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法德相继对非洲国家“致歉”：为何选在同一天？|京酿馆
法德此举恐怕并非单纯表示歉意，而是旨在“通过实现历史救赎，重新获得在非洲的立足之地”。
文|陶短房
5月27日，德国就“一战”前在非洲纳米比亚犯下的“种族灭绝行为”道歉；同日，法国也就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无可推卸的责任”道歉。
同一天的两个“道歉”
德国的道歉系在首都柏林，由外长马斯作为代表发布的。
马斯的声明首次使用了“种族灭绝罪行”这样严厉的措辞。马斯表示，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将在不久后亲抵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专程就上述历史罪责代表德国向纳米比亚人民道歉。
德国承诺，将在30年内向纳米比亚提供10亿欧元“发展援助”，以“致力于两国下一代人民的福祉”。
而当天到访卢旺达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发表公开演说时，当着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面，承认法国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负有沉重和压倒性的责任”，并承诺法国开发署（AFD）将重返卢旺达参与开发，法国将为此提供3.5亿欧元“发展援助”，支持“从能源到公共卫生，从水电基础设施到交通，从金融服务到技术”的众多开发项目。
作为欧盟的“两支柱”，法德两国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就“历史责任”向两个非洲国家“道歉”、“承认责任”，这背后究竟为了什么？
20世纪初，德国卷入了一场血腥屠杀
德国对纳米比亚的“种族灭绝”发生在20世纪初。
1884年，新兴的德国通过“柏林会议”获得了包括多哥、喀麦隆、卢旺达、坦噶尼噶（今坦桑尼亚大陆部分）、布隆迪、纳米比亚等非洲殖民地。
其中纳米比亚因气候温和、矿产丰富，被德国重点经营，命名为“德属西南非洲”。
德国殖民者在当地横征暴敛，残酷对待土著部落，引发当地赫雷罗和纳玛两大部落分别于1904年和1905年起而反抗。
对此，德国殖民者恼羞成怒。在陆军将领冯·特罗塔指使下，自1904年至1908年，分别杀死了65000-90000赫雷罗人和上万名纳玛人，分别占这两大部落总人口的80%和50%。
整个德国国家机器都卷入了这场血腥屠杀：德国名将、陆军参谋总长冯·施利芬公然宣称“这是一场优秀种族对劣等种族的战争，必须以消灭这两个劣等种族为结束条件”。
冯·特罗塔则下达了臭名昭著的“德属西南非洲边界内所有赫雷罗人都该杀光，不管他们有没有武器、有没有牛”的“十月训令”。
1908年，军事行动结束后，幸免于难的赫雷罗人和纳玛人被赶进沙漠、送上荒岛。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为荒诞性生物实验的试验品——后来曾成为希特勒“精神偶像”的种族主义医生费舍尔，就亲自参与了在鲨鱼岛集中营进行的“白人优越科学实验”。实验内容是把赫雷罗妇女、儿童关押起来，禁止饮食，以检验他们忍耐饥渴的“极限能力”。
更有甚者，他们还把约300块被杀戮者头骨运回德国，继续这种荒诞的“科学实验”，当他们认为实验“达不到预期效果”后，又将其送给博物馆，其中一些在1924年被辗转卖到美国，收藏于纽约自然博物馆。
由于“一战”战败后德国丧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百余年来德国朝野普遍选择回避、淡忘这一血淋淋的历史罪责，而当地人却难以释怀。
曾是纳米比亚第一大部落的赫雷罗人，1900年时占当地人口总数40%以上，如今仅占比8%；自1990年独立以来，纳米比亚不断要求德国归还被杀戮者的头骨和被掠夺的本国文物，并就“种族灭绝”进行国家道歉和赔偿。
2008年，德国发展部长魏克佐雷克-泽尔在“大屠杀百年”纪念活动中首次使用了“种族灭绝”一词，但当时联邦政府内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2017年，两个被屠杀民族在美国对德国提起“追究种族灭绝罪责”的诉讼。
2018年，德国终于在百年之后将遇害者头骨送回故国。2021年，经过多年的“斗争”和交涉，来自德国的官方道歉和对“种族灭绝”的承认终于姗姗来迟。
法国对卢旺达种族灭绝负有“重大责任”
法国在卢旺达犯下的“历史责任”则是“后殖民时代”所发生的。
卢旺达原本并非法国、而是同属法语区的比利时王国的领地。卢旺达独立后，号称“非洲宪兵”的法国染指这里，通过扶植胡图族、打压图西族干预卢旺达内政，攫取自身利益。
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政府和以卡加梅为首的图西族反政府武装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原本已达成和平协议，但这年4月6日，载有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利亚米拉的飞机神秘失事，两位总统双双遇难。
原本就不希望看到和平的胡图族激进分子趁机通过“地下电台”散布谣言，挑动族群暴力，酿成了导致80万人（主要是图西族平民）死亡的大屠杀悲剧。
由于和胡图族政府存在许多利害瓜葛，且深信胡图族人肯定获胜，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及其充当军火掮客的儿子小密特朗对胡图族政府百般袒护、包庇，任由胡图族暴徒杀戮图西族平民，甚至后者逃入驻卢旺达法军地盘也见死不救。
然而，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加梅的图西族武装很快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全国，密特朗父子又匆匆运作，将一众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的胡图族高官悉数运回法国庇护。
法国的“责任”并未到此为止：萨科齐任总统期间，出于对自身在大屠杀责任中的掩饰，以及对卡加梅上台的不满，法国政府不断无端指责卡加梅政府高官“是4·6空难的责任方”，并利用失事飞机法国机组家属和部分流亡法国前胡图族高官发起的诉讼，签发针对卡加梅政府高官的“国际逮捕令”。
2008年11月，在法国“国际逮捕令”作用下，德国逮捕了前来参加国际会议的卢旺达女高官罗斯·卡布耶，并试图将其引渡到法国。这些措施导致卡加梅政府的激烈反应，采取了包括断交（2006年）、关闭法国文化中心在卢旺达机构、驱逐法国办事处、将官方语言从法语改为英语、加入英联邦（卢旺达从未成为过英国殖民地）等在非洲而言前所未有的激烈应对措施。2009年两国虽恢复邦交，但2015年关系再度恶化，法国大使自此缺位六年之久。
2019年，马克龙开始采取措施缓解法卢关系，同年成立由历史学家杜克勒特领导的专家委员会，调查评估法国在大屠杀中的责任。
2021年3月底，该委员会提交报告，称法国负有“沉重而压倒性的责任”，并批评密特朗当时面对胡图族政府“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单向失明”，随后正式发表的报告，确认“法国政府对促成可预见的种族灭绝负有重大责任”。
“最廉价的历史救赎”
然而，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法德此举恐怕并非单纯“道歉”，而是旨在“通过实现历史救赎，重新获得在非洲的立足之地”。
数亿欧元的援助、措辞讲究的“道歉”看似沉重，但和无数血泪、生命以及充满机会和希望的未来相比，实在是“最廉价的历史救赎”。
事实上即便如此，两个欧洲前殖民国家的道歉、补偿也是有保留的。
德国在措辞上十分“大方”，但始终咬定“不得借此索取任何赔偿”的底线，所谓“发展援助”不但分期长达30年，而且故意回避了“赔偿”一词。
法国不仅和德国异曲同工地使用了“发展援助”措辞，甚至在政府正式声明中回避了“种族灭绝”一词，反倒声称“我们法国绝不是种族灭绝的帮凶”。
出于争取经济合作和援助的需要，纳米比亚和卢旺达两国表现得较为大度：纳米比亚政府一方面竭力安抚两个仍愤愤不平的受害部落，另一方面含蓄而有分寸地回应德国声明，称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一贯务实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也一语双关。
时过境迁，如今的纳米比亚、卢旺达，以及众多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在“外援”和海外市场方面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欧洲前“宗主国”想仅凭“最廉价的历史救赎”卸下包袱，重执牛耳，只怕没那么容易。
□陶短房（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