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稿|日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新冠疫苗“一剂难求”困境的
在东京刚结束加班的酒井先生，打开手机发现有母亲的3个未接来电和一通语音留言：“好不容易收到疫苗接种券了，打电话怎么也预约不到，怎么办。”
近来，日本第四波疫情来势汹汹，酒井每天提心吊胆地穿梭于东京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同时很担心在家乡名古屋独居的73岁母亲。听到电话留言后，酒井立即回拨过去，得知母亲因为预约不上新冠疫苗接种非常着急。
“母亲23日收到含有疫苗接种券的信件，当天去市役所想预约接种，发现有上百人在排队，转而回家打电话预约，两天内打了几十个电话也没打通，才向我求助。”酒井苦笑着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之前日本有很多人担心安全问题抗拒接种新冠疫苗，而现在疫苗却一剂难求。
酒井让母亲把疫苗接种券和相关说明书拍照发给他，尽管已经是24日的午夜，他还是打开电脑一遍又一遍刷新名古屋疫苗接种预约的网站，在经历多次页面崩溃之后他决定第二天再试，但次日发现网站挂出通知：5月12日至6月30日的第一批集体接种预约已无剩余名额。
名古屋为65岁以上老人派送的新冠疫苗接种券和相关说明。受访者供图
自4月中旬开始，日本启动面向65岁以上老年人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对象范围覆盖约3600万人。各个地方自治体向当地符合接种条件的居民派发接种券，老人可凭接种券编号通过电话或网络预约接种时间和地点。
由于日本现阶段的疫苗供应量有限，日本多地出现预约电话爆满、在线预约页面加载困难的情况，还有一些老人难以理解疫苗接种相关的繁复信息，像酒井母亲这样求助子女的案例不在少数，社交媒体上怨声载道，有一名日本网友声称：“帮母亲打了189次疫苗预约电话，没有一次打通”。
尽管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开启，但日本眼下还有大量医护人员没有接种。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从2月17日开始，以日本全国480万医务工作者为对象的首批疫苗接种工作就已展开，然而，到了4月23日也仅18%的医务工作者完成两剂接种。
对此，日本疫苗协会理事、长崎大学医院教授森内浩幸直言自己不赞同日本当下的疫苗接种计划，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尽管医务工作者数量庞大，但至少应该让所有一线医务人员完成2剂接种之后再为老年人接种。”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的新冠疫苗数据追踪网站Our World in Data，截至4月25日，日本全国逾1.2亿人口中仅1.25%接种了至少1剂疫苗，这不仅在G7国家中垫底，且落后于其邻国中、韩、俄，速度最快的以色列，接种率已超62%。
虽然日本已与海外公司签订了总量逾亿人份的疫苗合同，但由于疫苗供应速度有限，“缺苗”依然是日本当前面临的难题之一。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已不到3个月，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陆续入境日本，这将考验菅内阁的危机管理。
阴影下谨慎起步
2021年2月17日，东京医疗中心院长新木一弘在媒体的镜头下接种了一剂辉瑞疫苗，这正是日本国内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的第一针。当天，日本正式启动疫苗接种计划，医护人员为首批优先接种人群。与此同时，中、美、俄以及欧洲多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已进行了1至2个月。
日本厚生劳动省去年12月开始对辉瑞疫苗进行评估，直到今年2月14日才以“特例批准”的方式允许该疫苗投入使用。即使简化了审查程序，日本国内疫苗部署速度仍然受到外界质疑。
被日本首相菅义伟委任负责疫苗接种工作的日本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4月26日在朝日电视台节目中解释道，由于辉瑞疫苗最初的临床试验并未在日本展开，为确定安全性和有效性，日本政府决定在国内对辉瑞疫苗单独进行临床试验，因而花费了很多时间。
然而，用时间成本为疫苗安全性加一道“保险”并没有让日本民众对疫苗多一份信任。英国民调机构益索普今年1月针对疫苗接种意愿在15个国家开展民调，结果显示日本的接种意愿最低，仅17%的受访者表示“肯定会接种”，超六成日本人担心疫苗有副作用，
“接种疫苗会导致基因变异吗？”“打疫苗之后会影响生育能力吗？”在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工作的日本籍医生山田悠史告诉澎湃新闻，他在社交媒体上收到许多日本网友提出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了给更多人科普新冠疫苗的常识，他和十几名日本籍医生在社交媒体Line上创建了一个社区，通过一只名为“Corowa君”的柴犬医生形象，为日本民众解答关于疫苗的问题，2个多月来已有数千人前来咨询。
近日，Corowa君的解答内容被日本一家出版社汇编成了手册，河野太郎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也读了这本手册。
长久以来，疫苗安全牵动着日本民众的敏感神经。山田悠史指出，日本人对疫苗的不信任感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几年前宫颈癌疫苗曾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风波。
时间回溯到2010年11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宫颈癌疫苗列入国家免疫接种计划，为接种疫苗提供公费补贴，之后许多女孩接种后却出现晕厥、全身慢性疼痛等症状，多地受害者要求追究制药厂以及日本政府的责任，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在未确保疫苗安全性的情况下便批准并推荐该疫苗。
据共同社报道，2016年7月，日本63名女性原告以接种宫颈癌疫苗出现副作用影响生活为由，起诉日本政府和相关制药厂，要求赔偿。日本厚劳省认为疫苗与副作用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但同意为受害者提供相应援助。
事实上，在宫颈癌疫苗风波之前，日本从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出现过一系列与疫苗副作用相关的诉讼，例如有人在接种百白破三联疫苗（DPT）后患脑膜炎，而这一些偶发事件在媒体报道下影响被扩大，导致日本民众不断加深对疫苗的不信任感。
“日本有一种说法——‘安全是免费的’。”酒井说，对疫苗的抗拒可能与固有观念有关。“举个或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在日本，很少有人会买那种不返还投保钱款的消费型生命保险，因为大家无法接受无事发生却还要花钱。接种疫苗也是一样的道理，尽管多数人可以接受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但无法接受为了预防疾病而受到伤害。”
酒井坦言，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愿意接种疫苗，日本疫情还没有严重到不可控的程度，“不过，从集体利益出发，为了安全举办奥运，我们有社会责任接种疫苗。”
开局手忙脚乱
今年1月，日本各地方就已经开始为疫苗部署做准备。田村在日本首都圈某市的市役所负责疫苗接种安排工作，他在4月25日告诉澎湃新闻，从2月开始，因为人手紧缺，他没有完整休息过一天，“一边喊着‘不行’，一边坚持。”
谈及疫苗接种安排工作的困难和挑战，田村说，“几乎每一天都有突发情况，手忙脚乱。例如上周安排另一个市的合同制医护人员在本市接种疫苗时，到现场后被临时告知他们无法使用本市的疫苗份额。前期大量的协调工作都白费了，令人沮丧。”
田村将每日工作见闻发在推特上，上个月他发现个人账号意外获得了河野太郎的关注。“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目标，就是让疫苗快速覆盖，尽快让每个人都获得接种。”田村说道。
田村拍摄了从首都圈医疗机构运抵接种场所的一盒新冠疫苗。受访者供图
疫苗份额不足是否与日本在疫苗采购方面出手慢有关？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政府很早就开始采购新冠疫苗，去年12月便先后与美国莫德纳公司和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签订了5000万剂（约2500万人份）和1.2亿剂（约6000万人份）的新冠疫苗合同。今年1月，美国辉瑞公司也同意年内向日本提供1.44亿剂（约7200万人份）疫苗，随后日本又提出加购5000万剂。
这也意味着日本已确保约1.8亿人份的新冠疫苗，远超其人口总量。数亿剂疫苗订单收入囊中之后，厚生劳动省2月制定了疫苗安全运输指南，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并要求各部门严格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疫苗被截获等意外。
然而，海外疫苗未能按原计划如数到货，同时日本的接种准备工作也没有到位。截至目前，仅辉瑞疫苗在日本国内通过审批，其他两种还在日本国内进行临床试验，故实际上当下可用的疫苗量并没有那么多。
与此同时，据《朝日新闻》报道，在正式开启疫苗接种的前一周，日本厚生劳动省发现，国内注射器并不完全适用于抽取装在玻璃瓶内的辉瑞疫苗。按照辉瑞的剂量设计，每瓶疫苗可注射6次，前提是使用特殊的注射器，而日本的大部分注射器在注射后针筒前端会残留大量无法注入的药液。
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紧急采购特殊针头和注射器，但前期只得以1瓶5剂的标准进行疫苗注射。河野太郎4月16日表示，日本从5月10日才将开始全面使用1瓶6次的特殊注射器。
疫苗剂量“浪费”不只是在注射器使用上，储存失误也造成数百瓶疫苗失效。据《东京新闻》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3月1日发布消息说，由于一家医疗机构未提前确认周末两天冷冻设备的温度，导致设备温度异常上升，172瓶辉瑞疫苗因此失效。一个月后，又一家医疗机构因冷冻设备故障导致3瓶疫苗失效。
“地方政府对这种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工作没有经验，每一步都是尝试。”田村坦言，更多难题可能还在后面。
统筹协调不足
随着疫苗接种券开始向65岁以上老年人发放，田村分身乏术，“4月下旬，市役所每天都有很多老年人上门预约接种疫苗，电话更是从早响到晚，他们既对疫苗抱有很多疑问，又害怕失去接种的机会。而令人不安的是，还有大量医护人员尚在等待接种”
按照厚生劳动省1月发布的疫苗接种计划，2月至3月优先为医务工作者接种完毕之后，4月开始为65岁以上老人接种，6月中旬再为那些有基础疾病的65岁以下人群接种。事实上，日本当下的疫苗接种进度大幅落后于计划。
据NHK报道，截至4月23日，日本480万医护人员中仅1/3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不到两成完成2剂接种。河野太郎对此表示，由于全日本医务工作者的实际人数比预先统计的更多，而且辉瑞疫苗的供应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未能按计划推进工作，医务工作者眼下将与老年人同时接种。
“医生因没有接种疫苗而感染新冠的话，老年人的接种工作也将无法顺利推进。”一名地方官员向《日本时报》表示，由于对中央政府的计划感到困惑，医疗系统内不断传出不满的声音。
森内浩幸指出，在医生护士尚未全部接种疫苗的情况下，近期日本疫情升温，一旦医护人员在诊疗中感染新冠，不仅会造成人手紧张，还可能引发医疗设施内的集体感染。不过他表示，疫苗接种进度过缓主要还是因为供应跟不上。另外，在日本只有医生和在医生监督下的护士才能为他人接种疫苗，因而人手非常短缺，而美英等国的要求并没有如此严格。
为了保障地方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营，大阪、北海道、广岛等多地政府自行决定将分配给老年人的一部分疫苗先提供给医护人员，再次引发争议。
在4月12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疫苗分配问题时，河野太郎表示，假使有老人取消疫苗预约，多出来的份额，“不论年龄长幼、来自哪里，任何人只要在现场都可以接种，完全没有限制。”时事通信社报道称，有地方市政官员对河野太郎的上述言论提出质疑，认为此举可能造成管理混乱。
3个月前，河野太郎被菅义伟委以重任，负责整体协调新冠疫苗的采购、分配和接种工作，民间对他期待满满。《日本经济新闻》2月初针对下任首相的合适人选进行民调，结果显示河野太郎的支持率最高。
负责疫苗部署是展示河野太郎展现行动力和领导力的绝佳机会，也将可能成为其竞争自民党总裁的筹码。但目前为止，他的表现并不如人所愿，从疫苗供应到分配，河野要处理的问题接连不断。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新生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河野太郎民间人气高，主要是因为他擅于揣摩和迎合选民，但就实际能力而言，他很难胜任首相一职。
日本共同社4月12日公布的民调显示，60%的日本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政府的疫苗接种工作，满意的只有37%。
在森内浩幸看来，疫苗部署工作涉及多部门的配合，河野太郎负责整体协调工作，但现状依然是部门间缺乏协调、各自为政，领导之间沟通不畅，混乱局面由此产生。
面对疫苗接种困境，菅义伟在访美期间与辉瑞公司总裁通话，要求追加供应疫苗，回国后又立即就疫苗部署召开会议，宣布在东京新设疫苗大规模接种中心，派遣自卫队医疗官援助，将展开由国家主导的疫苗接种工作。
菅义伟4月2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承诺，7月底之前完成老年人的疫苗接种，而这项艰巨任务又再次落到河野太郎身上。据共同社报道，在4月28日的众院内阁委员会上，在野党议员发问：“7月完成老年人接种的根据在哪里？”对此，河野避而不谈，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
仙台白百合女子大学的日本政治专家塞巴斯蒂安·马斯洛对美国《财富》杂志表示，政府内复杂的官僚政治可能让日本疫苗部署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国产疫苗缺席
日本何时可实现全民接种新冠疫苗？当这个问题被抛向山田悠史和森内浩幸，他们都认为前景不明。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美药企可否按计划供应足量的疫苗，而没有国产疫苗已让日本处于被动地位。”山田悠史说道。
目前日本共有5家本土企业正在进行新冠疫苗研发，其中4家正在推进临床试验，其中进度最快的是大阪初创生物公司AnGes，今年3月完成了新冠DNA疫苗的2期临床试验，预计今年夏天完成三期试验。
AnGes一度被日媒称为“日本疫苗先锋”，去年4月该公司与大阪府政府签订协议，推进疫苗开发，当时制定的目标是今年春季至秋季期间实现量产，眼下这一目标已无望实现。近日，AnGes创始人、大阪大学教授森下龙一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三期试验还在计划中，最大的困难是在海外寻找试验地点。
“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接种疫苗，只能在还没开启疫苗接种或疫苗供应不足的国家进行，要找到合适的试验地很难，东南亚国家可能是备选之一。”森下龙一说，按照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要求，需要30万人参与三期临床试验，而日本国内感染者太少，无法进行试验。
森内浩幸指出，在日本进行临床试验向来是困难的，这也许是因为日本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已经发展完善，即使是经济上并不富裕的民众也有机会获得最好的治疗，由此人们不愿意被当作试验品。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年初曾表示，假使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有难度，可以考虑是否采用国际认可的、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检验和批准新冠疫苗，但是在经过评估等手续后，疫苗可能来不及在新冠疫情期间得以运用。
“医疗发达的日本，为什么国产疫苗迟到了？”《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以此为题分析认为，资金投入不足是日本疫苗研发滞后的原因之一。2020年5月，日本政府为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制定的补正预算约2000亿日元（约合18.5亿美元）。相比之下，同一时间美国政府提出一项名为“曲速行动”的攻关计划加速新冠疫苗、药物研发以及检测，拨款180亿美元支持疫苗研发。
森下龙一认为，日本政府实际上已经为企业提供了超出往常的补贴，“然而，日本开发疫苗是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欧美的疫苗开发是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倘若在得不到长期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疫苗研发和生产，那遇到紧急情况就很难迅速应对。”
回顾10年前的H1N1流感，当时日本厚生劳动省拨款1000亿日元，支持国内3家企业建设流感疫苗生产工厂。据《朝日新闻》报道，疫情平息后，疫苗生产停止，但相关设备维护每年耗资上亿日元，全部由企业自掏腰包。2014年，有民营企业向日本医药品和医疗及其综合机构申请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开发流感疫苗，不过，由于迟迟得不到批准，该企业于2017年撤回了申请。
日本疫苗学会理事长冈田贤治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的疫苗管理只不过是厚生劳动省管辖下的一项卫生政策，但这次的新冠疫苗开发需要通过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应是国家危机管理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