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索观欧亚|极端分子、乌克兰总统府前的骚乱与“迈丹”神话
2021年3月20日，1000多人聚集在乌克兰基辅市的总统府门前广场上，举行针对泽连斯基政府和内政部的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他们是近期被判入狱服刑的乌克兰右翼激进人士谢尔盖·斯特尔年科（СергійСтерненко）的支持者，而当天正是斯特尔年科的生日。一些抗议人士穿着象征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右区”旗帜的红黑色符号标志的服饰，高呼：“泽伦斯基，不要沉默”，“正义，对斯特尔年科”，“正义，对所有人”等口号。
尽管乌克兰政府派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人员进行全程严密监控，但部分示威者向执法人员投掷爆竹和烟花，并向总统办公大楼前门和墙壁喷洒红漆，打碎了几扇前门玻璃，还试图放火烧毁总统府建筑物上的“乌克兰总统”标志，局面一度混乱。示威人士表示，他们不仅要求总检察长伊琳娜·韦尼迪科娃批准将斯特尔年科和另一位激进人士安德里·安东年科无罪释放，还要求泽连斯基解雇内政部长阿森·阿瓦科夫。这是在一个月内因斯特尔年科被判入狱导致的第二次示威和暴力骚动，上一次骚乱是2月23日斯特尔年科受审当天，有上千人在总统府外聚集，最终有17人在与执法人员爆发肢体冲突后被刑事拘留。乌克兰总统府门前接连遭遇群体暴力骚乱，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抗议示威者围堵和冲击乌克兰总统府大楼
借极端和暴力上位的谢尔盖·斯特尔年科
谢尔盖·斯特尔年科是一名乌克兰青年公众人物，激进的民族主义人士，也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投机主义者。他的成名生涯起源于2013年底爆发的针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广场革命”街头运动，这名来自敖德萨地区的普通18岁青年，依靠在基辅街头参与一系列与防暴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将自己顺利包装为“街头霸王”和“民族革命家”，被当年同样希望借助混乱迅速扩大势力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运动集团“右区”所吸纳。
“右区”运动几乎整合了在2014年之前很难浮上社会前台的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小股势力，包括乌克兰国民大会-乌克兰人民自卫、跨喀尔巴阡军事爱国委员会、白锤、黑色委员会、释放政治犯委员会、乌克兰爱国者等组织，是整场“广场革命”街头政治运动中的激进力量核心，发动或参与了在基辅爆发的绝大多数对政府机构和安全执法人员的袭击，大量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对公共设施与财产的焚烧、打砸、恶意损毁行动都与他们有关联。该集团主体于2014年3月22日转型成为乌境内合法政党“右区”，斯特尔年科因此轻易取得了“右区”的敖德萨地区分支领导一角，摇身一变成为政党青年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与“右区”一道遵循着投机逻辑，借乌克兰危机之势步入公众视线而声名显赫，成为了敖德萨地区“反对亲俄罗斯运动的斗士”。
官司缠身，终于锒铛入狱
一方面，斯特尔年科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民粹主义者，以超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系列批判当前政府与政商界精英的激进言论博取部分乌克兰人的好感，将自己标榜为非政治化的、廉洁的“人民代表”。另一方面，斯特尔年科也是一位崇尚暴力的激进分子，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在此之前的多年间，他与包括谋杀、煽动暴力、非法持有枪支、贩毒、有组织犯罪、绑架和滥用私刑等多重犯罪指控有关。
首先，他被指控对2014年5月2日发生在敖德萨的暴力惨案负责。这场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俄激进团体之间的街头暴乱最终导致40多人丧生，斯特尔年科是当时右翼民族主义派的领导人，其领导的“右区”是这场冲突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其次，他被指控参与贩毒。梅德韦楚克等亲俄政客曾公开指出他在2014年授意敖德萨的黑帮成员们通过贩毒所得在经济上协助“右区”增强社会影响力。最后，斯特尔年科被指控策划和参与大规模暴动。即2017年秋天在敖德萨城市花园的社会群体性斗殴事件，因造成多名执法人员受伤，斯特尔年科和另外两名激进分子遭到拘留。时任敖德萨州长马克西姆·斯捷潘诺夫（现任卫生部部长）为他缴纳了60万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14万元）的保释金，针对他的指控最终被重新归类为流氓行为。
尽管斯特尔年科得以从一系列案件的司法审查纠纷中顺利脱身，但其激进偏执的行为和不透明的政治背景也随之浮出水面，针对这一人物的争议和由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逐步加剧。2018年5月24日，斯特尔年科以“自卫”为由刺杀了乌克兰前伞兵伊万·库兹涅佐夫，该命案终于将其推上了风口浪尖，使这名极右翼运动领导者陷入谋杀诉讼危机。尽管因“袭击者”库兹涅佐夫死亡，另一名随行者伊赛库尔受伤后逃亡俄罗斯，只有单方面口供导致证据不足，乌司法机构无法就此追究其责任，但在2021年2月，斯特尔年科却因另一项来自检察院的指控——“绑架和折磨亲俄的罗迪娜党的敖德萨激进分子谢尔盖·谢尔比希”被定罪，人证俱全，锒铛入狱，随即引发了一系列骚乱事件。
由此可见，斯特尔年科虽然将自己的人设树立为没有政治抱负，敢于质疑权力和权威的“迈丹”（2014年的街头政治运动被称为“迈丹革命”）斗士，纯粹廉洁的“人民”一员，但其几次成功“渡劫”，甚至部分诉讼案件不了了之，都凸显出这名公众人物并非其表面展现的那么简单。同时，许多有影响力的政商界人士对其嗤之以鼻，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总统府前副主任安德烈·波特诺夫、亲俄寡头梅德韦楚克等人都对其发起公开声讨和批评，现执政党“人民公仆”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亚历山大·杜宾斯基在其视频博客直言：“斯特尔年科涉嫌谋杀受审是朝着乌克兰秩序恢复迈出的一步”，斯特尔年科在乌克兰精英圈树敌颇多，此前他不断声称自己遭生命威胁，许多人试图夺其性命。
斯特尔年科事件背后乌克兰的现实
斯特尔年科案件及其引发骚乱事件，折射出当前乌克兰政坛和社会中的一系列现实。
第一，泽连斯基政府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对斯特尔年科案有自己的算盘。首先，泽政府有借此举彰显其强化司法改革效果，塑造新人新气象的重要成果之意。泽连斯基上任后，为兑现其选举时期对国内民众和美欧的司法改革承诺，将年轻的法学女博士，年仅41岁的哈尔科夫大学民法系负责人伊琳娜（Irina Venediktova）任命为乌克兰的总检察长。伊琳娜于2018年秋天（即在泽连斯基宣布竞选意向的几个月之前）加入其团队并担任法律顾问，是“人民公仆”党参加公开竞选活动的关键人物之一，在法律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都担任过发言人。
泽连斯基执政后为打造新政府的清流新象，责成伊琳娜优先处理针对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主要投诉之一，即对前总统波罗申科时期一系列缺乏进展的案件进行追诉调查，以刨根究底之势兑现其“春天来了，我们将播种”的反腐与革新口号。在此背景下，斯特尔年科的好运到头了。对于饱受争议且无果而终的库兹涅佐夫遇刺案，2020年6月伊琳娜领导的新检察机构将斯特尔年科禁足管制并展开进一步调查，最终在今年2月，以上文所述的、在2015年发生的“谢尔盖·谢尔比希案”对其定罪收押，撬动了前波罗申科当局司法机构刻意掩盖“敖德萨刽子手”黑箱丑闻，借此进一步提升当前司法改革努力的公信力。
其次，乌克兰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复苏，不仅有“广场革命”示威者组成的亚速营和顿巴斯营等极右翼民兵组织在乌克兰东部冲突中犯下诸多起反人类罪行，还有多个借助该运动异军突起的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在近年制造的罗姆人营地惨案和反犹暴力事件。凡此种种使当年这场曾被美国和欧洲国家积极评价的街头政治运动蒙上了阴影，也为乌克兰融入欧盟和北约制造了阻碍。尽管目前乌国内极右翼势力的人数不多且规模不大，但其极端行为和意识形态倾向已成为美欧政界和主流舆论难以忽视的潜在危险，此次斯特尔年科入狱，也算是乌政府在此问题上向美欧缴纳了一份投名状。
斯特尔年科案件引发的骚乱凸显了乌克兰民粹主义氛围。斯特尔年科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号召力和青年领袖魅力的民粹运动者，更重要的是他所具有的“迈丹”政治象征符号，他在许多青年人心中是敖德萨地区在2014年广场革命中最杰出代表之一，使其具有了民粹号召力和感染力。他的许多支持者并非出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抗议，而是将对他的审判与乌克兰2014年前执法系统、政府权威和腐败的复活进行类比，而后者是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政府最主要指摘。正因此，许多参加过2014年街头政治运动的年轻人将斯特尔年科视为某种自身的投影，其支持者包括许多媒体自由撰稿人、参与顿巴斯冲突的退伍军人、当年的记者和学生群体。他们将针对斯特尔年科的诉讼与审判视作2014年之前的压迫机器与“从广场革命中诞生的新乌克兰”之间的战斗，将其假想为乌克兰新生代与企图复辟的腐朽力量之间的较量。
这表明当代乌克兰的民粹主义现象及其根源绝非一个简单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民族民粹主义一直存在于乌克兰政治精英集团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推动了包括千禧后初期“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广场革命”在内的每一次大型街头政治运动。可以说，当代乌克兰政治从未真正向精英主义偏转，不变的是乌克兰政治家从来都是将“人民”作为自我粉饰和辩护的关键依据，变化的只是不同品牌的民粹主义者口中的“人民”含义。“腐败精英”和“纯洁人民”的二元叙事依旧在乌克兰公共领域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是一种颇具煽动性且廉价的政治消费品。
第三，2014年的“广场革命”被逐渐伪装和修饰为神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基辅广场的街头政治运动被一些政客巧妙地运用特别的话术和叙事进行美化包装，将其神话化、神格化、纯洁化，就像神话被视为乌克兰民族过去共同记忆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广场革命”（即“迈丹”）在当今乌克兰国家整合模式中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关键作用，甚至成为了2014年之后乌克兰所遵循的国家发展和转型道路的基础之一，成为了不容否定、不容玷污的政治界碑。任何政界精英希望获得认同，都要率先对这场“革命”进行肯定，并对那些威胁“革命”成果的对手进行反驳。因此，“广场革命”已经成为某种象征，为政客们随时发动民粹主义风暴，打击政治对手和当局提供了极佳的引力场。
总体来说，虽然目前泽连斯基所属的执政党“人民公仆”在最高拉达一党居优，很难有对手能够撼动其多数党地位，但其当年也是借助了乌国内丰富的民粹主义土壤和社会环境夺下头牌，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2014年“广场革命”带来的分裂与后遗症没有消亡，反建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尚存。
（王思羽，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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