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参考人物|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一个才华横溢的“离群野兽”
参考消息网4月20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6日发表题为《欧元和里根经济学之父罗伯特·蒙代尔逝世，享年88岁》的文章，文章讲述了罗伯特·蒙代尔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对经济学、经济政策的贡献。全文摘编如下：
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4月4日在家中——他和妻子瓦莱丽·纳齐奥斯-蒙代尔修复的一座意大利锡耶纳附近文艺复兴时期宫殿——逝世，享年88岁。他的理论为理解全球金融和现代国际经济的运作打开了大门，而他在经济政策方面打破旧传统的观点则推动了欧元的诞生和被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减税方式得到采用。
“在大蛋糕中分食小份”
1999年，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任教的加拿大人蒙代尔教授因“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分析及其对最优货币区的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进行的，一个汇率稳定、全球资本流动适度的时代——异常清醒，远远超前其时代。
诺贝尔奖委员会当时写道：“就预测国际货币安排和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而言，蒙代尔以不寻常的——几乎是预言性的——准确性选择了他的问题。”
蒙代尔教授被认为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创建者之一。该模型创造了一种超越对独立的各国经济进行研究的简洁方式，从而为该领域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20世纪60年代初与蒙代尔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马库斯·弗莱明差不多同时提出了类似想法。）
曾任以色列银行行长的雅各布·弗伦克尔在一本有关蒙代尔教授之理论的著作的题词中写道：“你创造了现代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所知道的一切均拜你所赐。”
但是，蒙代尔教授在学术界之外的声誉更多地来自另外两个观点。他以“欧元之父”闻名，因为其研究鼓励许多欧洲国家放弃本国货币、加入一个更大的货币联盟。他还为降低针对富人的最高税率提供了知识基础。富人的拥护者团结在供给学派经济学旗帜下，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赢得了许多右倾政界人士和决策者的支持，同时招致较倾向于进步主义的经济学家鄙视。这些经济学家对认为给富人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蒙代尔教授在2006年接受美国经济学会采访时说：“供给学派经济学的论点是，急遽累进税率使可供分配的蛋糕变小了。与在一个小蛋糕中分得较大一份相比，在一个较大蛋糕中分食较小一份，可能会让穷人过得较好一些。”
为鼓励经济增长，他主张将最高税率维持在25%以下。他在1986年接受采访时说：“必须为企业家群体提供刺激和奖励。”
“我走了我自己的路”
上世纪70年代，人们以传道般的狂热宣传其观点，尤其是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华尔街日报》社论主笔祖德·万尼斯基，前者以假设降低税率将使政府收入增加的“拉弗曲线”为人所知。
蒙代尔教授的观点之所以日益为人接纳，原因之一是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处于守势，难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经济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这种出人意料的状况。蒙代尔教授认为，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低税率和宽松财政政策应被用来刺激经济增长，高利率和紧缩货币政策则是遏制通胀的适当工具。
这种做法——人们至今仍在争论其结果——上世纪80年代得到罗纳德·里根总统支持。里根采取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举措，大幅降低税率，支持以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胀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蒙代尔教授经常与同行业巨人论战，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但他也渴望得到认可，对诺贝尔奖带来的声望——和100万美元奖金——表示欢迎。
在诺贝尔奖晚宴上，身穿燕尾服、打着白领结、由纳齐奥斯-蒙代尔夫人和他们两岁的儿子尼古拉斯陪同的蒙代尔教授在演讲结束时引用弗兰克·西纳特拉代表作中的一句歌词，让来宾既惊奇又高兴。他宣称：“我走了我自己的路。”
“对粗犷个性的崇拜”
罗伯特·亚历山大·蒙代尔1932年10月24日出生于安大略省金斯顿。在他生命中的前13年，他住在一个农场里，与其他十几个学生一起上学，而这所学校只有一个房间。蒙代尔教授曾回忆，他父亲威廉·坎贝尔·蒙代尔是一名军官；他母亲莉拉·特雷莎·（汉密尔顿）·蒙代尔是一名活泼的女继承人，因为负担不起补缴税，不得不放弃了家族城堡。
当他父亲在二战结束后从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退伍后，蒙代尔一家搬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罗伯特（在整个经济学界被称为鲍勃）发现了一种他所谓的“对粗犷个性的崇拜”，这帮助他形成了放任自由的经济观点。
但是，尽管远离国家和世界的权力中心，加拿大西部人还是逃不掉战后时代经济动荡的影响。虽然美国在短暂衰退后欣欣向荣，欧洲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赖美国的投资和材料进行重建，从而积累起巨额对美贸易逆差。1949年，希望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竞争力的英国让英镑兑美元贬值30%，导致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
身为英联邦一员、但在贸易上依赖于南方这个庞大邻国的加拿大左右为难，也让货币贬值了，但幅度较小。一年后，加拿大政府间接承认这样做错了，允许加元浮动。这使该国处于与当时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不同的境地；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大多数货币对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已在数学方面展露出天赋的高中毕业班学生鲍勃·蒙代尔对这一切感到困惑。
他在1998年回忆说：“我问我的高中老师，贬值意味着什么，他给我的解释是如此扭曲和毫无希望，从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而报纸上的讨论也是如此混乱。”
蒙代尔先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和斯拉夫语，后来获得了华盛顿大学的奖学金。为了能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经济学家一起继续深造，他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只上了三门课程，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期间完成了论文撰写。
1956年，他回到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当时，米尔顿·弗里德曼掌控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自由市场为导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截然不同。但两所大学当时均为国内经济模型所主导——鉴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及其相对孤立于外部力量的地位，这不足为奇。
相比之下，蒙代尔专注于某个依赖于贸易、易受国际货币体系变化之影响、并因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和政治冲突而左右为难的开放经济——例如加拿大经济——的问题。
“滑铁卢遇到了拿破仑”
凭借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发表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文，蒙代尔确立了在行业内的显赫声誉。当时，他同时担任各种学术职务，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他构建有助于将全球金融市场与货物和服务贸易相融合的模型，证明在浮动汇率和投资资本具有完全跨界流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影响经济产出，而财政政策基本上无能为力。他发现，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恰恰相反。
不久后，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概念，认为覆盖一个资本和劳动力具有相对流动性的广泛地区——例如美国，但在适当情况下，也包括欧洲——的固定汇率优于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浮动汇率。
事实上，他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国开始积累起消耗其支持美元的黄金储备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这一制度开始摇摇欲坠——值得通过调整美元对黄金的价值加以保留。他后来回忆说：“重要问题是，如何防止国际货币体系垮掉。”
这使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了对立面。1966年，蒙代尔重返芝加哥大学，加入该校经济学系。弗里德曼主张允许货币浮动、以对市场力量作出回应。
在那场争论中，弗里德曼占了上风；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放弃金本位，最终允许美元与其他货币自由交易。
但此前，确信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迫在眉睫的蒙代尔教授1969年决定花两万美元买下一座巨大但摇摇欲坠的意大利宫殿，作为防范他预期中将要出现的全球通胀的手段。
他于1971年离开芝加哥，返回加拿大（他终生是加拿大公民），在当时默默无闻的滑铁卢大学任职。芝加哥大学一位经济学家说：“终于，滑铁卢遇到了它的拿破仑。”
“最机智雄辩的人物”
蒙代尔1974年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部分时间，他很大程度上不受经济领域同行关注。有一阵子，他白发垂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的宫殿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温和地嘲笑蒙代尔住在一座“摇摇欲坠、不适合居住的别墅”里，组织一些“在常规学术会议圈子之外”的古怪会议。
但在获得诺贝尔奖前后那几年，蒙代尔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已安定下来。1957年与芭芭拉·谢夫的首次婚姻于1972年以离婚告终。他与瓦莱丽·纳齐奥斯——他从1984年开始与她同居——的儿子1997年出生，不久后，他们结婚。
随着众多学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全球机构担任要职，随着欧洲像他长期以来倡导的那样采用单一货币，蒙代尔教授重新在同侪中赢得了声望。他把大部分诺贝尔奖奖金用于修复他的宫殿。
在职业生涯快要结束时，蒙代尔教授仍然骄傲而好斗。目前为一个有关经济和政治的独立专栏撰稿的前《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戴维·沃什说，他是“经济学领域中最生机勃勃、最机智雄辩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离群野兽——一个才华横溢的离群野兽”。
责任编辑：刘德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