浴。恒河是印度教圣河，每天清晨或傍晚数以万计的印度教信徒来到恒河沐浴净身，祈求用恒河圣水冲刷“污秽”、“净化”自身，从而获得永久的救赎和解脱。而火葬也与这一理念息息相关。
印度教教义认为现世人生只是寻求自由解脱的一个过渡阶段，身体只是灵魂的临时寄居处，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肉身甚至被视为业的载体，实现解脱的阻碍。通过火葬，火会将已经腐坏、“污秽”的肉身分解，并释放困在肉身中的灵魂。有一种说法是死者生前的业越重，火化所需要的时间也越长。进行火化时和火化结束后，死者家属会遵循一系列仪式，如绕行、诵经、浇恒河水、进献酥油等，目的都是对死者进行净化，释放被困已久的灵魂并引导其转世。
从“野蛮”、“非人道”到国家的象征
这是从宗教层面对印度火葬意义的简要解释。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在印度为何传统露天火葬仍如此盛行，露天火葬场仍无法被配置有气炉、电炉的现代室内火葬设施所取代？个中缘由，要从历史、尤其是英国殖民时期历史中找答案。
19世纪70年代前，印度露天火葬传统在西方眼中是印度“野蛮”、“非人道”的具体表现，不仅技术上不成熟，即遗骨在木材不足时难以燃烧完全、变成骨灰，并在生理和心理上令人反感。1859年，英属印度孟加拉省监狱督察长曾抱怨，位于胡格利（Hooghly）的一座印度教火葬场在焚尸期间飘出浓烟，味道“极为恶心，令人作呕”，导致附近监狱里的犯人数天吃不下饭。
欧洲人对印度火葬仪式的厌恶促使他们将建造室内火葬设施、禁止露天火葬提上日程。但由于印度教徒的反对，他们认为火葬应是一个可视的，家人和祭司可参与的过程；加上印度有限的工业化水平，只能退而求其次，如将印度教露天火葬场从加尔各答、孟买等地的市中心转移到城市边缘。还有官员倡议在火葬场四周筑更高的围墙以将其与公共空间分隔，或在火葬时要求使用足够的木材以保证遗体火化完全。
到19世纪末期，在印度和西方世界，欧洲人对火葬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原因之一是提倡火葬合法化以及建立室内火葬设施的火葬协会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兴起。[3]这一理念的转变，来源于伦敦等大城市土地供应不足，对死亡理解的世俗化，以及建造拥有高温火炉、大烟囱的室内火葬场被视为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向殡葬领域的延伸等因素。而印度因其施行火葬规模大、历史久，反而被西方世界视为推行火葬运动的学习榜样。
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对印度传统露天火葬的批评减少，火葬协会的“印度专家”转而称赞印度火葬仪式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火葬在有效预防、阻止热带传染病中的现实意义。在默许印度露天火葬传统的同时，英殖民者也试图建造火葬炉和推行室内火葬方式，但收效甚微。如19世纪末，在欧洲人建立的加尔各答火葬协会的支持下，一座安装着由巴黎运来的火葬炉的小型室内火葬场落成，但早期这座火葬场每年的火葬人数只有个位数。这种室内火葬形式，到1947年印度独立后才被更世俗化的印度上层阶级所接纳。
在英殖民者推广火葬的同时，更多印度教教徒自发地实施露天火葬仪式。其实，露天火葬最初在印度并不是公认的普遍行为，而是高种姓印度教教徒的特权，低种姓民众大多实行土葬。随着更多低种姓民众开始实行曾经被高种姓“独享”的火葬仪式，并将其视为社会改革策略“梵化”的一个部分（梵化指低种姓者与贱民通过模仿高种姓群体的行为来提升种姓，打破固化的种姓阶层），露天火葬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普及。在孟买，从1873年到1897年，逝者中实行火葬的比例从约30%上升到近48%。[4]
此外，印度露天火葬因其公共、开放性，在历史上曾与政治事件相结合，被赋予隐忍、无私、奉献的政治内涵，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接纳为印度民族国家的象征之一。1920年8月，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逝世后在英殖民当局的许可下公开火化于孟买焦伯蒂海滩（Chowpatty Beach），该地点很快成为纪念反殖民领袖、组织反政府集会的重要场所。
此后，随着甘地、尼赫鲁和其他印度政治领袖逝后的火葬现场音像通过媒体在印度国内外的传播，全世界逐渐意识到露天火葬对印度国家的重要性。最早从20世纪20年代起，露天火葬开始被普遍视为印度教教徒甚至印度国家的象征。火葬不再仅仅仪式，更是一种权利。当印度士兵、政客在国外去世，为他们举行露天火葬，并在媒体上进行宣传和纪念，被视为对印度国家的尊重。此外，坐落于德里亚穆纳河畔（Yamuna）的国王河滩（Raj Ghat），因甘地、尼赫鲁等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在此火化，成为众多印度国内外领导人、群众前来瞻仰的印度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地。
疫情下，数千年的传统正在改变
如今，印度历史悠久、鲜有变革的露天火葬传统，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正发生改变。2020年3月15日，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出于降低接触和防止病毒扩散的考虑发布了《新冠疫情：遗体处理指导手册（Covid-19：Guidance on Dead Body Management）》[5]，指导意见规定，遗体在运输时必须装在密封塑料制遗体袋中，外部可以裹上亲人提供的裹尸布；遗体进行火化时，亲属禁止进行清洁、亲吻、拥抱遗体等接触行为；应保持社交距离，减少遗体运送队伍以及参与火葬仪式的人数。
同时，据媒体报道，由于疫情发展迅猛导致的出行限制等原因，有些处在隔离期中的家庭成员不得不使用社交软件Whatsapp以及其他视频通话软件线上认领遗体及参与殡葬仪式；因火葬需求暴涨，火葬场运转能力有限，亲属需排队数小时甚至数天，无法在24小时内将遗体火化；因婆罗门祭司短缺，火葬场有工作人员甚至被要求暂时接替本应由婆罗门执行的为死者诵经的任务。[6]
印度这波疫情的确非常严重，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然而，由于文化的隔阂，“他者”视角对印度的观察难免会有偏差，无法把握一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全部意义。外部世界对印度的观察观察往往有一种“猎奇”的倾向，却很少去深究看似“奇葩”的行为背后的文化、历史的原因。不独印度如此，这种现象在人类文明交流中也经常发生。但无论哪个层级的国际交往，都不会也不应止步于“猎奇”，而是需要更多破除成见、更富同理心的平等沟通和交流。笔者这篇小文希望能够起到一点这方面的作用。
特约撰稿顾青子（顾青子，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地语专业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